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的合作与竞争

1860—1895：中国与世界的合作与竞争

●中国的角色定位

此时中国眼中的世界已经发生了改观。帝国的中央军机和地方巨头已经不再将泰西列强简单地看成以往犯边的蛮夷，而将中国面对的新世界郑重其事地看成“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8]。国内不同政治派别对应对西方列强的办法有极大争议，有人主战，有人主和，但对东西差异巨大的严峻情势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即便是顽固守旧的大臣如徐桐、倭仁，也不否认西方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强敌。相对于林则徐等人来说，这种认识无疑是一种巨大进步。但相对于同时期的日本而言，这种进步却无足道。因为中国承认西方的强大，不过是在物质层面上而已，具体言之只是在军事方面看到西方列强武器破坏力惊人。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们，依旧认为中华乃是泱泱大国，历史悠久制度先进。此时能认识到西方制度优势的，不过王韬、冯桂芬、郭嵩涛、曾纪泽等寥寥数人而已。

●此时的中外关系

考虑到大清帝国的精英乃是因战争刺激而开始了解西方，那么他们首先对西方先进武器的破坏力感到震撼确实是情有可原。既然斗不过、躲不了，那就只能搞“羁縻”政策。尽管期间发生了伊犁危机和中法战争，但从总体上说，这段时间中国与西方列强处于一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其中，合作是为了暂时自保，竞争是为了长远自强。

所谓合作关系，就是魏源所说的“以夷款夷”，更准确地说是“以夷法款夷”，也就是学习西方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和手段，以维持和保障中外的和平关系。当时主导中国对外政策的洋务派主要采取了以下手段来进行外交活动。

第一是严格遵守条约。既然已经签订的条约无法改变而且短期难以废除，那就不得不予以遵守，同时防止列强牟取和约之外的利益，这是一种比较务实的做法。如1876年据约阻止英国租地修改吴淞铁路，1871年拒绝给予日本西方列强已经获得的权利等。第二是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持下，中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和外交类著作，洋务派官僚很快开始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如1875年李鸿章处理马嘉理案件便引用了惠顿的《万国公法》^[19]。第三是尽量采用和平方式来处理国际争端。从严格意义上说，除了中法战争之外，这数十年间中国没有真正和西方列强发生过正面的军事冲突。当然，这一过程充满了让步、妥协、委曲求全甚至割地赔款等屈辱的行动，比如西北地区大量土地失于俄国。但是，相比两次鸦片战争而言，国家处理这种外交事务的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更何况，从蒲安臣使团访问欧美各国到曾纪泽以外交手段处理伊犁危机，清廷在委曲求全的同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外交胜利。

所谓竞争关系，就是魏源所说的“以夷制夷”，更准确地说是“以夷器制夷”，也就是发起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军事，比如引进或自造新军火、请洋教练、练新军，希望能尽快在物质层面，尤其是军备方面追赶列强的水平。于是，就凭几个“中央高干”（恭亲王奕、文祥与桂良）、三五个封疆大吏（曾左李胡等），洋务运动便大张旗鼓开展起来。

洋务运动简要年表^[20]

1861年　恭亲王奕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律。

同年　恭亲王奕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

同年　恭亲王奕和文祥托总税司赫德购买炮舰，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1863年　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1865年　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1866年　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1879年　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1872年　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年　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1875年　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1876年　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学习造船和驾船。

1880年　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1881年　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1882年　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1885年　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1887年　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1888年　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体系和国内因素

相比前一阶段而言，世界体系的体系文化没有变化，仍然是洛克文化与霍布斯文化并存的格局，西方列强依然在全球进行殖民和扩张。但是代表大国权力关系的世界格局有所变动，整个欧美世界的均势状态更加明显。克里米亚战争惨败激发的农奴制改革提高了沙俄的经济实力，经历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以极其迅猛的势头崛起于国际舞台，而德意志完成民族统一之后成为欧洲大陆第一军事强国。当英国独霸鳌头时，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但当世界呈现数强并立局面时，当时的中国便有可能浑水摸鱼以夷制夷。

具体到西方世界内部的政治局势，19世纪60年代开始，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大意识形态同时在欧洲崛起，犹如三股幽灵一般将欧洲大陆搅得风生水起。东欧、南欧和中欧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统一战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朝国家内部的民主运动此起彼伏，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更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前所未有的难题。于是原先的欧洲列强，尤其是英法两国，为此忙得不可开交，不可能把注意力转向中国。所以从总体上说，西方暂时不想扩大在华利益，而是关心既得利益的落实和保障。这和清廷坚守和约的态度不谋而合，也使得列强较少在中国滋生事端。

但是，对此时中外关系转变起最大影响的可能还是中国自身的变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使帝国上层认识到双方在器物层面的巨大差距，但帝国的开明人士同时也看到与西方列强有合作的可能。曾、左、李、胡等封疆大吏在镇压太平天国时亲眼见识了西方雇佣军（注意：是雇佣军而不是正规军）的实力，李鸿章初次看开花弹看得目瞪口呆，胡林翼看到轮船的神速竟震惊到呕血坠马。与此同时，奕等人发现洋人并不像他们原先想象的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义”，条约墨迹未干，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奕等人凭此判断西方人也是守信之辈，可以来往^[21]。由此，这批中央权贵和地方大员一拍即合，上下紧密合作，开展起对外求和自保、对内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