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
从第二章的文献综述中，我们从“意识形态”的词源开始，追溯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发生、发展的历史，并在此过程中区分和探讨“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涵义及其各自的演进谱系。对于“意识形态”的定义，目前所知的可达100多种，可谓众说纷纭。就对意识形态概念性质的认识而言，“意识形态”概念可分为意识形态批判性概念、意识形态中性概念和意识形态终结论等三种。新世纪以来的社会政治实践证明，意识形态终结论恐怕是过于草率了，意识形态远没有终结，而是以不同于过去的方式呈现并作用于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概念和中性概念仍然有生命力，本章的重点就是要在大众传播社会大背景下，结合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立定意识形态定义，并以此为中心进行研究设计。
1．意识形态的定义
很多人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与虚假意识画等号，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就是虚假性，这样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见第二章相关论述)。“虚假意识”这一表述是恩格斯创造的，在马克思那里，是不存在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对立面的，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真理被误导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从不将自己的观念、理论称为意识形态。而且，马克思并不将意识形态对应于观念的上层建筑，换句话说，观念的上层建筑中既包括意识形态，也包括非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探讨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时，区分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在马克思看来，既然观念的上层建筑中包含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成分，那么工人阶级生产的意识形态，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果工人阶级生产的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那它就不是意识形态。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性概念到列宁那里被中性化了，列宁鉴于国际共运的斗争形势的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意识形态中性概念取得了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曼海姆作为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代表，提出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中性概念，并将之发展为知识社会学。曼海姆的意识形态概念忽略了意识形态运作中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已经不是一种党派武器，或者统治工具，曼海姆将意识形态概念扩展为一种研究社会和思想史的方法。这无疑是对意识形态概念的泛化。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中性概念自有其思想价值和认识论意义，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更为狭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仍有存在的价值，本研究试图在更为狭义的层面上对意识形态概念作界定。
在当代世界，不管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意识形态运作一直是维护统治关系的重要手段。本研究试图继承意识形态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汲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意识形态思想，将意识形态概念界定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服务于建立或维持统治关系的观念体系。这样的定义将意识形态界定为观念体系，避免了对观念体系真假的讨论。因为观念体系的真假并不是意识形态分析的重点，意识形态分析的重点在于观念体系与统治关系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是如何服务于建立或维护统治关系的。意识形态分析的重点不在于观念体系的真假，并不是说作为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一定是虚假的，其实未必。观念体系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这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观念体系能否服务于建立或维护权力关系，只有具有这种功能的观念体系才是意识形态的，否则，即便是真实的观念体系，也不具意识形态性质，因此判断观念体系是否是意识形态的，不在于其真假，而在于其功能。
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建立或维持统治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建立或维持的统治关系就是阶级关系，不平等的阶级关系是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来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而取得政治统治地位，无产阶级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处于从属的被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用来建立或维持这种资产阶级统治与无产阶级从属的关系的。马克思的理论根源于他所处的时代，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马克思从阶级关系角度理解意识形态所建立或维持的统治关系本无可厚非，但从当今世界的标准来看，马克思的观点似乎过于关注阶级关系了。在现代社会，虽然阶级统治和从属关系仍然深植于我们的生活，仍然是意识形态运作的主要对象，但阶级关系已经不是社会权力关系的唯一形式，意识形态所要建立或维持的统治关系还包括性别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等形式。
2．主流意识形态
主流意识形态一般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有学者从功能角度将主流意识形态定义为:“由现实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为巩固建立于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服务的思想体系。”[101]也有学者认为，主流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化，应该在实践层面定义主流意识形态。陆岩认为，主流意识形态是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集团乃至国家，以核心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理念为指导，以现实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依据，为了自己阶级和集团乃至国家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自觉遵守和践行的具有强烈实践指向，被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的理论主张、实践战略、行为定向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体系，是意识形态的实践层面，是意识形态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和实现的目标、途径及手段[102]。以上两个定义都强调了主流意识形态维护现有社会政治制度及统治阶级利益的功能，这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但只从这方面定义主流意识形态还不够完整。主流意识形态之“主流”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①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以维护现有社会制度及统治阶级利益为目的，而且依靠政治权威保证自己的影响力;②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对社会公众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需要得到大多数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
