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属汉语外来词，法文为“idéologie”，英文为“ideology”，德文为“Ideologie”，俄文为“Идеолóгия”，日文为“イデオロギー”。追根溯源，“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出现于法文，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于1796年创造。特拉西取表示感觉、观念的词根“idéo-”与表示学科的词尾“-logie”组合成法文“idéologie”一词，赋予其“观念的科学”(science of idea)之新意。18世纪末，idéologie由法文传入英文及其他欧洲语言。特拉西创造“idéologie”时，属哲学认识论范畴，他也是在哲学认识论层面展开相关讨论的。从特拉西以来，很多学者用过“意识形态”一词，或对之进行相关论述，或转变它本来的涵义，或赋予它新的涵义，“意识形态”逐渐从哲学认识论的范畴走向政治学及其相关学科，最后成为社会科学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概念。
20世纪50年代之前，“意识形态”只是一个学术概念，50年代之后，“意识形态”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一度成为脍炙人口的口头禅，对之进行的相关学术研究也一度成为所谓的“显学”。意大利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一篇论文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中没有“意识形态”之一词条，而在其后续版本——1968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中列出了“意识形态”这一词条，而且收录两篇长文，并列出了两个参考书目[17]。凯思琳·奈特考察了20世纪《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发表的论文及其参考文献，发现在20世纪前半期，APSR每年所发表论文中只有2．6%—10%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提及“意识形态”，但二战后，这个比例迅速增长，达10%—20．3%。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APSR只有一篇论文使用“意识形态”一词，在接下来的10年，也只有3篇论文提及“意识形态”，从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这个数字急速增长，到70年代，APSR发表的论文中几乎有一半提及“意识形态”[18]。APSR的数据统计并非孤证，对同时期JSTOR收录的所有政治科学期刊论文统计分析，“意识形态”及其同源词在APSR论文和参考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与趋势在JSTOR收录的政治科学期刊总体中同样存在，而且直到20世纪末，使用“意识形态”及其同源词的论文占JSTOR收录的所有政治科学期刊论文的比例仍达44%。
1960年，当学术界对意识形态的讨论正酣，大众对意识形态相关话题的关注持续上升之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发表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一书，显然是对当时所谓的“意识形态热”的当头棒喝。尽管贝尔在书中辩称意识形态在50年代就已终结，但20世纪下半期恰恰被证明是意识形态的时代。20世纪下半期的社会政治现实也证明了意识形态远没有终结，而且意识形态相关话题仍然吸引着社会科学的广泛注意力。意识形态终结论并非一无是处，它促使美国政治学研究丢弃对“主义”的单纯追求，驱动对之进行理性和实证的分析。由于对意识形态实证研究的需要，引发了对意识形态进行明确定义的问题。“意识形态”概念自诞生之日起，200多年来很多学者在研究中使用过“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更有些学者出版了研究意识形态的专著，意识形态相关研究在20世纪也一度成为“显学”，但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不完全统计，现有的意识形态定义达100多种，学者们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无法达成共识，笔者也无意去平息他们之间的争论，只是有必要先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梳理，以奠定本书的立论基础。
一、西方意识形态研究:概念与演进
意识形态概念从大众角度理解，可以查阅权威字典或词典。英国《牛津字典》对“ideology”的释义有两条:①“一种作为经济或政治理论和政策基础的观念和理想体系。②研究观念的起源和性质的科学。”[19]《牛津字典》的第二条释义保留了特拉西时代对意识形态的古老定义，字典注明“已不通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ideology”是这样解释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论与实践并举的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形式，是一种旨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观念体系。”[20]美国《韦氏词典》对“ideology”的解释比较详细:“1．虚幻的推论。2a．有关人类生活或文化的一系列系统性概念;b．一种对个人、群体或文化的思考方式或内容;c．针对构建社会政治系统的整体性论断或理论。”[21]中国《现代汉语词典》中“意识形态”词条释义如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22]分析中外字典或词典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尽管褒贬不一，但基本一致同意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或思想体系，而且对现实社会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仅停留在字典或词典层面显然是不够的，意识形态概念在学术领域200多年的发展，自然有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以下将以时间为经，意识形态概念性质为纬，描绘意识形态的概念谱系。
1．“意识形态”的起源
“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已有200多年，它产生的思想背景是西方的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发展，它产生的直接原因则是工业革命以及对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的因应。在西方所谓的现代社会之前，科学是神学的奴仆，西方人对宗教或上帝深信不疑，宗教教义是他们解决一切疑问的最高依据。既然上帝或神是不容挑战的，社会和知识的变迁自然相当缓慢。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黑暗、人民愚昧的根本原因是宗教对人民精神的束缚和统治，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树立科学与理性的权威。1784年9月，康德(Emmanuel Kant)应德国《柏林月刊》之请，对于“何为启蒙”问题作了如下回答:“启蒙就是让人从应归因于他本身的未成熟状态走出来，未成熟状态就是人在没有他人的指引下不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当不成熟不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决心和勇气进行不受他人影响的独立思考而造成，人就应为自己的不成熟负责。Sapere aude，鼓起勇气运用你自己智慧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23]康德的回答很有代表性，启蒙思想家们在大力批判天主教会和它所支持的封建专制制度同时，呼唤以人为本，通过人的理性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就是正如康德所言，人可以在理性与科学的指导下，通过积极行动来摆脱厄运，开创新的生活，而不必像以前那样消极接受命运的安排。这正是工业革命的思想基础。
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提升，新科技带来了过去手工业时代所未有的大量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方面的进步引发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变迁。工业生产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大批农民告别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自愿或不自愿地迁入日益拥挤的城市。城市割断了这些昔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同时也隔断了乡情，城市俨然已是陌生人的社会，虽然人们在地理上居住很近，但心理上彼此之间反而更疏离。城市生活也不能给这些新工人们带来多少安全感，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失业等社会灾难纷至沓来，令他们朝不保夕、无所适从。新技术与机器的大量运用，工人劳动的日益异化，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失去了自我认同感……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这一切用现代术语可以称为“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在当时确实让很多人心理上因失去方向感而惶恐不安。时代提出的命题需要解答，很多哲学家、政治家、学者给出了自己的方案，其中一种将之进行合理化解释的理论，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源于法国，但最初讨论意识形态的先驱是培根(Francis Bacon)，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但培根在《新工具》中对知识的虚假性进行了深入剖析。培根指出，虽然知识就是力量，但人类的智慧往往被种族幻象、洞穴幻象、市场幻象与剧场幻象等四种幻象所蒙蔽，因此要正确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必须破除上述幻象，建立基于观察的研究方法[24]。培根的幻象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开端，也给法国启蒙运动以重要启迪。
法国启蒙运动所面对的是天主教会和与之结盟的君主专制政体，而在隔海相望的英国，神权与君权在之前一个世纪已经受到很大削弱。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看来，宗教无疑是通向理性的主要障碍，而要破除教会的偏见与谎言，则要依靠全能的教育。法国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反宗教思想也被法国大革命所继承。法国大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了法国的专制教会与君主制度，然而旧的社会秩序被摧毁后，新的秩序无法牢固建立，社会陷入了支离破碎的泥坑。“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就产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也可以说是特拉西之流的法国思想家对大革命后法国所面临的时代命题的回应或解答。
