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就是世界

1840年之前：中国就是世界

●中国的角色定位

在19世纪之前，中国没有“世界”的概念，只有“天下”的概念。“世界”是一个源自佛经的外来词汇，而“天下”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所谓的天下国家，就是在观念中将全部人类世界都当成一体，只有中央和地方之分，而没有主权的分割。天下就是从天边到天边，只有统治权的变化而没有边界的区划。自秦始皇开始，中国的皇帝就自视为六合之内的共主，是“天子”。“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就代表了天下国家的观念^[3]。

而中国认为自己就处于世界的中心，也就是文明的中心，是理所当然的天朝上国。既然世界文化的中心在中国，那么中国自然应该傲视四方，成为周边各国的楷模，中国文化应当辐射和教育周边蛮夷。所以，虽然“天下一家”，但中国是权势无边的家长；虽然“四海之内皆兄弟”，但中国是决定一切的老大^[4]。

当时西方眼中的中国是先进的，而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是落后的。且不说《马可·波罗游记》的巨大影响，只要稍微阅读启蒙时代那些思想大师有关中国的论述，就可以知晓当时欧洲人对中国迷恋到了何等程度。商人认为中国遍地黄金富得流油，政治家认为中国君主圣明政治高效，思想家认为中国文明先进艺术发达^[5]。但是，在乾隆和嘉庆等清统治者眼中，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和以前的高丽、琉球没什么分别，都不过是一些远远不如中国的蛮夷而已。

●此时的中外关系

西方希望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而中国却依旧倾向闭关锁国。在通商、海关税收和法权等问题上，西方人都认为他们遭到了极不平等的对待。

1840年前中西的通商只局限在广州。夏秋两季是买卖季，洋人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而洋人住十三行时，不能随便出游，不准带“夷妇”，甚至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为此，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时，身上必须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税率表面上并不是很高，平均不过4%，当时若有世贸组织，按这表面数字中国绝对够资格“入世”。但实际上清廷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20%。按清律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洋人每次纳税都得讨价还价，因此很不耐烦^[6]。

治外法权也是当时引发外国政府不满的问题之一。1821年的泰拉诺瓦事件（Terra-nova Case）就是一例。一位中国妇女被从美国船上抛出来的破碎物品砸伤致死。当清廷地方官吏要求引渡美国船员泰拉诺瓦时，最初遭到外国商人拒绝，后来有人劝告说，拒绝引渡就意味着美国商人被逐出中国市场，于是美国商界在表示抗议后决定交出泰拉诺瓦。在没有美国人在场的情况下，泰拉诺瓦被秘密判决处以绞刑。西方人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7]。

●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体系和国内因素

那么，为什么此时的中外关系会是这样一幅充满反差的图景呢？

相互隔绝的地理位置导致了交流不足，中国与西方在政治、经济、社会和观念上存在巨大差异。起源于西方的世界体系正在为向全球的扩张积聚力量，但他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将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大国拉入它们的体系之中。地理上的巨大差距使得西方世界即便拥有了近代的航海技术，也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使东西方世界的航路稍具规模。那时还没有苏伊士运河，伦敦到广州至少得走三个月。而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列强对于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因此主观上也没有很强的动力将中国拉入世界体系。贪婪的殖民者来到富庶的中国不过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而已。

从西方世界内部的政治局势来看，18世纪末19世纪初正是西方世界内部动荡不安的时代。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拿破仑帝国的崛起，其他欧洲强国以英国为首结成反法同盟，在数十年的时间内一直致力于遏制法国的扩张，在此期间实在无暇东顾。否则以大英帝国纵横四海的实力和高傲不已的民族脾性，哪有马噶尔尼和阿美士德受辱之后竟不兴师问罪的道理？

而相比日益走近工业时代的西方来说，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这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需要自给自足而不是通商贸易。何况，长达两千年的重农抑商传统和统治者对于工商业者经济实力的恐惧，越发压制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商贸往来的可能。在对外政治关系上，中国推行的是以朝贡体系为代表的等级制度，将一切外来者视为服从中国的朝贡国。尽管马噶尔尼千方百计展示大英帝国的富有和强大，但乾隆并不被这种威逼利诱所动：反正天朝无所不有，英吉利钱再多枪再准又能如之奈何？^[8]

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节选）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