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官方意识形态一般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统治阶级或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大多数情况下，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是相似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意识形态都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并借助统治阶级掌握的国家机器和传播媒介发挥作用，对社会公众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在特殊历史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可能发生背离。意识形态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它受经济基础决定，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主流意识形态亦如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由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主流意识形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然而在这个时候，如果上层建筑还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官方意识形态仍会致力于维护旧的统治关系而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有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可能是各种意识形态之间自由竞争的结果，也可能是由统治阶级或其他利益集团刻意指定或扶植的。比如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新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与封建意识形态的竞争中获得优势，成为那个时期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再如在中国西汉时期，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家思想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其后的近2 000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几乎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种意识形态一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后，具有相对稳定性，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为维护统治阶级及其相关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服务的，同时统治阶级会利用所掌握的国家机器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二、内容分析方法
有学者认为，对于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分析，主要围绕文本(text)层面、社会设置(institution)层面和文化(culture)层面展开理论探讨[103]。本书主要从文本层面展开对《人民日报》社论的研究，并且深入文本，直到关键词层面。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关键词层面的内容分析，则借鉴了观念史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有定量和定性两个取向，本研究综合采用了定量和定性内容分析法。
1．定量内容分析法
定量内容分析法最早的集大成者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认为，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显在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104]贝雷尔森的定义将定量内容分析局限于描述性研究，克里彭多夫(Klaus Krippendorff)对贝氏的定义进行了极好的补充，他认为定量内容分析不仅可以对资料进行描述，而且可以对资料及其背景进行可重复的、有效的推论。[105]
定量内容分析一般包括下列五个步骤:①确定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②如有必要，在资料总体中抽取一个样本;③具体收集所需分析的资料，根据研究需要确定分析单位和编码类目;④培训编码员，实施编码和检验交互信度;⑤对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由于本书的研究问题上文已经确定，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和解释将在以下几章进行，因此，本章将着重对分析单位的选择、编码类目的建构、抽样设计、编码与数据分析等环节作简要的说明。
(1)分析单位的选择
本书的分析单位是《人民日报》社论。分析单位的选择范围为1949—2008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全部社论。判断《人民日报》社论的标准是文章版面是否带有图1－1所示的《人民日报》社论专用图标。
图1－1《人民日报》社论图标
《人民日报》社论图标有图1－1所示3种，前两种在2008年前使用，两种图案均为天安门后万道金光，只是颜色不同。平时使用黑色图标，每逢重大事件、重要节日和纪念日，则用套红的图标。2008年后，《人民日报》社论图标改为图1－1所示的第3种，显著的改变是将天安门后的万道金光去掉了。2008年后所有社论图标均为红色，放弃了黑色版本图标。
(2)抽样设计
1949—2008年共60年间，《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数量庞大。限于人力、物力有限，本研究无法对《人民日报》发表过的所有社论进行内容分析，而且如能对社论总体进行科学合理的抽样，得到一个有代表性的社论样本，可以通过对社论样本的研究有效地推论社论总体的特征。
本研究的抽样框是1949—2008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所有社论。首先，从60年《人民日报》社论中抽出30年。采用的抽样方法是从1949年开始，隔年抽取，共抽出如下30个年份:
表1－1社论样本年份
其次，按年每周抽取1篇社论。每年的第一周如不满7天，计入下一周;每年的最后一周如不满7天，计入上一周。这样每1年一般计为52周。从每年第一周的周一到周日7天中，通过简单随机抽样抽取1天作为起点样本日，然后每隔7天，也就是将第8天作为下一个样本日。依此类推，这样可以得到每年52个样本日，30年一共1 560个样本日。
再次，按样本日实际抽取样本。样本日当天如有社论发表，即抽取这篇社论作为样本。样本日当天如果没有社论发表，如果样本日后一天有社论发表，则抽取这篇社论作为样本。如样本日后一天也没有社论发表，继续向后顺延，如从样本日顺延至周日，都没有社论发表，则回头从本周一开始考察，直至样本日，按此先后顺序，抽取最先出现的那篇社论作为样本。样本日所在周如果没有社论发表，则放弃此样本日。
最后，由于有些样本日所在周没有社论发表，还有些样本日当天发表的社论不止一篇，按上述抽样方法共抽得样本社论1 196篇。
(3)编码类目的建构
为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定量内容分析只对样本社论的显性内容进行编码处理。除了每篇样本社论的题目、发表年月日等基本情况外，内容编码主要集中于样本社论所在版面、字数、主题、每个主题下的次主题和倾向性等方面。
A．社论所在版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人民日报》版面共有8版。后经多次扩版，到2008年，《人民日报》版面已扩至16版，周六、周日仍为8版。据不完全统计，《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于该报1—7版。
绝大多数《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于该报1版重要位置，但有些相对不太重要的社论也可能发表于其他版面。如果当天1版已有1篇重要社论发表，第2篇社论往往发表于其他版面，1版同时出现2篇或2篇以上社论的情况较少。发表于2—4版的社论较少，发表于5—7版的更可谓凤毛麟角了。
所以，将社论所在版面按版面号码1—7进行编码。
B．社论字数
《人民日报》社论字数差异很大，样本社论篇幅短的仅两三百字，篇幅长的有七八千字。为了准确统计样本社论的字数，编码时按定比变量要求，记下每篇样本社论的实际字数。由于每篇样本社论字数各异，很难看出分布趋势，在统计分析时，可以按一定的标准，将字数进行分组，考察字数的分组分布趋势。这项工作可以通过统计软件完成，所以在编码时不对样本社论字数进行分组编码。
