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社论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人民日报》社论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如下:
一、数量分布较均衡，对主流意识形态反映充分
本研究从1949—2008年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按每周抽取一篇社论的方法，隔年抽取样本社论，如一周内没有社论发表，即为空缺周。空缺周数的分布见图2－7。
按上述抽样方法，共得到样本社论1 196篇。隔年抽取样本，如果每周都有样本抽中，每年按52周计，应该抽得1 560篇样本社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30年中共计有439个周，《人民日报》没有发表社论。因此，《人民日报》社论对整个研究时段的覆盖率为71．9%，应该说，从总体上看，《人民日报》社论覆盖了大部分研究时段。
图2－7社论样本中空缺周数分布
从社论样本空缺周的分布看，1966年前均在10周以下，1954—1960年空缺周数为0，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段内，《人民日报》几乎每周都有社论发表，有时1天发多篇社论。
表2－2 1958—1960年《人民日报》日发2篇以上社论天数
从表2－2可知，在1958年，《人民日报》有89天发2篇以上社论;在1959年，《人民日报》有45天发2篇以上社论;在1960年，《人民日报》更有93天发2篇以上社论。可见在“文革”前，《人民日报》一天发2篇社论是司空见惯的，更有甚者，1958年有一天竟发了5篇社论。“文革”前的《人民日报》社论，至少从数量上讲，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应该是充分和及时的。
1966—1976年“文革”期间，空缺周数明显增加。这并不代表《人民日报》社论在“文革”中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力减弱了，只是作用的重点不同了。《人民日报》社论对“文革”的发动起了重要作用，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只使用《人民日报》社论对重大问题发声，对一些“大批判”、“大辩论”主题比较喜欢使用写作组署名文章的方式。
改革开放后，空缺周数量的平均水平比较高，这也并不代表《人民日报》社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应不充分、不及时。此时的《人民日报》社论改变了过去对各领域、各主题平均用力的方式，只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发表社论。因此，虽然社论绝对数量减少了，但单篇社论的质量明显提高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更为集中了。
从社论样本空缺周的整体分布看，可能略嫌分散，但按不同历史时期分段来看，各个时期空缺周的分布是比较均衡的，从而可以推测，虽然《人民日报》社论分期分布的数量水平相差较大，但每个分期的社论数量分布还是比较均衡的，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应该是比较充分的。
二、主题覆盖范围广，涉及主流意识形态各领域
本研究抽样所得的1 196篇社论，主题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法治等诸多领域。其中外交主题社论最多，有373篇，占全部样本社论的31．2%，其次是经济主题的社论，共276篇，占全部样本社论的23．1%。政治主题的社论数量居第三，达256篇，占全部样本社论的23．1%。上述3个主题的社论数量约占全部样本社论的3/4，但社论主题覆盖面远不止这3个主题。文化教育主题的社论有113篇，占全部样本社论的9．4%。为各重要纪念日配发的社论有90篇，占全部样本社论的7．5%。法治主题的社论有21篇，占全部样本社论的1．8%。其他还有环保、体育、医药卫生、人物等主题的社论，由于数量相对较少，不必一一列出。
每个主题的社论内容也不是单一的，可以分成多个子类别。政治主题的社论涉及两会、党的建设、政权行政、港澳台事务等子类别。经济主题的社论包括经济综合、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等子类别。外交主题的社论涉及中外建交、中国领导人出访、外国领导人来访、国际问题等子类别。文化教育主题的社论包括文化、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等子类别。每个子类别中的内容又是丰富多样的，以经济主题下农业类社论为例，社论内容不仅涉及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对发展农业生产的指导性意见等重大主题，而且对水土保持、农业劳动竞赛、油料作物生产、田间管理、养猪、肥料、种子、防治病虫害等具体问题都有专门论及。可见《人民日报》社论对主流意识形态各领域的反映是全面而丰富的。
《人民日报》社论主题的丰富性程度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大体上以改革开放为界，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革”前17年，《人民日报》社论主题范围最广，内容最为丰富，这个时期的社论可以说论及各行各业各领域。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社论的主题范围开始收缩，主要集中于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主题，但社论主题涉及面仍然较广。
三、具有指导功能，甚至直接发起政治运动
《人民日报》社论不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而且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功能。中国曾经普遍实行政治学习制度，直到今天，有些机关单位还存在这样的制度。政治学习一般每周学习半天，“文革”时期更为频繁，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人民日报》重要社论或文章。因此，在严格实行政治学习制度的年代，《人民日报》社论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很大。
近年来，政治学习制度在许多企事业、机关单位已经被废止，就是在那些仍然保留这个制度的单位，执行起来也没以前严格，基本上是摆摆样子，名不副实了。政治学习制度的式微使社会大众接触《人民日报》社论的机会减少了，但这并不代表《人民日报》社论从此不被关注。只是关注《人民日报》社论的群体从社会大众转变为专门群体，比如党政机关的公务员通过《人民日报》社论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商业、企业家通过《人民日报》社论了解国家的产业政策动向;其他国家通过《人民日报》社论了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走向等。这些专门群体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关注往往带有功利性，他们企图以社论获得的信息动向指导自己的行动，从而在将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民日报》社论不仅具有指导功能，如果条件允许，还可能直接发起政治运动。比较典型的是，《人民日报》从1966年6月1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起，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把当时还没公开发表的“五·一六通知”内容捅向全国，随后“文革”全面爆发。这一系列社论可以说是全面发动“文革”的最后总动员，其后《人民日报》社论在“文革”中的功能虽然有所改变，但它传达最高指示，阐释“文革”路线，其意识形态引领作用丝毫没有改变。《人民日报》社论有时还被用作党内斗争的工具。1959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彭德怀向毛泽东上“万言书”，毛泽东转而批判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在随后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定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的社论，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对大炼钢铁群众运动的“污蔑”。“文革”爆发后，当时的领导人并没有忘记对彭德怀的批判，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通栏标题刊登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作出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并转载了《红旗》杂志的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当天的《人民日报》还专门在第2版配发了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批判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带着‘入股’的投机心理，混入党内、军内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大军阀，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几十年来，他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长期以来，他利用自己在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中所窃取的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篡军的阴谋活动，成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17]在《人民日报》社论的鼓动下，全国掀起了批彭的高潮。军内外各大单位争先恐后押走彭德怀批斗，在北京，批斗、公审彭德怀的万人大会竟开了12次。彭德怀的经历绝非个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党内斗争中，《人民日报》社论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成为名副其实的批判的武器。《人民日报》社论对党内政治斗争的深度参与，使之一直位于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因此在所有媒体中，《人民日报》社论应该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最集中、最充分的反映。
【注释】
[1]〔美〕贝戈蒂克安:《媒体垄断》，吴靖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2]〔法〕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的说明》，《美术馆》2008年总第十二期。
[3]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主编:《人民日报回忆录》，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
[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
[5]薄一波:《〈人民日报〉的名称和报头的由来》，《新闻战线》1981年第7期。
[6]《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http://www．people．com．cn/item/dongtai/ newfils/jiang．html。
[7]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http://media．people．com．cn/ GB/40606/7409348．html。
[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9]辞海编辑委员会主编:《辞海(198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
[10]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钱江:《〈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来龙去脉》，《百年潮》2010年第3期。
[12]人民日报报史编辑组主编:《人民日报回忆录》，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
[13]李庄:《李庄文集·回忆录编(上)》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14]余焕椿:《〈横扫〉出笼日灾难降临时——人民日报“6．1社论”出笼前后》，《同舟共进》2004年第6期。
[15]《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
[16]廖沫沙等:《忆邓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
[17]《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人民日报》1967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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