德斯蒂·德·特拉西是一位有教养的法国贵族，1754年生于巴黎，在创造“意识形态”概念前曾研读过伏尔泰、孔狄亚克、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还参加过爱尔维修夫人主持的哲学沙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特拉西对大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改革持支持态度。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特拉西被捕入狱，所幸没有被送上断头台。这段经历使特拉西认识到，雅各宾派恐怖野蛮的无政府统治会毁了启蒙运动的成果，使法国社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特拉西在罗伯斯庇尔下台后的1794年被释放。1795年，法国国民议会指派一些哲学家负责创立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e de France)以代替被罗伯斯庇尔所废止的皇家学院，负责传播启蒙思想，并为官方提供指导思想，特拉西也是这些哲学家中的一员。1796年，特拉西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下属道德伦理与政治哲学部主管，开始研究如何弥补雅各宾派专政对启蒙运动的伤害，如何根据人类的普遍需要建立与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特拉西对此的回答是“观念的科学”和教育。教育是那一代法国思想家共同关注的话题，而作为表示“观念的科学”而提出的“idéologie”一词则是特拉西的创造。特拉西在他于1803—1815年间出版的四卷本《观念学的要素》中系统阐述了他所谓的“观念的科学”。特拉西抛弃了天赋观念的思想，摆脱了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继承了洛克、孔狄亚克等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认为人无法认识事物的本质，只能认识通过感知事物而形成的观念。如果能对这些观念进行系统分析，就能为一切科学提供坚实的基础，特拉西称之为“第一科学”，并用“idéologie”命名。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对观念进行系统分析?特拉西对此持乐观态度，他分析观念所采用的是完全自然主义的方法。特拉西认为人既然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认识物质世界的方法同样应该适合研究人类，因此对人的观念进行分析研究的“idéologie”应该是动物学的一个分支，“idéologie”的任务就是要像动物学家研究标本那样，通过对人类观念的谨慎研究，从而认识人性的本质，并依此建立各门科学，调整社会和政治秩序。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基本属于哲学认识论的范畴，其积极意义在于它是反宗教的、唯物主义的，但带有浓重的自然主义和机械论的色彩。特拉西的《观念学的要素》发表之后，“idéologie”本来的含义很快被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扭曲，新的含义明显失去了创立者的宏大抱负。
拿破仑一世曾是特拉西的支持者，曾任法兰西研究院的名誉院士。特拉西反宗教的启蒙主义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idéologie”主张，与雾月政变后在教会支持下走向帝制独裁的拿破仑日益格格不入，拿破仑嘲笑“idéologie”是脱离政治现实的推测性学说。1812年拿破仑兵败俄罗斯，回到巴黎后将一股怨气发泄到了以特拉西为代表的“观念学家”身上，对“idéologie”的谴责也升级了:“意识形态，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巧妙地寻找第一原因，希望在此基础上确立人民立法，而不是从关于人类心灵的知识和历史的教训中获取法则，我们必须把我们可爱的法兰西的一切不幸归罪于它。”[25]拿破仑的苛责使“idéologie”的含义发生的变化，在特拉西那里，“idéologie”是一个中性概念，属哲学认识论范畴，它的基本含义是对人类的观念进行分析，从而为其他科学提供基础，协调社会与政治秩序。拿破仑却没有将“idéologie”理解为观念的科学，而是直指观念本身。在拿破仑那里，意识形态是错误的、脱离现实政治生活实际的观念主体。拿破仑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评价无疑是贬义的，意识形态概念诞生不到20年，其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其后的200多年内，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随着时代的洪流经历了更多的变迁。
2．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概念
从目前所知的马克思著作和手稿来看，马克思未对意识形态进行过系统的论述，但这并不代表马克思不关注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在很多著作中提到意识形态概念或讨论过相关问题，虽然很多时候是顺便提到的，但马克思著作中对意识形态讨论的思路大致是清晰的。
马克思1844—1845年在巴黎时，曾经研读过特拉西的著作，也熟知拿破仑对特拉西等人的观念科学的攻击。马克思最初是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论战中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1846年，马克思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手稿，虽然这部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出版，但这是马克思唯一的一部对社会、历史的一般理论进行充分论述的著作。马克思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目的是批判宗教和黑格尔及其追随者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中观念与现实倒置的错误。马克思认为，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上帝不过是人的灵感投射，而不是世界的创造者。同样的，黑格尔也颠倒了观念(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是观念(理念)的表象，青年黑格尔派也继承了黑格尔的上述思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思想，指出他们企图通过观念批判进而改变现实世界的思路不仅是本末倒置，而且掩盖了现实矛盾，马克思在书中将上述思想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使用“意识形态”指称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带有一定的辱骂意味，因为意识形态学说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曾受到强烈谴责，马克思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与一个曾经广受谴责的概念联系起来，当然是企图贬低他的对手。
马克思当然不会止于辱骂，他的目的“在于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如此投合沉溺于幻象的精神萎靡的德国人民口味的哲学斗争，使这种斗争得不到任何信任”[26]。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无文采地写道:“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人们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东西出发，去达到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是从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出发，而且在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基础上，我们要证实对这种生活过程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27]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从意识出发推进到现实世界的方法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道路正好与此相反，意识形态当然必须从物质实践来解释。马克思同时指出，并非所有的思想、观念都能成为意识形态，进而分析了意识形态的产生的条件和过程。马克思认为，劳动分工开始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脑力劳动者脱离了物质生产，而专事思想、观念的生产，这使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独立存在，不受物质生活过程的制约，作为他们产品的思想、观念也应该是自主有效的理论学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进而分析，劳动分工导致了劳动产品分配的不平等，促使了私有财产的出现，引发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就需要有国家去控制和协调冲突防止社会崩溃。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白热化使社会面临崩溃的危险。为了使社会免于崩溃，国家的任务就是创造或利用一些思想观念掩盖社会阶级矛盾，努力将社会描绘成有凝聚力的而非冲突的。国家创造或利用的这些思想观念显然不是公平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8]，统治阶级的思想掩盖了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本质，表面上粉饰太平，实则是为经济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做辩护的，因此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只有那些服务于掩饰社会矛盾的思想、观念才是意识形态的。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是这样表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体系，它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以幻想的形式代表阶级关系。”[29]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著作中讨论意识形态问题最集中的地方，但由于此书在马克思生前还是手稿，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将它改定出版，而且马克思在写作此书时思想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所以在成熟马克思著作中提及的意识形态概念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的或有不同，有学者也提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界定有些模糊。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存在的，最经常被学者们引用的证据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如下论述:“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确定的物质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审美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形式。”[30]在这里，马克思似乎表明一切思想观念都是意识形态的，扩大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论述的意识形态概念。然后，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又区分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31]这两个概念，似乎又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相合。综合马克思的上述论述，首先将一个社会中的“生产的经济条件”与思想观念等上层建筑分开，这点并无异议;其次，在是否区分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与思想、意识的意识形态形式方面，似乎存在前后不一致或模糊的地方，对此学术界尚有争论。