C．社论主题及次主题
《人民日报》社论主题范围较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根据样本社论的情况，将社论主题按7类编码:①政治;②经济;③外交;④文化教育;⑤法律法治;⑥纪念日;⑦其他。对其中一些重要主题，有必要进行次级编码。
政治主题是《人民日报》社论的重要主题，将政治主题按5类进行次级编码:①两会。每年举行的人大、政协会议前后，《人民日报》一般都要配发社论，这些社论内容综合、数量较多。②党的建设。涉及党务方面的政治类主题归入此类，主要包括党的理论建设、党代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组织、宣传和监察工作等。③政权行政。集中于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相关的主题，主题涉及面广，内容庞杂。④港澳台事务。主要包括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台湾统一，及其他港澳台相关事务。⑤其他。不属于以上4类的政治主题归入此类。
经济主题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主要主题之一，将经济主题按5类进行次级编码:①经济综合。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等全局性、综合性主题。②工业。主要包括重工业、轻工业、企业管理、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劳动纪律等主题。③农业。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农业技术、农村工作、农民问题、粮食问题等主题。④商业与交通。主要包括物价、农畜产品收购、副食品供应、铁路、公路、邮电等主题。⑤其他。不属于以上4类的经济主题归入此类。
外交主题的《人民日报》社论数量较多，按5类对之进行次级编码:①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按惯例《人民日报》要配发社论。②出访。中国领导人出访别国前后，《人民日报》一般会配发社论。③来访。别国领导人访问中国，《人民日报》配发社论。④国际问题。主要包括国际形势、国际组织、国际关系等主题。⑤其他。不属于以上4类的外交主题归入此类。
文化教育主题的《人民日报》社论数量不多，按5类对之进行次级编码:①文化。主要包括文化政策、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主题。②教育。主要包括教育政策、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等主题。③科技。主要包括科教兴国、科技成果、科技创新、技术改造等主题。④知识分子。包括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作用、人才政策等主题。⑤其他。不属于以上4类的文化教育主题归入此类。
法律法治主题的社论，主要包括公安、监察、司法、法治、打击走私等主题。每逢重要节日、纪念日，《人民日报》一般会配发社论，所以纪念日主题的《人民日报》社论数量较多。经常配发社论的节日、纪念日有:元旦、春节、“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中国共产党建党节、“七七”抗日战争纪念日、“八一”建军节、抗日战争胜利日、“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国庆节等。
D．社论的倾向性
《人民日报》社论的倾向性按3类编码:赞扬;②中立;③批评。
(4)编码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的编码工作共起用4位编码员，编码员经过集中培训后，同时开工，历时5个工作日完成编码。在给编码员分配编码任务时，在样本社论中选择60篇社论，作为信度检验的单位，加入所有编码员的编码任务中。信度检验单位的样本数占全部样本数的5%。
4位编码员的编码工作完成后，从他们各自的编码数据中找出属于信度检验单位的数据信息，根据Scott's Pi的信度检验方法[106]，计算编码员的交互信度。
其中，OA:观测值的一致性程度(%)
EA:期望值的一致性程度(%)
由于编码工作由4位编码员合作完成，先使用上述公式将4位编码员两两配对组合，根据他们对信度检验单位的编码信息，算出6个Pi值，然后求出这6个Pi值的平均数，即得到本次编码的交互信度Pi值。本次编码的Pi值为0．866，达到了较高的信度水平[107]。
通过交互信度检验后，将4位编码员的编码数据合成一个数据库，然后对数据进行编校和整理，最后采用统计软件SPSS for Windows 18．0进行数据分析。
2．定性内容分析法
本研究的定性内容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社论文本。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文本进行研读，并结合社论发表时的历史背景、社会情境，及文本时代特征，从文本表层内容深入理解文本可能蕴含的深层意义。
三、观念史研究法
意识形态中包含着各种观念，观念是意识形态的组成要素，从观念层面分析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演变更为基础、更为可靠，还可以弥补定量内容分析法的不足。观念一般由关键词表达，观念史研究方法就是对表达观念的关键词在文本中的出现和意义演变进行统计分析，以此探讨观念演变的历史线索。观念史研究与以往思想史研究不同之处在于:①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文本，观念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关键词和句子。②思想史研究一般由研究者选择典型文本，通过解读文本，抽象出思想理念。研究过程中对文本的选择和解释都带有主观性，往往众说纷纭。观念史研究可以将所有文本中使用某关键词的所有句子都搜索出来，分析不同年代关键词的使用频率与意义变化，由于分析对象是关键词和句子，不需要研究者太多的主观介入，因此，观念史研究法更加全面、客观，具有可验证性。
观念史研究法的一般步骤如下:①寻找和选取表达某一观念的关键词，在对象文本中搜索这些关键词，并按年代统计出频数。②将关键词在对象文本中定位，按年代分布分析关键词的意义及其演变情况。③以上述环节获取的数据资料为基础，作进一步分析研究。
本研究按组成意识形态的诸观念，选取一系列关键词作为观念史分析的对象。运用观念史研究法分析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对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词的选择至关重要。关键词的选择按以下3个步骤进行:①建立备选关键词库。备选关键词库中的关键词源于两个方面文献分析:一是研读前人对中文报刊、词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中词语使用和词频统计等方面的研究报告[108]，收集大众传媒中出现的高频词语加入备选关键词库。二是以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报告为分析对象，统计分析报告中词语的变迁，将各报告中出现的高频词语加入备选关键词库。这方面的工作前人已有涉及，本研究主要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109]。②筛选备选关键词。以1 196篇样本社论作为对象文本，统计备选关键词库中每个关键词在对象文本中出现的频数，选择高频关键词作为备选关键词。③确定关键词。还是以1 196篇样本社论作为对象文本，运用定性分析软件Nvivo 8，统计每个备选关键词在1949—2008年各年份的频次分布，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其意识形态功能。筛除不具意识形态功能的关键词，最后得到本研究观念史分析的关键词。
表1－2关键词分组
选定关键词后，按相关性对所选关键词分组(见表1－2)，进行对比研究。分别将各组关键词在对象文本中定位，结合历史背景和文本结构，比较分析组中各关键词的年代分布与意义演变的异同，从而推论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变迁情况。
【注释】
[1]蔡文清:《国博北广场新添人文景观9．5米孔子雕像藏三大看点》，《北京晚报》2011年1月12日。
[2]《天安门广场附近树立孔子像您怎么看?》，http://bbs1．people．com．cn/ postDetail．do?id=106804219。
[3]王琼:《天安门广场东侧孔子像迁入国博雕塑园》，《北京晚报》2011年4月21日。
[4]《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天安门广场孔子像“和政治没关系”》，http://forum．home．news．cn/detail/82723516/2．html。
[5]张绪山:《论孔子的复活》，《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
[6]“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阿尔都塞创造的一个概念，法文为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简称“AIE”。
[7]〔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8]〔法〕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9]〔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
