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26]。我们可以将阿尔都塞的理论做一个合理的推论，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经济环境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民众的觉醒，如果统治阶级还是死守由其主导的僵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教条，政权可能会发生动摇。统治阶级不但要掌握国家机器，还必须与时俱进，及时更新主流意识形态象征形式，以回应民众的需求，统一民众思想，从而完成新的社会整合。在全球化一体化的今天，统治阶级如果只强调对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使用，而忽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及时更新和建构，是非常危险的。2011年的利比亚事件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以卡扎菲为首的利比亚执政当局尽管掌握了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等一切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但由于长期无视民众需求，忽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更新与建构，在西方国家的干涉，特别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打击之下，终于众叛亲离，政权也难逃覆灭的命运。利比亚事件启发我们，在现代社会，统治阶级对由其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更新与建构，不仅是不可回避的，而且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主流意识形态的更新与建构问题为何如此重要?在阿尔都塞看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统一过程总是‘未完成的’、总是‘必须重新开始’”[27]。这是因为统治阶级虽然取得了国家政权，但先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上有残余，新的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会寻求自己的组织形式，统治阶级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战胜它们，才能维护自己的地位。做到这些还不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转变，要求统治阶级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适应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从更广义上说，随着人类实践的物质多样性的展开，由之而来的自发的意识形态必须被主流意识形态不断整合，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持现有统治关系。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起作用，也可以借助国家机器，间接地通过强制起作用。即使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最终通过强制起作用，这种作用也是非常薄弱与隐蔽的，甚至是象征性的[28]。保罗·利科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的运作归纳为3个方面:①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扭曲;②对权力体系的合法化;③对社会生活的整合。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中区分了合法化、虚饰化、统一化、分散化和具体化等5种意识形态运行模式[29]。本研究以汤普森的意识形态运行模式为基础，从《人民日报》社论角度，分析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方式及其可能的效果。
一、合法化
统治阶级要把统治关系描述为正义的、值得尊敬的，才能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和支持，这样的过程我们称为合法化。统治关系的合法化往往是通过意识形态来完成的，合法化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要方式之一。
如何判定统治关系具有合法性?也就是说，合法性的基础所在，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区分了3种合法性的基础:①理性基础:基于对已制定的规则的合法性的信仰;②传统依据:基于对悠久传统的神圣性的信仰;③超凡魅力依据:基于对某个人的罕见神性、英雄品质或超凡魅力的忠诚[30]。基于以上合法性的依据，统治阶级通过建构意识形态象征形式，从而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合法化的建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合理化
合理化根植于合法化的理性基础，是统治阶级发展出一系列的理由来维护现有统治关系，或为之辩解，以说服社会大众服从和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经济领域基本上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基本建立了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成为此后20多年中国大陆的基本经济模式，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
国家的计划是我们国民经济活动的指针，它指导着各种经济活动互相密切结合地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发展，并使之符合于党和国家的总路线及具体的政策，而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31]
中国大陆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取得了震惊世界的经济成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的弊端逐渐体现，最后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从经济改革开始，计划经济体制是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并不是由市场经济一步直接取代计划经济的变革，而是分步骤的、逐渐合理化的过程。1980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日报》配发社论，论述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计划经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广泛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实行的。既然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商品、货币和价格，价值规律必然要在生产、流通和分配的广泛领域中起作用。因此，实行计划经济不仅要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且必须依据价值规律，高度重视和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计划经济不等于全部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也是实行计划经济的重要形式。市场调节是计划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32]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3]
社论仍然强调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但突破了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认为计划经济也应该遵循商品价值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并不矛盾，而且市场调节是计划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样在承认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对发展商品经济进行了合理的阐释，在经济体制中为商品经济(或市场调节)谋取了一席之地。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的讲话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排除了理论障碍。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日报》社论将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定性为“14年经济体制改革顺乎逻辑的发展”:
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确定，正确地解决了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个核心问题，指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14年经济体制改革顺乎逻辑的发展，是一次思想大解放，是党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之后又一次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新的巨大成果。[34]