在马克思著作中，对意识形态的论述大多是贬义的，因此马克思被后世学者列为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概念的鼻祖。马克思本人确实也不愿承认自己的思想是意识形态。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关键词是“虚假”，国内有学者在一本专论意识形态概念的小册子中，甚至以“马克思:要害在于‘虚假’”这样的标题命名论及马克思的那一章[32]，可见虚假意识论有一定市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这样的论述:“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33]在这里，马克思似乎在暗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认为，马克思从未在著作中使用过“虚假意识”这样的措辞，而“虚假意识”这一表述是由恩格斯创造的[34]。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的信中说:“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35]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论述的重点并不在于虚假与真实之辨，马克思着意要揭示的是:物质世界的意识形态表现，不能简单地以真假来区分，意识形态也反映客观真实的内容，只是这些客观真实的内容被表面的、肤浅的或误导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贬义论述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是由于:①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相联系。通过对宗教、青年黑格尔派等的批判，马克思逐渐确立了唯物主义是认识世界的正确方法的观点，而从意识走向物质世界的进路无疑是与唯物主义本末倒置的。②意识形态掩盖了社会、政治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的现实，以维护或推进统治阶级的利益[36]。
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批判性理解并不止步于马克思，相反，马克思继特拉西之后开创了意识形态概念涵义的新领域。马克思之后，许多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俄国思想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部分或全部接受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性概念。
3．意识形态的中性概念
继马克思之后，意识形态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对意识形态的诸多研究成果中，一个集中的特点是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意识形态的中性概念可以分为两大流派，即马克思主义传统与非马克思主义传统。
(1)马克思主义传统
恩格斯基本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他在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时多次提及意识形态，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问题，但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运用并非铁板一块。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及晚年的诸多通信中，抛弃了意识形态的虚假特性，在中立意义上将意识形态概念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使用。其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所谓的“修正”，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但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糟糕修正并不得人心。
列宁的意识形态学说因为1917年俄国革命的胜利而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解释，也被广为传播与接受。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理解并非偶然。《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马克思生前尚处手稿状态，列宁生前应该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解可能不十分全面，这也恰恰可以说明，列宁的意识形态学说可能受马、恩相关思想影响较少，为因应当时的斗争形势独立发展的可能性较大。列宁所处的时代与马、恩的时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19世纪9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若干修正主义派别，这些派别企图用资产阶级思想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将国际工人运动引入歧途。列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其意识形态学说的。列宁担心无产阶级革命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毒害，所以他的意识形态学说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这种意识形态的阶级划分与对立，直接导致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
列宁在《怎么办?》中写道:“既然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意识形态，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37]在这里，列宁表明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而且明确指出除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外，别无第三种意识形态。列宁强调两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将意识形态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侵害，因此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划清界限，严格对立，体现了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防御性特点。列宁进而强调，意识形态的真假取决于它所从属的阶级，马克思主义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服务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创造并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很难自然地理解并掌握，因此必须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列宁指出:“我们应当积极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②“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③列宁的意识形态灌输思想日后成为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理论依据与方法基础。
列宁的意识形态学说被认为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发展，不过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无关，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物。列宁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列宁的意识形态学说也自然成为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正传，然而列宁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使意识形态概念本身失去在马克思那里的深度和批判力量。
列宁的意识形态学说比较简单，卢卡奇(Georg Lukács)在其青年时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此进行了更为精巧的阐述。卢卡奇认为一种观念是否正确，并非取决于它是否是意识形态的，而决定于主张这种观念的阶级。由此可见，卢卡奇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跟列宁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卢卡奇在论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区别对立的问题上，吸取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思想，提出了“物化”概念。在卢卡奇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身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38]，这就是物化。卢卡奇认为，物化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社会的碎片化造成的。劳动分工使无产阶级局限于狭隘的工作范围，成为整个机械系统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在劳动过程中丧失了自主性，被彻底地对象化和客体化，这直接导致人们关注眼前的物的追求，而忽视对未来前景的思考。因此，卢卡奇认为，物化的世界没有主体，没有真正的选择。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所从属的意识形态，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与组织为基础的，无产阶级只有摧毁这个物化的世界，才能成为历史进程的主体和创造者，才能发展无产阶级自己的意识形态。卢卡奇的意识形态思想虽然比较抽象，但不失为一种对列宁意识形态学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注解。
列宁和卢卡奇撰写有关意识形态的著作时，无产阶级革命正处高潮时期，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恰恰是在西欧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时思考意识形态问题的。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在总结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第二国际的经济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正如麦克莱伦所指出的:“葛兰西把当时第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归因于工人运动在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渗透方面的无能。”[39]葛兰西将意识形态分为有机的意识形态与任意的意识形态两种，他认为，“人们必然把历史上有机的意识形态，就是说，那些为一个特定的基础所必需的意识形态，同随意的、理性化的或‘被意愿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在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需的范围内，它们是‘心理学的’;它们‘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在意识形态是随意的范围内，它们只创造个人的‘运动’、论战和如此等等(虽然甚至这些也并非完全无用的，因为它们像一种同真理相对照、证明真理的谬误那样地发挥作用)”[40]。葛兰西所重视的显然不是任意的意识形态，而是有机的意识形态。
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对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的讨论既是对西欧工人运动失败原因的解答，又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庇护下的存活之道。葛兰西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军队、暴力等强制力量来维持，而在相当程度上依靠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广为传播，以致成为整个社会“常识”的世界观来维持。葛兰西进而断言，如果资产阶级继续掌握这种意识形态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受到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双重保护，他将市民社会比作堡垒，将政治社会比作堑壕，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相当于打破堑壕，却无法攻破堡垒，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因而也无法获得民众的认可，最终走向失败。因此，葛兰西认为，列宁的暴力革命思想忽视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并不适合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相比，西欧无产阶级政党更应全力进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只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失去了广大民众的认可，无产阶级革命才有可能成功。
