全球综合安全

第一节　全球综合安全

全球化时代促成安全问题总体上的显著变化——走出传统意义的安全理解，从单纯的军事领域的安全困境转向全球社会综合的安全困境。这预示着安全的变迁：国际体系正在从一种长期性军事安全压力下逐步解放出来，安全重点就会相应转移到所有社会领域。全球安全关系的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在经历结构分化的过程。当今世界，在发达国家之间，军事安全困境不再存在，在中西欧和北美，传统的军事威胁的逻辑亦不复存在，竞争和安全已经从军事领域转移到其他领域。一般而言，主要大国因为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以及核威慑的存在，没有因为彼此间的敌对或国内压力所驱动，而相互使用武力。但是，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军事安全关系的逻辑不仅依然存在，往往在政治议程上占据首位。

虽然，我们不应该随意扩展安全外延，而应以“非安全化”为努力方向。但是，在当今人类实践中，非传统安全问题变成了安全事务，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真正的“存在性威胁”，或“潜在性威胁”，被提出来加以治理。只有通过“安全化”之路，即所有行为者对全球综合安全威胁达成共同认知，接受并实施安全化，抑制安全困境，才能最终到达“非安全化”的彼岸。就全球社会来说，其安全动力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压力的安全化的作用，诸如全球经济或地球环境的危机，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面临着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安全危机。其中，军事安全主要涉及国家间武力胁迫性的关系；政治安全涉及国家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关系；经济安全涉及全球经济平稳与永续发展，以及全人类的福祉；社会安全涉及可接受的发展条件，以及可持续的发展能力；环境安全具有危害性和累积性的影响，它涉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这五大领域构成了人类社会综合安全的整体，每一个领域只是其一个维度，军事——政治领域的地位不再是唯一的，或至高无上的。这是整体主义的综合安全观。

显然，全球化导致安全概念及其治理方式的转型，我们必须在全球框架内对安全进行解读和重构。“狭隘、封闭的安全结构，即封闭的国家、国家利益（安全）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封闭体系，正朝更宽泛、更开放的安全结构方向变化。开放结构指的是多国、全球利益（安全）与非军事力量之间的开放体系。”^[1]对于人类而言，安全已是不可分的，问题与治理之道均发生了变化，纯粹的政治管理不再适合安全问题的新方向，纯粹的分国管理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和解决综合安全问题。

全球综合安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它是全球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的有机综合，它的基本原则是全球民主、信任与合作，公平、公正与共赢，多元、理解与共存，参与、治理与永续。

全球综合安全是共同安全。共同安全是整体安全、相互依存的安全，超强国家必须放弃对单边主义安全优先权的追求，放弃对全球安全体系的垄断性掌控。全球综合安全是全面安全，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即全球社会所有领域的安全。全球综合安全是合作安全，强调多边对话与协调，排斥军事对抗。全球综合安全是人类安全。全球综合安全是从整个人类的视角出发来考虑安全问题，它包括人类的生存、繁衍、人权保护、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综合安全和人类安全具有同等价值。个人、群体与国家的安全，必须彻底置于人类安全框架下。因此，全球综合安全威胁必定在一个全球安全框架下才能解决。全球综合安全的发展，呼唤一种新的全球治理体系。

全球综合安全的出现，促进了新安全观的形成。因此，新安全观集中表现出综合化的特征。第一是安全主体综合化，从个人到地球，突破了国家的局限。而且，它们的安全具有不可分割性；第二是安全内涵综合化，从领土等传统要素，扩展到经济、信息、环境等非传统要素，要素的排列开始出现重大位移；第三是安全手段综合化，面对综合安全，军事手段充分显示出狭隘性，唯有各种新手段综合运用才能奏效，新安全观是对传统安全观的超越。新安全观认为，全球综合安全是当今安全问题的基本特征，共同维护全球社会的安全是最终目标，综合安全需要综合应对，互信、平等、合作、共赢是维护全球综合安全的有效途径。这要求超越意识形态和狭隘的国家利益，摒弃强权心态和冷战思维，在全球大局上建立起相互信任，在民主与平等的基础上共商安全大计，通过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与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全球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治理，促进共同安全，实现全球共赢的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