综上所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对经济体制的论述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经济改革的阐释，并不是以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直接代替或推翻旧的经济形态的形式进行，而是在维持新旧经济形态前后自恰性基础上的合理化过程。
2．普遍化
所谓普遍化，简而言之，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将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体制安排描述为向全体公众开放。这个在政权关系的描述中显得尤为突出。主流意识形态是用来建立和维护统治关系的，在任何一种统治关系中，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是无法避免的。统治阶级通过掌握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统治阶级往往不愿将专政描述成由其独享的、对被统治阶级的单向的压迫，他们更愿意将专政描述为全民共享的权利，只是由统治阶级代为执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通过普选制来实现专政的普遍化，普选制保证每个具有选举权的公民能参与选举、或被选举为代表参与国家的管理，从表面上看，每个公民似乎都可能参与国家管理，而国家代表了广泛的民意。可实际上并非如此，普选制只是提供了民众参政的可能性，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制度性安排，以及无数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只可能是资产阶级专政。
样本社论文本中涉及专政的关键词有“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它们在社论中出现次数的年代分布请见第四章图4－4。且不论这两个关键词在时间分布上的差异，从专政的主体“人民”和“无产阶级”来看，“人民”有着更广泛的基础。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的概念范围略有不同。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而且包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无产阶级是相对于资产阶级而言的，其本义是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产业工人。在样本社论中，“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主要出现于1958年后到“文革”结束不久的时段，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无产阶级”的范围要小于“人民”的范围。所以，1982年宪法将原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修改为“人民民主专政”。
尽管无产阶级专政的外延小于人民民主专政，但主流意识形态中无产阶级专政理念存在时间较短，而且改革开放后，就已被基本弃用，人民民主专政才是党和政府对政权关系的标准描述。对样本社论中“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3个关键词分别进行词频统计，然后将“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每年的出现频数相加，将相加所得的频数分布数据与“专政”的频数分布数据作图，见图3－2。
图3－2“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出现次数
按关键词“专政”对社论样本进行词频统计，必然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样本社论中存在其他包含“专政”的词组，“专政”出现的频数必然大于“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出现频数之和。从图3－2不难发现，两条折现基本是重合的，也就是说，“专政”出现的频数基本等于“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两词的出现频数之和。那么也就证明了，《人民日报》社论在论及专政问题时，基本只用“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两个关键词，而且“人民民主专政”是标准用法。因此，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人民民主专政是统治关系普遍化描述的典型。
3．神圣化
神圣化即利用人们对富有感召力的、超凡魅力人物的崇拜，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并得到公众的认同。在对领导人个人崇拜风行的时代，神圣化是常用的意识形态建构方式。虽然毛泽东个人多次表示反对个人崇拜，但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以说愈演愈烈，直到“文革”达到顶峰。“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著作，哪怕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依据。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毛泽东著作和说过的话，都被民众认为是真理，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只需引用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即可。
“文革”时期，《人民日报》经常在显著位置刊登“最高指示”，作为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领袖的毛泽东，通过“最高指示”建构主流意识形态，指示“斗争”方向。《人民日报》社论更是把毛泽东著作和语录直接作为重要论据使用，而且社论中凡是引用毛泽东著作和语录都用黑体。论证的基本逻辑是，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正确的;跟毛泽东说的相违背的，肯定是错误的。如果被认定“反对毛主席”，后果是很严重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一定要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35]
在样本社论中，对词组“反对毛主席”进行词频统计，发现“反对毛主席”在社论样本中共出现20次，主要分布于“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不久。在“文革”期间，只要被判定反对毛主席，就如同犯了弥天大罪，往往遭受没顶之灾。
二、虚饰化
所谓虚饰化，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中，通过否认、美化或转移注意力等方式掩盖真实的社会状态。虚饰化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主要方式之一，这种方式或多或少涉及对事实的扭曲。虚饰化在意识形态象征形式中主要表现为否认、美化、转移、隐喻等方式，其中否认方式最为直接，通过否认事实的存在，维护现有的社会状态。否认方式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信息极不对称的情况下可能有效，当负面的问题或事件已为人所知，一味否认并不能服众，也就无法得到民众的认同。这样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会伤害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除了否认方式外，更为隐蔽的虚饰化建构方式有美化、转移和隐喻等。这些间接的建构方式往往并不否认负面问题存在和负面事件的发生，只是通过一定的手段，将问题和事件引向有利于维护统治关系的方向或层面。还可以通过对语言修辞的使用，以更隐秘的方式给公众心理暗示，从而达到虚饰化建构的目的。主流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虚饰化建构，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美化
美化即对事实、行动、体制等重新描述，使之具有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正面评价。特别是一些本来就负面的事实和行动，往往可以通过美化描述，成为正面的主流意识形态象征形式。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建构方式，可以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党内从“反冒进”的争论演化为“大跃进”的过程中窥见一斑。
从“反冒进”争论到“大跃进”方针的提出，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而且也反映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中自发的美化过程。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产生了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高速度的思想。经济发展上盲目冒进的做法一度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紧张局面。1956年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国民经济建设方针。会后，刘少奇指示陆定一，由中宣部组织一篇贯彻这一方针的《人民日报》社论。社论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只批了“不看了”3个字，可见毛泽东是不同意“反冒进”的。6月20日，此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此后，毛泽东多次批评了“反冒进”，直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人民日报》1956年的“反冒进”社论有原则性错误。南宁会议后，毛泽东的观念占了绝对上风，“反冒进”不存在了，但经济建设中冒进的实践仍然存在，那么如何来美化冒进呢?