阿尔都塞生活、写作的年代要晚于葛兰西，但阿尔都塞的著作早于葛兰西引起学术界的兴趣。20世纪70年代，阿尔都塞已经如日中天，葛兰西的思想要到80年代才引起学术界的讨论，当然这跟葛兰西的著作大都是手稿有关。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继承和修正。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关注的是生产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阿尔都塞在此基础上继承并修正了马克思的观点。阿尔都塞认为，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需要劳动技能的再生产，还需要服从关系的再生产。所谓服从关系，即对统治阶级俯首称臣，屈服于现有的统治秩序。只有保证了服从关系的再生产，才能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而实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阿尔都塞进而指出，服从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党、工会、媒体、文化等，它不同于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通过暴力发挥作用，而是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必要的观念灌输进大众的心灵，并以此影响他们按统治阶级的意愿行动，从而确保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用自由来掩盖真实的剥削关系。“在关于自由的意识形态中，资产阶级确切地看到，他们对存在条件的依附关系，即真实关系(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权利)，是被包裹在一种想象关系(人人都是自由的，包括自由劳动者在内)之中的。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关于自由的文字游戏，这场文字游戏暴露出资产阶级为了驾驭他们的自由的被剥削者，决心用自由的讹诈来欺骗他们，同时也反映着资产阶级需要像被剥削者体验自由那样去体验自己的阶级统治。剥削他国人民的人民是不可能自由的，同样，使用意识形态为其效劳的阶级也屈服于阶级的意识形态。”[41]在这里，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不仅是资产阶级统治被剥削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本身也被意识形态所左右。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基本特征，甚至是一个社会的黏合剂。“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42]阿尔都塞相信，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也需要意识形态这个黏合剂。“当然可以预见，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形式和关系将有重大变化，甚至某些现有形式可能会消失，或者他们的职能将移交给邻近的形式。……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现状下，严格地说，不能设想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并需要具有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可以不需要社会生产组织以及为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形式。”[43]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专注于意识形态的功能，他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深具启发性和理论解释价值，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多少具有悲观主义色彩，因为他只强调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决定性作用，没有为如何摆脱、如何对抗它留下空间，或提供策略，这也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受人诟病之处。阿尔都塞的论述往往晦涩难懂，他将意识形态与科学相对立，未免陷于主观性或简单化的窠臼。
(2)非马克思主义传统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n)无疑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中性概念的集大成者。曼海姆是卢卡奇的学生，但他的意识形态思想深受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影响。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于1929年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在此书中曼海姆将意识形态分为两种，即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总体的意识形态。“当意识形态表达的是我们对对手提出的思想和描述表示怀疑时，这个术语的特定概念也就表明了。这时，我们认为这些思想和描述是对状态的真实本质或多或少的故意伪装，其实是承认了一种不符合他们利益的东西。这种扭曲的范围宽广得从故意的谎言一直延伸到半故意和非故意的伪装，从精心的谋划一直延伸到哄骗别人和自我欺骗。”[44]总体的意识形态是指“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集团(比如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关心的是这个时代或这个集团的思维的总体结构的特征和构成”[45]。从内容上看，特定意识形态关注的仅仅是敌对者观念的一部分，而总体意识形态涵盖的是敌对者的整个世界观。从发生层面来看，特定意识形态的功能化活动仅仅发生在个体心理层面，而总体意识形态的功能化发生于理论层面，或整个确定的思想体系上。从发生原因来看，在特定意识形态那里，各种利益诉求导致人们欺骗或掩盖，而在总体意识形态那里，虽然也有利益分析，但其因果分析的重点不在于此，它更关注的是理论思维的总体结构。
曼海姆认为，在马克思之前，仅存在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是马克思开启了总体意识形态概念先河，马克思是将特定的意识形态过渡到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的第一位思想家，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也有局限性。“知识社会学实际上伴随马克思而出现，他的深刻的、富于启发性的洞察，深入了事物的本质。然而，在他的著作中，知识社会学还没有同对意识形态的揭露区分开来，因为他认为，社会阶层和阶级是意识形态的载体。进一步而言，虽然意识形态理论产生于对历史的一定解释的框架之中，但尚未被一致性地考虑成熟。”[46]马克思的过渡并不彻底，还保留了一些特定意识形态的要素。马克思往往会联系对手的社会背景来批判他们，但他从不应用同样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学说。马克思只是将对手的思想视为意识形态，而不对自身进行同样的批判，曼海姆将之称为总体意识形态的特殊阐述。只有将自己的理论观点也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置于意识形态批判范围之内，才能使意识形态分析摆脱党派的偏见，成为研究社会的一种中立的方法，这就是总体意识形态的一般阐述，也就是曼海姆所说的知识社会学方法。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明显受到马克思·韦伯的影响，它把所有的知识视为意识形态，继而将意识形态与党派立场分离开来，这将就在价值上将意识形态中立化了。
曼海姆将意识形态分析发展为知识社会学，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概念上向特拉西传统的回归，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另一种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中性化理解。知识社会学是“以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一般阐述为基础……‘意识形态’主要指处于社会之中、为集体所共有的思想或观念体系;而意识形态分析就是研究这些思想或观念体系被它们所处的社会与历史环境影响的方式。”[47]阿多诺(Theodor Adorno)如此评价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为无家可归的知识分子安排了说教的场所，在那里，知识分子能够学到忘却自己的本领。”[48]阿多诺显然对知识社会学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取消或者放弃批判的立场不满。知识社会学能否取代代表社会良知、具有一定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其实很难下绝对的结论，但阿多诺的观点源于不同的方法论体系，可以为知识社会学方法提供参照体系。
曼海姆著作非常难读，许多关键之处往往含糊不清，有人甚至评论他是一个糟糕的思想家。在是否用知识社会学代替意识形态分析问题上，曼海姆本人也显得自相矛盾，在有些文章中，曼海姆强调总体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可有的时候又说意识形态研究必然是有局限的，可以与知识社会学分开，甚至在知识社会学中用“透视”一词来代替“意识形态”。尽管如此，“在当代学者意识形态论争的几乎每一个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研究者的曼海姆往往“是这些方面的始作俑者，而且仍然是最杰出的学者”[49]。
4．意识形态的终结
20世纪5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股“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潮。尽管“意识形态终结”概念最早由加缪(Albert Camus)提出，但50年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代表人物是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等人。意识形态终结思潮的直接起因是西方知识分子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对苏俄的幻象最终破灭。当然对纳粹主义的恐惧心理也起了一定的助推作用，这两方面导致了将意识形态与极端主义等同起来。汉娜·阿伦特在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道:“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了极权主义成分，但是这些成分只有在极权主义运动中才充分发展，因此这一情况造成了一种欺骗性的印象，好像只有种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极权主义性质的。而事实是，一切意识形态的真实本性只有在它们扮演极权统治工具的角色时才暴露出来。”[50]二战后，纳粹德国已经覆灭，西方自然将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就是作为“最后一个宏大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
