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动荡的世界共沉浮

1912—1949：中国与动荡的世界共沉浮

●中国的角色定位

在这一时期，中国始终游离于世界的边缘，既没有完全地融入世界体系，也没有抗拒和反对世界体系。因为中国对于世界的认识在这30多年间一直没有稳定下来，始终处于失望和希望交替并存的状态。当时的中国因一战的爆发而对源于欧洲的现代社会失望之极，因威尔逊的十四点而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救星，因凡尔赛和会的外交失败而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丧失信心，因十月革命和“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友好姿态而对新生的苏俄充满好感，因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西方世界的萧条而对法西斯的政策开始感兴趣，因日本侵华而倒向英美阵营……在这种上下起伏的状态下，中国依然在继续寻找国富民强的道路上摸索和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经历了数十年的动荡折腾，再聪明睿智的国人也难在一时之间找到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只能以实力“最强”和对华“最好”的国家为榜样。偏偏短短数十年间，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和外交关系也一直没有稳定下来，于是中国在发展道路和对外政策上都没有形成稳定的模式，反而变成西化大拼盘，有时学日本的治军方略（蒋百里），有时学美国的经济政策（宋子文），有时学苏联的革命模式（孙中山）……只是它们之间并非是一种有效的嫁接，而是一锅乱七八糟的杂烩。

●此时的中外关系

相对于此前数十年而言，欧洲，尤其是英法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逐渐消退，美、苏、日三国成为对华影响最大的国家。先说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自从明治维新之后，国力不断上升，侵略周边的野心和胆子也越来越大。尽管到目前为止，史学界还没有找到传说中的“田中奏折”，但日本政府内部的野心家们征服世界的步伐确实如传言中那样，先朝鲜后“满蒙”再中国^[26]。于是民国政府立足未稳之际，日本就策划二十一条。军阀混战之时，日本以攻击德军为名侵占山东。趁着西方世界忙于应对经济危机之时，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在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为可怕的敌人，而中国也在1840年来第一次真正面临濒临亡国灭种的命运和挑战。

在中外关系中，美国是一个很奇特的角色。美国是继英国之后第二个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但它却是最迟才提出自身对华政策的西方强国。直到19世纪末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才标志着美国拥有了独立的对华政策。但从此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就逐渐上升。有意思的是，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并不算强，“珍珠港事变”之前，中美贸易一年的总额还比不上美日贸易一周的总量，但中国的许多政治精英却似乎总对美国情有独钟。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将美国视为中国创建共和国的范本，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都似乎将美国视为最强、最可靠的外援和救星，虽然这一点直到“珍珠港事变”之后才变成现实。美国直到1941年之后才真正将中国视为坚定的盟友，并给予国民政府大量的援助。

对苏联来说，可能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不会想到，苏维埃政权诞生不足数年，便会对中国国内局势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十月革命刚刚成功，北洋政府和广州政府就相继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十分紧密的联系。“第一次对华宣言”使国人欢欣鼓舞，犹如久旱逢甘霖——终于遇到一个愿主动归还中国权益，以平等之心待我的外国友邦了；革命经验则深深振奋了孙中山，他感觉自己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成功的新道路。除此之外，对中国未来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苏俄主导的共产国际协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此后苏联对华影响一发不可收拾。先是促成国共合作，推动北伐运动，客观上帮助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实现了打倒军阀的初步目标。尽管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极力排除苏联对华影响，但在抗战初期苏联还是成为对中国援助最大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派正规军来华驱逐日军的国家^[27]。

●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体系和国内因素

从世界体系文化的角度看，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来，霍布斯文化的阴影前所未有地笼罩着整个世界，原本以主权原则相对待的欧美国家，也开始陷入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凡尔赛和约没有消泯德国的仇恨和日本的野心，在所谓的“二十年休战期”中，前者卧薪尝胆忍辱负重誓要一雪前耻，后者飞扬跋扈肆无忌惮企图征服东亚。更为可怕的是，德日掌权的野心家们将国家间矛盾视为种族问题，竟妄想以种族灭绝和奴役他国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称霸梦想。面对如此丧心病狂的思想和做法，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已经别无选择，逃避和投降都可能导致真正的亡国灭种，徐图自强已经没有时间，想要生存的唯一办法，不仅仅是抗争，而且要彻底击败造成霍布斯文化的纳粹和军国主义^[28]。

从世界格局的角度看，一战使得欧洲世界和英法等老牌强国走向衰落，美国和苏联逐渐展现出未来世界主角的姿态，但它们尚未具有对抗法西斯战争势力的意愿和契机。此时，美苏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上。在世界局势上，美苏几乎可以说都是权力政治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苏联长期被视为最有意愿和实力威胁国际秩序的“异端”，美国则由于孤立主义思潮的泛滥而再次退回美洲。于是，欧洲的德国和远东的日本都成了无人管制的脱缰野马，等到美苏真正插手世界政治时，战火已经蔓延到五洲四海。对中国来说，美国作为远东唯一有实力遏制日本的国家，却长期无动于衷，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坐视日本的扩张和中国生存状态的恶化；而苏联的新型发展道路却吸引了不少国人，因为这可能是一条能迅速赶超其他欧美强国的途径。

中国在这一时期开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伴随大量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冲突和抗争逐步发展，并贯穿了整个民国时代的中国对外关系历史。经过将近百年欧风美雨的吹打和熏陶，从五四运动开始，民族主义从极少数的精英分子开始向社会大众传播。年轻的学生和大城市的工人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力，他们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己任，发起一系列的抗议运动。到30年代，国民政府在形式上一统中国，并在争取民族权益方面有所斩获。但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成为对中国生死存亡最具威胁的国家，霎时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开始集中指向日本。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展，在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和农村地区的努力下，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渗入农民阶层。比起国民党政权，中共更早更好地利用民族危机组织发动了农民，并使之拥有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认同。随着抗日战争胜利，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可说大获全胜。不但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且过去100多年中列强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已基本废除，中国甚至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亦即世界五大强国之一，真可谓国耻尽雪、风光一时。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不仅直接影响当时的中外关系，而且为下一阶段中外关系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在这30多年中，北洋政府在短暂的强权政治统治后，因袁世凯的死去而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军阀混战十年之后，崛起于南疆的北伐军团才大体上重整了中国的政治势力，新生的民国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但这种表面上的统一却不能掩盖国民政府内部派系相互争斗的实际情形。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当时都已经拥有了相当明确却又截然不同的发展规划和对外政策。当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国共谁能主导中国政局的发展，实际上是影响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最重要因素。

图15．2　开罗会议时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与罗斯福、丘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