1957年11月13日，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社论指责了1956年的“反冒进”，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群众的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36]
这是《人民日报》社论中第一次用“跃进”代替“冒进”，算是为冒进之实践“正”了名。这种美化方式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1958年5月26日重看这篇社论时，当即写了一封信: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37]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说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可见事实没变，只是说法变了。毛泽东继而分析了将“冒进”美化为“跃进”的好处，并赞扬发明“跃进”一词的人“功不在禹下”。将“冒进”美化为“跃进”，虽然不是意识形态运作机构有意组织的，也不是《人民日报》的自觉行动，但这种自发的美化建构同样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和赞扬。从此，中国在“大跃进”的旗帜下，进行冒进式的经济建设，一步步走向深渊。
2．转移
转移即将有关某一或某些人或物的事实、特性转到其他人或物身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方式。转移的方向可以是转进，也可以转出。在主流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建构中，可以转进其他对象的事实或特性，也可以将不符合建构要求的事实和特性转出去。
刘少奇自1943年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后，一直排在毛泽东之后，居于“第二把手”的位置。毛泽东不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都由刘少奇代理党主席职务，且没有例外。1959年4月，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6年以前，刘少奇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可谓显赫。1966年前的《人民日报》社论虽然没有论及刘少奇的专文，但凡是提到刘少奇的地方，其形象都是正面的。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刘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大字报”里没有点名，只是点到“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为止。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由造反派控制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刘少奇的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68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并在配发的社论中指出:
学习这个报告，对于贯彻执行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对于深刻理解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对于彻底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彻底清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叛党、叛国的滔天罪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38]
社论不仅将“叛徒、内奸、工贼”3顶帽子扣在刘少奇头上，而且历数了刘少奇从抗日战争到建国后60年代的叛党、叛国“罪行”。历史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罪行都是子虚乌有，是造反派为了打倒刘少奇硬是转移到他身上的。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议为刘少奇平反，《人民日报》为此配发题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社论，社论对刘少奇进行了重新评价: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人之一。几十年来，刘少奇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39]
这篇社论可以说是恢复了刘少奇的本来面目，把造反派强加于刘少奇头上的帽子和罪行都移除了。社论题目提示，为刘少奇平反，是为了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为刘少奇平反应该是毛泽东思想应有之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主流意识形态的转移式建构，就是将有利的因素转入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将不利的因素转出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当主流意识形态象征形式发生问题时，为保持其形式上的一贯性，往往用转移的方法对之进行重新建构。
3．隐喻
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其实质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和表达另一种事物。在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中，隐喻是通过暗示人或物具有其并不真正拥有的特性，虚饰社会关系，从潜意识层面说服社会大众。与严格的逻辑推理相比，隐喻往往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而且越是源于日常生活、不为人所意识到的隐喻，越容易被人接受。毛泽东的“纸老虎”隐喻、邓小平的“白猫黑猫”隐喻，无不来自日常生活，都给人深刻印象，而且具有说服力。
莱考夫和约翰逊1980年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40]，从此政治话语中的隐喻研究成为热点。黄秋林、吴本虎以1978—2007年的《人民日报》两会社论为研究对象，总结分析了旅行隐喻、建筑隐喻、战争隐喻、植物隐喻、航海隐喻，以及家庭隐喻等6种概念隐喻[41]。本研究以此为框架，对样本社论中的概念隐喻作总体分析。
在旅行隐喻中，旅行被看作是一种从起点到终点的有目的的行为。在《人民日报》社论话语中，旅行隐喻的关键词通常有“路线”、“前进”、“进入”、“指引”等。旅行隐喻的终点通常是实现共产主义。旅行隐喻暗示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是一次伟大的旅行，中国共产党是领队，指引着社会大众前进，为达到最终目的地而共同努力。
建筑隐喻往往把国家比作一座大厦，发展国家就是建设大厦。在《人民日报》社论话语中，建筑隐喻的关键词通常有“建立”、“巩固”、“奠定基础”、“添砖加瓦”等。社会主义建设就像建筑一座大厦，中国共产党是这座大厦的总设计师，社会大众都是这座大厦的建设者，应该努力为建设大厦添砖加瓦。而且建设大厦最重要的是要打好基础，所以要搞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工作。建筑隐喻有利于调动社会大众的积极性，自愿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战争隐喻往往把完成一个任务、开展一项事业看作是一场战争。在《人民日报》社论话语中，战争隐喻的关键词通常有“敌人”、“斗争”、“打击”、“进攻”等。战争隐喻暗示要达成某一目标，必须扫除各种困难和障碍，才能取得胜利。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革”时期，《人民日报》社论话语中战争隐喻运用比较多，改革开放后逐渐减少。