雷蒙·阿隆可以说是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最早预言者之一。1954年，阿隆为阿多诺主编的《社会学》撰文《意识形态的终结?》，开启了一场有关“意识形态是否终结”的大讨论。阿隆始终相信韦伯所言“世界已遭除魅”，在现代社会，价值理性只能让位于工具理性，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过程。虽然不少左翼思想家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日渐消失而惋惜，但阿隆显然对此抱欢迎的态度。他认为“人们拒绝美化一个阶级，一种行动技术和一种意识形态体系”[51]，并不妨碍他们去追求和平美好的生活，追求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当然阿隆并非一般地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视为价值取向或世俗信仰的一种并无不可，阿隆反对的是将意识形态普遍化和唯一化，将之视为唯一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信仰体系，让“某些人以为自己掌握了对历史世界总体和全面的阐释，因而可以预见未来，解决全部问题”[52]。历史证明，往往正是这些人，给世界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与苦痛，为此，阿隆深信哈耶克的著名论断: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在制度的层面上保持无目标性。阿隆的名著《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结论以“意识形态的终结?”为题，虽然尚有问号，但阿隆的态度是明确的，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关于“美好社会应该是怎样的”意识形态讨论已经终结，现代社会必定是一个“无目标性的”“平庸的”社会。阿隆并不像有些左翼思想家们为此感到惋惜，因为“对各种模式或乌托邦的怀疑，至少能够减少，以信仰的名义，急于残杀同类的人吧?”[53]在这里，阿隆坚决摒弃意识形态争论的方式，由衷地欢迎怀疑主义与政治宽容时代的到来。
丹尼尔·贝尔1960年出版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立即引发了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广泛争论。贝尔认为，随着二战后西方福利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政治改良主义苗头的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开始出现趋同趋势，两大社会正面临相同或相似的社会问题，以往“左”与“右”之间的论战已经失去意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工人阶级萎靡不振，工人阶级反体制斗争运动停滞不前，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日渐枯萎，因此意识形态已经终结。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是这样呼应贝尔的观点的:“现在，我们国内的主要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妙和复杂。这些问题虽然无关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冲突，却关系到去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和手段——关系到去探索解决各种复杂而棘手的难题的经过认真推敲的方案。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决策中所面临的危险，不是来自将以激情扫荡整个国家的那些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重大论战，而是来自对某种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各种政治标签和意识形态的途径都同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案无关。”[54]
李普塞特的名著《政治人》(1960)的最后一章以“意识形态终结了吗?”为题，1981年此书再版时，李普塞特又补写了十四、十五两章，其中第十五章的标题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概念及其历史”，这个标题中没有问号，完全是肯定的语气了。李普塞特认为，二战以后，西方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获得了平等权利，左翼也基本认识到，福利国家思想已得到基本贯彻，国家权力的增长非但不能解决经济问题，而且会给自由带来威胁，因此工业革命带来的基本政治问题业已解决。因此，“在稳定和富裕的民主社会，意识形态和热情已不再为支撑哪里的阶级斗争所必需，……在西方，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正在终结。”[55]
作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对立面，当推以马克思·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 Marcuse)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可谓这方面的典范。《单向度的人》一书的副标题是“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虽然书中没有专门论述意识形态概念的章节，但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比比皆是。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远没有终结，而是以新的形式出现。“把意识形态吸收到现实之中，并不表明‘意识形态的终结’。相反，在特定的意义上，发达的工业文化较之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56]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非但没有衰落，相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比以往更强大、更无形地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技术的合理性已经成为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并且已经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础。技术的合理性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进一步加深，人们不但在劳动中成为机器的附庸，而且在生活中也成了他们所需之物的奴隶。技术的合理性还带来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极权主义，因为技术合理性诉求能够把社会各党派、新闻媒体，以及各种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倾向协调统一起来，实现一体化的统治。马尔库塞认为，正是发达工业社会技术合理性的向度不断扩张，与之相适应的是人们对物的欲望的不断高涨、被满足与更新，人们在思想上已经习惯于容忍和安于现状，从而失去了理性批判和否定的能力，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无疑是发人深省的，但马尔库塞提出的通过社会批判理论扬弃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策略，批评家们对此颇有微词。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称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对生产和交换的干预进一步加强，从而掌握了科学技术的管理权和使用权，并将之运用于公共生活的组织与管理中，社会制度安排受制于所谓有效的目的、合理的行为，于是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以往政治、哲学、宗教、艺术的统治地位，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哈贝马斯断言:科学技术“今天具有双重职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57]，与以往的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具有透明性和直接性，因为它不再依靠欺骗的手段，而是直接诉诸客观合理性的力量。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深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传统的影响，他基本接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但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上，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或者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有过于强调前者的倾向。哈贝马斯认为，既不能否定经济基础的重要性，也应该强调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在哈贝马斯看来，上层建筑的关键是语言。语言不仅构成了社会现象，而且语言本身也由社会现象构成或被歪曲，因此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就是对被系统歪曲了的语言沟通的研究。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在一个解放了的社会中，其成员的自主性和责任已经被意识到，沟通才能发展成为非权威主义的、普遍实行的对话，我们双向构成的自我认同的模式，和我们真正一致的思想，都是在这种对话中不知不觉地获得的。到这种程度，陈述真实就建立在期望美好生活实现的基础上。”[58]哈贝马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具有精神分析的意味，带有社会唯名论的色彩，他强调在意识形态分析中上层建筑及语言的作用，忽视物质统治与阶级利益，不免有失偏颇。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将意识形态和历史终结论推向新的高潮。福山随后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对此论题进行了详细阐述。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是在1989年，正好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东西方思想界都在关注如何评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命运问题，福山的观点正好是对此问题的一种及时的解答。福山认为:“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对所有竞争者的显赫胜利”不仅意味着“冷战结束，或者是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过去，这样的历史终结本身就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终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59]。福山无疑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道路的失败，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战胜了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再也没有比它更好的意识形态，它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保证下，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对个体认识的追求最终将得到满足，那么历史也就终结了。