[10]〔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11]〔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文涓、高戈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13]尹保云:《威权主义的历史意义》，《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14]Sartori，G．(1969)．Politics，Ideology，and Belief System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63(2)，pp．398—411．
[15]〔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文涓、高戈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16]〔法〕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的说明》，《美术馆》2008年总第十二期。
[17]Sartori，G．(1969)．Politics，Ideology，and Belief System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63(2)，pp．398—411．
[18]Knight，K．(2006)．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0(4)，pp．619—626．
[19]Oxford Dictionaries Online．http://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ideology．
[20]Britannica Online Encyclopedia．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 281943/ideology．
[21]Merriam-Webster Online．http://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ideology．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23]〔法〕让－皮埃尔·里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法国文化史(卷三)》，朱静、许光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24]〔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25]〔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第二版)，孔兆政、蒋龙翔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26]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27]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8]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9]〔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文涓、高戈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30]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1]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32]季广茂:《意识形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3]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4]〔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第3版)，郑一明、陈贵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35]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36]〔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思想导论》(第3版)，郑一明、陈贵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37]②③《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8]〔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39]McLellan，D．(1979)．Marxism After Marx:An Introduction，New York:Harper＆Row．
[40]〔意〕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
[41]〔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42]〔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43]〔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44]〔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45]〔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46]〔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姚仁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47]〔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文涓、高戈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48]《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49]LaPalombara，J．(1966)．Decline of Ideology:A Dissent and an Interpretation．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60(1)，pp．5—16．
[50]〔美〕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51]〔法〕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52]〔法〕尼古拉·巴维雷兹:《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王文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53]〔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刘燕清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54]〔美〕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55]〔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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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Fukuyama，F．(1989)．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16(Summer)．
[60]〔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61]〔美〕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62]〔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63]〔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64]〔美〕赫尔曼、乔姆斯基:《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邵红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65]Hall，S．(1980)．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79，London;［Birmingham，West Midlands］:Hutchinson;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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