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的前现代国家形式

西欧的前现代国家形式

●城邦

城邦是西欧地区最早的国家形式之一，主要集中于古代的希腊半岛。城邦的出现主要源于地理因素。希腊半岛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把陆地隔成小块，增加了兼并和征服的难度。古希腊人所居住的村庄通常坐落在易于防卫的高地附近，因为高地上既可设立供奉诸神的庙宇，又可作为遭遇危险时的避难处。这些由村庄扩大而成的居留地一般称为“城邦”，而提供避难处的地方称为“卫城”或“高城”。城邦常设在土壤较肥沃的地方或商路附近，因而吸引来更多移民，发展成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

起初，这些城邦的居民主要以农业、放牧和捕鱼为生。但是，到公元前8世纪初，这一自给自足的经济因人口过于密集而遭到破坏。缺乏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殖民者。到公元前5世纪，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模一样的海外城邦^[2]。其中的佼佼者就是雅典和斯巴达。公元前5世纪初，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希腊城邦两次联手击退了来势汹汹的波斯帝国大军，希腊半岛成为当时高度繁荣与发展的地区。

●帝国

和城邦不同，帝国的首要特点是军事扩张、征服与占领，从而形成相当庞大的领土。一般来说，古代西方的帝国由于扩张速度过快、统治地域过广，基本上处于“有统治无治理”的局面，帝国统治者一般只能有效控制统治中心的区域。再加上帝国往往醉心于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域，结果在军事上耗费了大量资源，反而致使国力渐衰。所以，很多帝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扩张得快，败亡也快，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后来的法兰克帝国都是短命帝国的代表。然而，具有强大治理能力的罗马帝国却是一个特例。

罗马最初也只是一个城邦。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它征服了周围民族，控制了从亚平宁山脉到海岸的整个拉丁平原。公元前295年，罗马人赢得了意大利中部，并向南推进，吞并了西西里岛。通过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彻底击败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迦太基。此后，在地中海一带拥有压倒性力量的罗马，为了扩张和掠夺奴隶和财富等战利品，开始了更进一步的扩张行动。罗马人迅速地接连蹂躏、吞并了马其顿、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高卢乃至不列颠群岛的部分地区，罗马成为了一个地跨三洲的大帝国。

除了喜好开疆拓土之外，帝国的另一主要特点是实行专制帝制。扩张时期的罗马是一个古代共和国而不是一个帝国，因为居于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乃是公民大会、行政官和元老院。但是，随着海外战争的节节胜利，拥有强大军队的军事首领逐渐背离坚持贵族制和寡头政治的元老院。随着凯撒及其继承人屋大维的崛起和掌权，罗马彻底地演变成为一个帝国。当元老院被迫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大概类似中华帝国的“九五之尊”）的神圣称号时，共和国便寿终正寝，帝国取而代之。

图5．1　地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

●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和城市联盟

在经历了200年的和平与繁荣后，蛮族入侵、政治腐化、经济危机和制度障碍，使得罗马帝国逐步走向衰落和解体。当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开始探究罗马帝国兴盛衰亡的原因时，欧洲的野心家们已经在一片混乱中你争我夺，企图以地中海统治者的身份重现罗马帝国的疆域和辉煌。但公元9世纪，当昙花一现的法兰克王国被人为分割之后，罗马之梦在西欧基本破灭。欧洲出现了第三种国家类型，进入了封建国家和城市联盟并存的中世纪时代。

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大帝在欧洲打下了庞大的疆域，但却缺乏资金来维持官僚机构、法院和军队的给养。于是查理曼将地产作为服务的报酬，接受者——封臣们可将地产当作私人领地来管理，但必须宣誓效忠查理曼。不过，时隔不久，当法兰克王国四分五裂之后，封臣们瓜分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他们的地产（即采邑）实际上已变得不可剥夺。这些强有力的封建领主再把他们的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国王的追随者。封建主和封臣之间的封建契约，规定了彼此间的某些义务。其中最重要的是，封建主应既提供封地，又提供保护；而封臣则应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40天。

从此欧洲形成了封建国家割据的局面，产生了数以百计的公国和王国。其中小的国家面积还不如今天中国的香港澳门，最大的国家恐怕还不如中国的四川大。当欧洲存在多个“直辖市”的时候，得到罗马教廷教皇认可、名义上继承法兰克王国对西欧统治权的神圣罗马帝国，便成为类似东周时期天子一般徒有虚名的政治机构。曾有人讽刺地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帝国。遍布欧洲各地的公国、王国、公爵领地和男爵封地等采邑之间建立起了复杂的联姻关系。尽管极少数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逐步实现了权力集中变成君主国，但欧洲大多数的封建国家长期以来并没有固定的领土，也没有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管理机制。

当数以百计的封建领主们安心经营着自己的城堡和庄园时，欧洲人还在实验其他的政治组织形式。在意大利的北部地区，城邦以商业城市的形式复兴，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是其中的代表。在中欧地区，城邦基于共同经济利益形成了松散的城市联盟。其中最著名的是建立于1358年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其目的是打击海盗行为、保护商业贸易，70%的中北欧城市都加入了这一同盟，使之成为当时不可小视的政治和经济力量^[3]。

不论是封建王国还是城邦的公民，这时都没有民族概念，也没有区域概念，只有宗教观念——“我是基督教王国的公民”，而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是拉丁语，当时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与世俗政治权力相对应的宗教权力集中于罗马教廷手中，使之成为左右欧洲政局的强大力量。罗马教皇享有宗教和政治上的最高权力，是欧洲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按“君权神授”的原则授权给各国君主。

●现代国家的雏形——君主国

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到卜尼法斯八世手中突然戏剧性地结束了，挑战这种权威的是后来成为欧洲大陆霸主的法国。卜尼法斯遭到法王使者的威胁和虐待后死去。1305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称为克雷芒五世。他未去罗马，而是以法国东南部的阿维尼翁为教皇驻地。此后70年间，阿维尼翁教皇受制于法王，失去了前辈在天主教世界中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进一步撼动了教会的势力。15世纪，部分国家的君主权力开始得到增强，成立了自上而下的权力机构，初步统一了国内市场，凝聚起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既在欧洲大陆对抗教权、争权夺利，又在海外拓展和掠夺殖民地。于是，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的版图初步形成。君主国作为欧洲中世纪末期的产物，是欧洲地区出现的第四种国家形态，也是现代国家的雏形。

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是较为典型的君主国。国王认为自己只对上帝负责，对国民则实行专制政治。原本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至高权威的贵族，政治权力被一一收归国王。国王垄断在任何领域——甚至包括经济、宗教和文艺领域的最终决策权，并派遣自己信任的官员到各地上任。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推行重商主义，由国家建立和监管一系列的贸易公司和手工工厂。路易十四自视“因神的圣宠”而为王，由此决定领导法国天主教会，甚至禁止新教传教。此时就连文艺作品，都专注于表达“国王的光荣”，宣扬“官方”艺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