福山的著作一经发表，就受到德里达、沃勒斯坦等人的强烈批判，引起了大量争论。意识形态终结了吗?福山的观点明显过于乐观了，李普塞特、贝尔等人虽然承认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正在或已经终结，但对不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终结问题尚留余地。李普塞特认为，在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问题、政治制度问题、宗教问题等仍没得到解决，强烈的政治争论和意识形态仍有存在的必要。“不发达国家执政的社会主义者必须继续领导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革命斗争，而且还日益反对作为外国主要遗留机构的基督教。”[60]贝尔也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写道:“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正当19世纪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争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一些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就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61]贝尔进而分析这些新意识形态都是由亚非国家的政治领袖创造的，具有浓厚的地区性和工具主义色彩，而且这些新意识形态与追求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平等和自由的旧意识形态不同，他们以发展经济和民主强盛作为主要驱动力。福山最后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一种将经济理性主义和家长专制主义相结合的社会制度，在远东可以存在。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讨论此起彼伏，标志着东西方思想家们对意识形态问题关注热度的增减，但意识形态或历史的终结，可能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或许这条路永远没有尽头。
二、大众传播与意识形态
17世纪上半期，最早定期印刷报纸在德国出现，人类开始进入大众传播社会。20世纪以来，随着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普及，以及新媒体的出现与发展，大众传播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大众传播的时代。马克思及其后的许多思想家没有看到广播、电视，更无法想象互联网的神奇功能，而身处大众传播社会的意识形态思想家和研究者们，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对大众传播社会的意识形态分析显然是他们无可回避的课题。
对大众传播社会的意识形态分析，大致有意识形态批判取向、文化研究取向和实证研究取向等三大研究取向。意识形态批判取向的主要代表有法兰克福学派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取向的理论基础来自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学说，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领衔的伯明翰学派是其杰出代表;实证研究取向则主要来自美国传播学的效果研究传统。
1．意识形态批判取向
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大众传播媒介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大众传播媒介不但是国家用来维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而且作为技术手段的大众传播媒介，其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或间接发挥意识形态控制功能，维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虽然有相关法律制度保证大众传播媒介的自由权利，但资本主义国家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一般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具有信息传播、舆论监测、文化传承和提供娱乐等功能。在大众传播媒介诸功能中，就看似与意识形态控制关系最小的提供娱乐功能，马尔库塞也悲观地发问:“人们当真能对新闻与娱乐的工具和作为灌输与操纵力量的大众传播媒介作出区分吗?”[62]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马尔库塞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看似平等地给社会各阶层传播信息、提供娱乐，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意识形态控制功能的大众传媒是不存在的，只是在发达工业社会，这种意识形态控制功能以潜在的方式进行。
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关注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关注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位主要思想家对此都有论述。对此问题的讨论，经历了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最后由哈贝马斯集大成，将法兰克福第一代理论家的观点系统化，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著名论断。由此推论，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其本身也是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之所以成为意识形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①在发达工业社会，大众传播媒介可对人进行操纵和控制。阿多诺早在1964年写就的《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而“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63]。②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虚假性理论，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大众传媒媒介的虚假性与欺骗性主要体现在将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与社会大众的普遍利益虚假地统一、制造虚假的需求泯灭人们真正的需要、竭力美化现实与制造幻象以欺骗大众。
爱德华·S·赫尔曼(Edward S．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从组织关系和组织架构层面分析美国传媒体制，提出了名为“宣传模型”的分析体系。他们的基本立论是:除传统功能外，美国媒体是为了控制着它并为它提供资金支持的强大社会利益集团服务并代其从事宣传的。宣传模型主要探索官方和私营利益集团如何借助于大众传媒向公众传达他们选定的信息，而将不同见解边缘化。宣传模型可以理解为一系列的“新闻过滤器”，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将它分为五层过滤:①大众传媒的规模、所有权分配和利益取向;②广告成为大众传媒的第二种监管力量;③大众传媒对政府、企业的信息，以及这些主要信息源和权力机构所资助的专家人士的信息的依赖;④新闻批评和新闻批评家;⑤“反共”成为国家宗教和控制机器[64]。新闻素材要经过这五层过滤，才能在大众传媒发表。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就是通过类似“宣传模型”的方式，对大众传媒发布的信息进行层层过滤，从而对社会大众进行隐秘的意识形态渗透与灌输，以维护他们统治的合法性。
2．文化研究取向
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不是依靠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构来维持的，而是主要依靠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来维持的。意识形态运作必须通过教育、家庭、教会以及大众传媒等社会机制来实施，大众传媒在意识形态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资产阶级可以通过控制大众传媒，实施对大众的精神灌输，但葛兰西认为，这种灌输并不能维持长久，真正的意识形态是不需要通过灌输来实现的，而是取决于文化是否有生命力，也就是意识形态能否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葛兰西将之表述为“意识形态领导权”，在阿尔都塞那里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就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展开反教会的斗争，剥夺了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功能，取得了意识形态领导权，资产阶级革命才最后取得胜利。因此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要首先要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才有可能取得胜利。葛兰西和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将意识形态与大众传媒研究相联系，开启了大众文化研究的先河。
英国伯明翰学派是文化研究的代表，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研究，霍尔做了很多工作。霍尔研究的重点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传媒是如何生产出“普遍同意”或“一致舆论”的?霍尔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致舆论”至少是由媒介或部分媒介生产出来的，但生产过程却是复杂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媒都是独立机构，很少受到公开的限制或压制，大众传媒当然也不会赤裸裸地鼓吹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使大众传媒既能保持外在的独立，又能遵从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为之服务。“它不会围着权力的指挥棒转，也不会有意识地使自己对世界的描述符合占统治地位的规定，但它必须是对之敏感的，而且只能在其中才能合法生存下来;它必须在普遍的范围之内或‘大家都赞同’的一致舆论的框架内生存下来;它使自己适应这种一致的舆论，传媒成了生产‘普遍赞同’的一个组成部分。”[65]从这个意义上看，霍尔的观点带有葛兰西的意味，只是将大众传媒制造“一致舆论”的过程精细化了，但霍尔的贡献远不止于此。
霍尔抛弃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论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虽然制约着信息和意义的再生产，营造一致舆论，但不能完全杜绝反对的意见。霍尔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在《编码·解码》一文中指出，人并非只能被动地受媒体操纵，对媒体信息进行解码的过程就是意义的再生产过程。霍尔还提出了三种解码立场来描述这一过程:①霸权立场。受众直接从媒体信息中获取意义，并根据编码者用来将信息进行编码的方法解码信息，这样受众所采取的是与传播者完全相同的诠释架构。②协商立场。面对媒体信息，受众大致会采用编码者已编制好的意义，但又会将信息与反映他们立场与兴趣的、具体的或当下的情景相结合，受众可能会修正优势意义，显示出协商、谈判的特征。③对抗立场。受众可能完全了解媒体信息的编码规则，对此故意置之不理，用另一个不同的诠释架构来对信息进行解码，使得解码结果和编码者的意图背道而驰，从而导致编码者传播意图的被颠覆[66]。
霍尔从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出发，对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客观细致的分析，一方面认识到了大众传媒暗藏的意识形态灌输功能，另一方面摆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身俱来的悲观主义论调，看到了受众对媒体信息解码时的批判和否定的能力。因此，大众传媒既是意识形态压制的工具，又可以成为反对意识形态霸权的工具。
3．实证研究取向
实证研究取向主要来自美国传播学传统的经验学派，其重要成果集中于传播的效果分析。经验学派对传播效果的研究，经历了从早期强效果论(又名“枪弹论”)、有限效果论，再到新强效果论这样一个历程。早期强效果论的提出是以1938年奥森·韦尔斯(Orson Welles)制作的广播剧《外星人大战地球》引起大面积恐慌[67]，以及默顿(Robert K．Merton)对销售战时债券的广播节目所作的研究[68]为基础的。早期强效果论认为在大众传播媒体面前，人就像应枪声而倒的靶子，只能被动接受信息。此后，拉扎斯菲尔德设计了著名的伊利县选举调查，试图验证大众传媒的强效果论，但研究结果不支持强效果论，反而引发了有限效果论[69]。大众传媒的有限效果论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沉默的螺旋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等理论的出现，新的强效果论又成为效果研究的热门话题。