植物隐喻在《人民日报》社论话语中出现相对较少，其关键词通常有“成果”、“生命力”、“成长”等。植物隐喻暗示国家就像是植物，国家发展就像植物发芽、生长、开花和结果的过程，植物的成长需要大家辛勤的浇灌。植物隐喻能激发人们建设国家的积极性，同时又暗示人们，建设国家要循序渐进，切不可揠苗助长。
航海隐喻集中出现于“文革”时期的《人民日报》社论中。航海隐喻的关键词有“航船”、“舵手”、“漩涡”、“彼岸”、“扬帆”、“乘风破浪”等。在《人民日报》社论中，航海隐喻往往暗示建设国家就是海上航行，需要舵手与船员的同舟共济，精诚协作，要经历海上的风浪(即困难)，才能达到彼岸(即目标)。
家庭隐喻在中国有悠久的社会文化基础，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其关键词有“同胞”、“亲情”、“小家”、“大家”、“当家作主”等。家庭隐喻暗示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是同胞手足，人民当家作主。家庭隐喻将国家比照家庭来管理，有利于增加民众对国家的亲切感，增强凝聚力。
在样本社论中，旅行隐喻、建筑隐喻和植物隐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使用都比较普遍;战争隐喻和航海隐喻在改革开放前使用较多，改革开放后使用逐渐减少;家庭隐喻出现数量较少，但在最后5年的样本社论中，有迅速增长的势头。
三、分散化
所谓分散化，就是将可能对国家造成威胁的人或集团分离出去，或促使其内部分化对立，借以维护国家内部的团结。分散化不仅是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段，而且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常用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都没有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东西方冷战格局下，西方阵营的国家对中国大多采取敌对的态度。对于这些敌对国家，中国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中大多采取分散化策略，即将这些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区别对待，批评敌对国家政府，同情和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
从《人民日报》社论所反映的对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态度，基本证明了上述观点。以标题中包含“日本”为条件，对社论样本进行关键词搜索，共得到符合条件的6篇社论见表3－3。
表3－3标题包含“日本”的样本社论篇目
从这6篇社论的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到社论在对待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的态度上，存在明确的分化趋向。从标题中关联的词语分析，跟日本军国主义相关的词语有“阴谋”和“注定失败”，跟日本政府相关的词语有“破坏和平”、“卑劣”、“交代”，都带有明显的贬义，而且《斥日本政府拒发护照破坏和平的卑劣行为》这篇社论标题对日本政府用了“斥”字，直接表达批判痛斥的态度。而对于日本人民，社论标题中关联的词语有“团结”、“联合”、“枷锁”，基本是褒义的，就是“枷锁”一词，也是“美国强加”的，表达了对日本人民的同情态度。再细读这几篇社论，社论中多处明确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的分化态度: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42]
社论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当时的日本政府的批评和斥责比比皆是，而且在批评日本政府时，往往兼带批评美国，因为当时美国占领日本，后来又跟日本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而且美国当时也是中国的敌对国家之一。
美国帝国主义和卖国的日本反动政府两者都是日本人民的公敌，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利用，共同地压迫日本人民，不把他们一齐推翻，日本人民是没有出路的，在两种敌人中放松反对任何一种敌人，都是不对的。[43]
这种策略趋向在20世纪70年代后被基本放弃了，因为那时中国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开始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跟日本、美国也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
四、具体化
所谓具体化，就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中，将历史性的事物自然化或永恒化，以掩盖真实的社会关系。在主流意识形态象征形式的建构中，具体化建构有自然化和永恒化两种方式。自然化即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事件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发生的结果。自然化的建构方式往往被用来掩盖负面事件背后的人为因素，以推卸责任。1959—1961年，由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产业政策的失误，以及各级政府官员中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浮夸风，导致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民日报》1962年的“五一”社论是这样描述的:
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团结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所有爱国人士，正在积极执行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克服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为将来国民经济的新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44]
可见，社论认为当时的困难局面是由“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在当年的国庆社论中，这种说法又有了修正: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人民在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大家知道，连续几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的歉收，加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给工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都带来了不少困难。[45]
社论承认“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是导致经济困难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严重的自然灾害”。这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自然化建构。
