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的悲剧

全球问题的寓言：公地的悲剧

1832年，牛津大学学者劳埃德（William Forster Lloyd）检视英格兰公地草原，提出问题：“为什么公地的牛瘦弱，发育迟缓？为什么公地赤裸荒芜，与邻近的圈围地如此不同？”

劳埃德认为，假如一块牧场向所有人开放，那么肯定每个人都尽可能多地在这块地上放养牛羊。如果天下太平，人们安居乐业，那公共牧场就很容易陷入荒芜的悲剧。因为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任何牧民都想使收益最大化。他们会下意识地问自己：“我多养一头牲口会有什么结果呢？”

好处是增加了一头牲口，牧人能从出售一头新的牲口中获得＋1的利益；代价是因为增加了一头牲口会导致过度放牧。但是过度放牧的后果由所有牧民承担，对每个牧民来说，代价只是“1”的一小部分而已。

于是，理性的牧民会认为自己应该再增加一头牲口、两头牲口、三头牲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有一个人这么想，其他牧人也都会像他一样追求利益最大化，他们一起在有限的空间中无限增加牲畜的数量。最终的结果是牧场因过度放牧而枯竭，所有的人都因此而难逃毁灭的命运。这就是公地的悲剧：个人理性导致的集体无限使用公地的行为，将给公地和他们本身都带来毁灭的结局。^[1]

劳埃德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因为许多国家的公地正像英格兰公地那样走向荒芜，比如中国的科尔沁草原就已经成了科尔沁沙地。而世界上最大的公地，就是人类生存的家园——地球，它是全人类共有的公地。养育了我们的地球有着一个近乎完美的生态系统，每一个环节都牵动着整体，每一个链条的缺失都会对整个系统带来连锁反应。人类将地球分割成一个个国家，但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不分国界的，其中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环节遭到破坏，都会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是说，都会对人类的每个部分产生影响。

在工业时代之前，“公地”还没有演变成“悲剧”，因为世界各地的人口增长是非常缓慢的，人类自身发展与自然之间不存在紧张关系。人们认为自然提供给人类赖以生存的东西——空气、水等能源、资源都是无穷无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为那时人类生存所需的物品不会超过自然界的供给。所以美国殖民时代的居民任意杀戮野兽，不会破坏自然界的平衡。因此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才会认为，人类追求私利的过程将会增加社会财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2]。言外之意，自然界给人的馈赠是免费的，人人可以尽情享用。

但人类进入工业化以来，随着人口日增，人类向自然的过度索取超过了自然界可以承受的限度，如果狩猎和诱捕不受管制的话，野生动物将无以繁衍和生存。时至今日，北美野牛已经难觅，能不能发现野生华南虎也成世界新闻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都有用完的时候。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就阐述过这个道理。春秋时期，雍季就曾经对晋文公说：“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竭泽而渔，岂不获得？明年无鱼。”^[3]一旦资源的利用和破坏超过自然的再生能力，地球生态体系将会崩溃。而如果人类的公地——地球因遭到破坏而毁灭，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将与之同归于尽。

但遗憾的是，由于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都拥有主权，可以不听从任何外部力量的限制和约束，并且国家之间缺乏信任，所以绝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于追求本国的利益而忽视对公地的保护，而国家追求本国短期利益的行为将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比方说，没有哪个国家认为自己拥有地球的大气层，因此大气层成为每个国家排放废物的弃置公地。虽然国家无心毁坏自己的生存环境，但这种行为却导致了酸雨、温室效应和侵蚀地球的臭氧层。继续维护污染的自由将会给所有国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便列举了影响人类未来生存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人口剧增和人类对环境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人口、投资和制约发展的因素（如粮食、资源和污染等问题）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依赖的关系，解决某个问题会导致其他问题的出现。而最可怕的是：人们对环境恶化的认识存在滞后性——当我们意识到环境遭到破坏的危害时，往往为时已晚，连亡羊补牢的机会都没有了^[4]。

所以，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这片湿地是我国的，但它是‘地球的肾’，你消灭每一块湿地，都在恶化着地球的气候；这片天空是有国界的，但天空的空气却是跨国界流动的，你这里释放的污浊，会使整个大气环境变得更恶劣；这条河流是我国的，但河水最终汇入海洋，你倾倒的每一桶污水都污染了海洋，而海洋是世界的。我们应该意识到，每一片森林、每一块草地、每一条河流，都属于人类。我可能有权使用它，但同时也就对人类承担了保护它的义务；我可能无权使用它，但对它是否得到了正确使用却应该予以关注并有权过问。”^[5]这就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或曰“世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