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济全球化的特点
近代经济全球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西方各国相互投资规模迅速扩张,出现了国际资本流动。西方列强到殖民地半殖民地设厂开矿造铁路发放贷款,是一种国际资本流动,但在国际资本流动中不过是小小支流。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内容,是欧美国家内部的资金输出和资本输入。当时的主要资本输出国有英国、法国和德国,它们的资金主要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以及一些文化、体制与资本输出国相近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美国。投资者主要以购买这些国家债券的形式,投资于收益较高且稳定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本流动量占输出国家GDP的3%—5%[11]。国际资本流动对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的经济增长都起了突出作用,外国资本的流入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本国资本投资海外也加速了本国财富的积累。
第二,出现了国际分工,制造业主要集中在欧美工业国。19世纪初期只有英国向欧洲大陆出口制成品,而欧洲国家只能向英国提供农产品。到19世纪后半期,这种模式被逐渐打破,西方各国都加入到工业化进程,出现了初级生产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前者包括原材料加工、木制品、陶瓷制造等,后者包括金属制品、机械产品和化工产品的生产。企业成为社会分工的主体,企业之间最初是以水平分工为主,不同的企业生产不同的产品。20世纪初,随着以汽车为代表的大型机械制造业的诞生,开始出现机器零部件的专业化生产,于是出现了不同企业间的垂直分工。
与此同时,原料、粮食和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则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世界城市”和“世界农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工厂”英国集中体现了当时的国际分工状况,当时的英国经济史学家史丹莱·杰温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在1865年就英国的地位有过一段非常形象的描写。
实质上,世界的五分之一是我们的自愿的进贡者:北美和俄罗斯大平原是我们的谷物种植园;芝加哥和敖得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我们的森林;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放牧着我们的羊群;在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大草原则逐牧着我们的牛群;秘鲁运给我们白银,黄金则从南美和澳大利亚流到伦敦。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印度则把咖啡、茶叶和香料运到我们的海岸;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沿岸各国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田,长期以来都是分布在美国南方,而现在差不多扩展到地球上各个热带地区去了。[12]
第三,劳动力日益频繁地跨越国界,实现了空前的劳力流动。由于反奴运动的开展和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贩卖和雇佣奴隶失去了合法性,而西方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新大陆的开发又需要大量劳力的输入,所以19世纪形成了世界人口跨国流动的高潮。据统计,1821—1915年,国际流动人口多达4 600万人。1821—1850年,年均流动人口为11万;1851—1880年为27万;1881—1915年为90万[13]。那个时候国际移民比现在要容易得多,因为入境管理并不严格,护照也可有可无。美洲就是在此时开始住满移民,数千万欧洲人移居新大陆,而澳大利亚此时才略有人烟。中国人就从这时开始改穿西式服装,改用西式笔墨,扛洋枪、住洋房、用洋火、使洋钉,以及下南洋、闯西洋、赴东洋。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不仅为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条件,而且还推动了新大陆的开发,促进了技术在全球的扩散,为后起的工业国模仿和赶超先进国家提供了机会。
第四,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亚非拉殖民地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西方工业国凭借其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把亚非拉地区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后,将这些地区当成它们的原料产地和海外市场,如英国控制印度后,英国的廉价纺织品不受限制地大量倾销到印度,印度的手工织布作坊成片倒闭,印度成了英国棉布的最大市场。又如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争相到中国内地设厂、开矿、办洋行,直接赚取资本利润。亚非拉地区传统的生产方式遭到破坏后,经济畸形发展,在政治、经济上严重依附于工业国。当然,另一方面,被强行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亚非拉要实现民族解放、建设现代国家,实际上也离不开西方。从物质层面说,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相关人才都要从西方引进;从制度层面说,变法维新需要学习总结西方列强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变革的基本经验教训。所以,西方工业国和殖民地之间形成了垂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虽然全球化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客观历史现象,但这并不等于说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事实上,近代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一路凯歌向前挺进。1929年,以金融危机为先导,西方国家爆发了一场经济危机。随着银行倒闭,债务被取消,资本市场瘫痪,金本位被抛弃,主要国家货币竞相贬值,各国进一步提高关税率,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并不断强化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自由贸易结束,国际资本流动受阻,自由移民也被重新加强的边界所阻止。简而言之,在二战之前,近代经济全球化已经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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