议程设置理论由麦克姆斯和肖于1972年首先提出，议程设置研究基于两个相关命题:①大众传媒通过选择某些议题予以突出报道从而控制议程;②新闻报道的显著性决定了哪些议题被受众视为重要议题[70]。议程设置理论提出40年来，各个学科领域对之进行了研究和验证，积累了大量支持上述命题的研究资料。议程设置理论获得了普遍接受，几乎成了大众传媒具有强大政治效果的代名词。议程设置既然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么议程设置的是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疑是国家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因此议程设置也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灌输的一种方式。
框架概念源自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之引入社会学研究，后来被传播学家引入大众传播研究中。框架理论认为，尽管新闻报道采用倒金字塔结构等标准化的形式，但受众仍会遵从他们自身的观点和框架，按照新闻报道所呈现的因果联系自行组织信息，而且这反过来又成为受众理解其他类似报道的参考框架[71]。受众框架可能有很多因素组合而成，包括新闻媒介的影响、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观、政治信仰、社会群体话语等，其中新闻媒介的影响因其影响的日常性与延续性，在影响和塑造受众框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当然，任何一个受众的框架可以跟媒体信息框架一致，也可以与之截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框架理论既肯定了大众传媒意识形态渗透的可能，又展现了这一过程的丰富层面与复杂性，同时也强调了个人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性。
实证研究取向的理论基础大多来自上述两大取向，但它在方法论上与上述两大取向大相径庭。上述两大取向一般采用诠释性的研究方法，主要从理论和逻辑的层面展开研究，而实证研究取向主要采用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或质化分析。如果说上述两大取向的研究特点是理论推演，那么实证研究取向要做的就是对理论的证明。遗憾的是，大众传播的实证研究对意识形态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问题讨论较少，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也没有上述两大取向丰富。
三、国内意识形态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意识形态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仅期刊论文一项，检索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以篇名包含“意识形态”为检索条件，可检到7 000多篇符合条件的论文。国内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国内意识形态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引进和消化西方意识形态理论，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的学术研究。90年代以后，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人们开始从意识形态角度思考苏联解体的原因，再加上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思想的进一步开放，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意识形态研究的热潮，涌现了一批比较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其中的有些成果，已经成为国内该领域研究中广为征引的名著[72]。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不断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已经成为新世纪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深入，国内学界开始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重新思考意识形态问题，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再度升温。纵观本世纪以来的国内意识形态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方向:一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学说的解读与阐释;二是关于国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或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由于关于意识形态的期刊论文较多，单篇论文往往涉及论题较小，文献综述分类过于琐细可能导致系统性较差，而且限于本部分的篇幅，下文主要以有关意识形态研究主要以专著作为分析对象。
1．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学说的解读与阐释
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学说的引介，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进入新世纪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学说的解读和阐释上，并且致力于运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理解与处理当今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是我国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领域的常青树，200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可谓丰富，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著作[73]。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最大特色是从文本学角度，通过对文献的深度犁耕，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深入解读和阐释。周宏的研究立足于马克思著作文本，尽可能真实地展示马克思所理解的意识形态的本意，探析马克思在其具体的历史条件、实践基础和理论背景下所创建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74]。张秀琴则通过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创立过程的基本梳理，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基本观点的综合阐述，以及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向度和问题域的初步探讨，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作一基本理解，对其作出当代性的阐释[75]。韩立新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篇章结构、核心概念和热点问题进行探讨，还对目前国际上有关《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介[76]。类似的研究还有郑文吉等《〈德意志意识形态〉与MEGA文献研究》一书[77]。
(2)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可谓国内意识形态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总体性的研究和对学者或学派的专题研究两类。总体性的研究大多通过对介绍和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思想，梳理了思想家们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关系与脉络，全面展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理论的复杂画卷[78]。对学者或学派专题研究的成果比较多，其中比较突出的专著有:《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探要》、《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存在论视域》、《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等。方珏的研究立足于伊格尔顿的理论文本，在忠实于其理论原貌的前提下，力图在结构系统性、逻辑周延性和体系完整性方面对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哲学的解读，并在全面梳理伊格尔顿本人理论逻辑的同时重构其文本[79]。叶晓璐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主要定位为“意识形态批判”，认为该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是向青年黑格尔派的简单返回，即从自我意识的立场出发的理性批判，而主要是依循实践批判原则的定向，即揭示生活世界自身的批判维度[80]。韩振江的专著试图通过阐释欲望图表中的五个核心概念:能指、认同、幻象、快感、驱力的逻辑展开，梳理了齐泽克的拉康主义意识形态理论[81]。
(3)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反思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强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侵入，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和探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根源[82]。这方面比较全面的专著有曹长盛等的《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此书应该是目前为止是国内唯一的对苏联意识形态做系统研究的著作。作者分别从哲学、经济、政治、文学、历史和西方思想渗透等六个方面对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并按照苏联领导层执政的顺序进行了纵向分析[83]。
除上述三方面的研究成果外，还有些研究虽然不成系统，但也较有特色。比如对国外意识形态发展现状的研究[84];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综合性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85];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86]等。
2．关于国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或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
国内意识形态相关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此领域，这方面的著作大都集中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与创新、经验教训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总结，也有一部研究成果针对新的时代境遇下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展开研究。
(1)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与创新、经验教训等的研究