随着档案资料的解密公布，以及历史学对此问题研究的深入，将三年自然灾害作为导致1959—1961年部分地区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已经站不住脚。1980年后，官方已不用“三年自然灾害”，而是改用“三年困难时期”来指代1959—1961年的饥荒岁月。
具体化的另一种方式是永恒化，即将社会历史现象描述为永久不变的，以剥夺它们的历史性。也就是说，被永恒化建构的社会历史现象，被描述为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的，社会大众不必去追溯这些现象的起源和影响因素，因为世界本身如此，而且一成不变，只要接受结果就可以了。永恒化掩盖了社会历史现象背后的动因及其主导者与代理者，从而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关系。
在表达永恒性的词语中选择“万岁”与“永远”两个词，对样本社论分别进行词频统计，两词在样本社论中出现次数的年代分布见图3－3。
图3－3“万岁”、“永远”的出现次数
从图3－3可知，表达永恒性的形容词“永远”在社论样本的各个时期都有出现。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前出现的次数要多于改革开放后的出现次数。
【注释】
[1]胡学常:《毛泽东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若干史实》，《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
[2]朱永嘉、金光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
[3]《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编者按)》，《人民日报》1965年11月30日。
[4]《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编者按)》，《人民日报》1965年11月30日。
[5]《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
[6]《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人民日报》1966年6月7日。
[7]《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
[8]《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人民日报》1966年6月7日。
[9]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文件》，《人民日报》1967年5月18日。
[10]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
[11]《翻案不得人心》，《人民日报》1976年3月10日。
[12]人民日报、杂志红旗、解放军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人民日报》1976年9月16日。
[13]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
[14]人民日报、杂志红旗、解放军报:《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
[15]《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人民日报》1977年4月11日。
[16]《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1977年4月13日。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18]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19]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20]《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9日。
[21]《统一全党思想的纲领性文件——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6月16日。
[22]《坚持立国之本走好强国之路》，《人民日报》1989年6月25日。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4]《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人民日报》1992年2月24日。
[25]《坚持伟大理论夺取更大胜利——热烈祝贺党的十四大胜利闭幕》，《人民日报》1992年10月19日。
[26]〔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7]〔法〕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的说明》，《美术馆》2008年总第十二期。
[28]〔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29]〔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文涓、高戈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
[30]〔德〕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31]《正确地编制一九五四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人民日报》1953年11月5日。
[32]《计划体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人民日报》1984年10月11日。
[33]《满怀信心夺取改革的全面胜利》，《人民日报》1984年10月22日。
[34]《振兴经济的必由之路》，《人民日报》1992年11月16日。
[35]《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9日。
[36]《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
[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
[38]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人民日报》1968年11月25日。
[39]《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人民日报》1980年5月16日。
[40]Lakoff，G．，＆Johnson，M．(1980)．MetaphorsWe Live B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1]黄秋林、吴本虎:《政治隐喻的历时分析——基于〈人民日报〉(1978—2007)两会社论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5期。
[42]《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人民日报》1952年9月3日。
[43]《现在是日本人民团结对敌的时候》，《人民日报》1950年9月3日。
[44]《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节日》，《人民日报》1962年5月1日。
[45]《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1962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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