林国标的专著以当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现实为出发点，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87]。郑永廷系统研究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形成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几个发展阶段与发展过程，着重研究了我国面向21世纪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等重大历史性课题的条件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内容、领域、功能等方面的发展问题[88]。当今社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峙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建设，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89]。有学者分析了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错误思潮，提出了诸多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对策[90]。还有学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91]。
(2)新时代境遇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2000年以来，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迅速一体化，使全球化进入了加速阶段。国际互联网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新技术，使人类进一步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正在进入一个知识、信息和产品共享的新时代。虽然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意识形态方面的新问题仍必须做出解答。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互联网与意识形态安全、全球化与意识形态建设、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建构等三方面。郭明飞、张衍前等人认为，面对互联网络对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冲击，执政党不能仅局限于控制甚至“封杀”这一层面，逃避更非良策，唯一的出路就是积极应对[92]。王永贵的研究考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紧密关系，系统总结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实践形式和基本规律，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新特点和面临的新挑战，提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对策[93]。杨立英等分析了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潮流与趋势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与挑战，探索并论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境遇的应对之策与自身发展之道[94]。申小翠的专著则介绍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新特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全球主义及其批判、全球主义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等，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原则与举措等内容[95]。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建设话题是最近几年来兴起的新热点，这些研究大多在对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渊源、现实依据、国际比较、基本内涵、目标任务、主要原则、具体路径等进行全面论证的基础上，探讨适应和谐社会构建要求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路径[96]。
3．国内意识形态研究存在的问题
国内意识形态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或主流意识形态研究，历年来成果比较多，研究队伍比较庞大，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国内意识形态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这些问题具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1)在研究视角上，国内学术界对意识形态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学、思想政治等学科领域，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成果偏少。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最基本的功能是社会整合功能，而社会整合可以说是一直以来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既然意识形态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社会学理应对此加以重视，并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但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学研究西方社会理论、社会分层、结构转型与制度改革、社会问题及对策等领域，对意识形态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缺乏必要的关注。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我国意识形态研究在学科分布上的严重偏斜，由于社会学领域相关研究缺乏这条断腿的存在，哲学和政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占绝对统治地位，导致了长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研究视角单一，影响了研究成果的深度与丰富性。
可喜的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开始关注意识形态问题，国内为数不多的社会学专业期刊开始刊登这方面的专业论文，有社会学研究者运用社会学理论工具，对意识形态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获得了一些创新性研究成果。社会学领域的这些研究丰富了意识形态研究的维度，令人耳目一新。在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少杰，自2007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探讨意识形态理论和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刘少杰回顾了从古典社会学到当代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研究，发现西方意识形态研究经历了现代化、后现代化和全球化三个阶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97]。刘少杰又从社会学角度，对意识形态的理论形式与感性形式、层次类型及其生成方式和演化进程进行深入剖析[9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利益关系等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与此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分化、组合与变迁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99]。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不安全的判断，刘少杰认为，原因在于未能明确认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刻转型，阶级斗争观念仍然阴魂不散。应该破除陈旧的社会意识形态观念，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的新形势[100]。
西方社会学有重视意识形态研究的学术传统，意识形态研究理应是中国社会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社会学在此研究领域中失声已无法挽回，现在既然已经跨出了第一步，社会学应该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直面当今中国社会，对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做出自己应有的解答。
(2)在研究目的上，大多数研究以维护政治安全为出发点，导致研究成果的单一化和同质化。
国内意识形态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或主流意识形态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大部分研究成果往往存在着这样的预设前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或主流意识形态有被敌对势力渗透的危险，或者有因互联网、全球化等的影响而失去作用的可能。如果研究有这样的预设前提，那么研究目的必然是为了稳固执政党的地位，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主流意识形态受敌对势力渗透的危险，以及互联网、全球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做这方面的对策性研究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一领域的绝大部分研究以此为出发点，得到大量雷同的研究结果，显然是不必要的，而且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大量浪费。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解放思想，促成研究目的的多元化。在主流意识形态研究中要力避宏大叙事，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对具体问题的细致分析与解决上。这样的研究目的多样，有时可能流于琐碎，但积少成多，可以避免不着边际的空谈，展现研究问题的丰富层面。
(3)在研究方法上，判断性研究占绝大部分，经验性研究比较缺乏。
哲学、政治学和思想政治等学科领域目前是国内意识形态研究的重镇。哲学和思想政治研究属于人文研究，研究方法主要以判断式、逻辑推理式的研究为主，缺乏经验性研究也情有可原，但属于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并不缺少实证性研究工具，对意识形态的政治学研究大多采用判断性研究方法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判断性研究并非没有必要，但判断性研究成果需要得到经验性研究的证明，才能站得住脚。大量判断性研究成果的存在，而缺乏经验研究的证明，就是缺了这关键的临门一脚。比如，有大量判断性研究提出，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淡化、弱化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危机，但这些观点都是出于研究者的主观意识或逻辑推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情况到底怎样?具体出现了哪些问题?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何差别?等等，这些都是判断性研究无法真实而确切地回答的，当然基于模糊的判断而提出的相关对策建议也不见得是可取的，对这些问题的准确回答需要经验性研究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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