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服务于建立和维持统治关系的观念体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大陆唯一的执政党，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体既是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又是意识形态运作的重要工具。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运作当然也不能离开大众传媒，而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位于中国共产党党报体系的最高端，在主流意识形态运作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跟新闻报道相比，社论是更直接的意识形态象征形式。《人民日报》社论在国内外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上代表中共中央发言，统一思想、引导舆论，是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
一、《人民日报》社论的数量分布
本研究在1949—2008年共60年《人民日报》社论中，隔年每周抽取一篇，共抽得1 196篇社论作为研究样本。按样本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时间，归入上述“建国初期”、“文革十年”、“改革开放”、“深化改革”4个时期(见表4－2)。
表4－2《人民日报》社论分期数量分布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四个时期，《人民日报》社论数量的分布并不平衡。“建国初期”最多，达475篇，“改革开放”和“深化改革”时期居中，分别为281篇和251篇，两者相差不多，而“文革十年”最少，仅为189篇，这可能与“文革十年”这一分期比其他几个分期短有关。但考察这4个时期社论的年均篇数发现，“文革十年”的年均篇数还要多于“改革开放”和“深化改革”两个时期，不过差距并不大。与此相对应，“建国初期”的社论年均篇数达27．9篇，遥遥领先于其他3个时期。综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建国初期”的《人民日报》社论在篇数和年均篇数上都明显多于其他3个时期，“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在年均篇数上居中，而“深化改革”时期最少。
《人民日报》社论数量的变迁，可以说明每个时期利用社论进行意识形态运作的频率，但数量不等于质量，也就是说，社论数量的多寡，不能完全说明《人民日报》社论对主流意识形态反映的程度和深度。“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社论数量比较多还有其组织上的原因。现《人民日报》的前身——华北局《人民日报》的评论是“短腿”(见第二章)，华北局《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后，特意调邓拓任总编辑，意在加强报纸的评论工作。邓拓到任后，对《人民日报》的评论，特别是社论非常重视，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日报》几乎每天一篇社论，有时甚至一天两篇或多篇。当时的《人民日报》人手少，组织机构中没有评论部，记者不仅要写分管各行业的消息、通讯，还要负责写有关分管行业的评论，因此当时《人民日报》的很多社论出自记者之手。据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回忆，当记者所主管行业有重大事件发生时，先要向组长报社论选题，再开会讨论一下，可以的话由记者独自撰写，稿子写好后送政务院主管部委领导审阅，最后由总编辑邓拓定稿签发[1]。
对于写作社论的目的，现在的理解是就重大事件或重大问题代表同级党委发言，以引导舆论。我们翻阅“改革开放”和“深化改革”两个时期的《人民日报》社论，确实如此。然而“建国初期”的《人民日报》社论不仅如此，而且为了追求社论数量，还大量存在另一种社论，这种社论“不能说它没有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但严格地说来，这些社论的论题，它只是圈定了一个业务工作的范围。通常只作过这样的考虑‘质量问题很突出，要写篇社论喊一喊’，甚至只是‘质量问题很久没有发言了，要写篇社论提一提’，就把题目定下来了”[2]。正是因为这种社论的大量存在，使“建国初期”的《人民日报》社论在数量上明显多于其他3个时期。这种数量上的优势说明，“建国初期”的《人民日报》社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面比其他3个时期要广，但要考察它对主流意识形态反映的深度和质量，光看社论数量是不行的，还要综合其他指标共同判断。
二、《人民日报》社论的版面位置分布
社论是最具权威性的报刊评论形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大众传媒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党报社论代表的是同级党委的观点和意见。社论的崇高地位决定了它在报纸版面位置上的优势，考察样本中1 196篇社论的版面位置分布(见表4－3)发现，绝大部分社论发表在《人民日报》1版，达994篇，占样本社论总数83．1%，发表于其他各版的社论占样本社论总数的比例不到1/5。
表4－3《人民日报》社论的版面位置分布
从表4－3我们发现，虽然《人民日报》社论大多发表于1—4版的重要版面，但样本中也有超过2%的社论发表于5—7版这些偏僻版面。考察发表于5—7版的共28篇社论，发现5—6版的23篇社论大多讨论的是外交和国际问题，本着“先国内、后国外”的原则，将这些社论放在5—6版是无可厚非的。发表于第7版的共有5篇社论，分别是《怎样度过今年的暑期?》(1958年7月24日)、《加强民间文艺工作》(1958年8月2日)、《体育也要创奇迹——迎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58年9月11日)、《结合除四害运动，大力收购废品、美化家庭》(1958年9月19日)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1962年8月1日)。第一篇和第二篇社论发表当天，另有一篇社论在第1版或其他版面发表;第三篇和第四篇社论发表当天，另有两篇社论在第1版或其他版面发表，因此将上述4篇相对意识形态性较弱的社论转到第7版发表也是合理的。
考察《人民日报》社论在各个分期的版面位置分布(见表4－4)，可以得到类似结论。
表4－4各时期《人民日报》社论的版面位置分布(%)
在所有4个分期中，发表于1版的《人民日报》社论均占每个时期社论总数的80%以上，“改革开放”时期甚至达到88．3%。除了“建国初期”外，发表于5—7版的社论数量微乎其微，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文革十年”和“深化改革”时期，都只有一篇社论发表于5—7版，“改革开放”时期也只有4篇。在《人民日报》众多报纸文体中，社论版面位置的靠前，不仅说明《人民日报》对社论的重视，而且反映出了社论在主流意识形态运作中的重要地位。
三、《人民日报》社论的字数分布
《人民日报》社论的字数差距很大。样本所有的1 196篇社论中，发表于1960年7月31日的社论《为明年夏季大丰收打好坚实的基础——总结抗旱斗争和今年夏收的全面经验，积极准备秋播冬播》不仅题目冗长，而且正文长达7 075字，为样本社论中最长;而发表于1992年12月31日的社论《团结合作共创伟业——祝贺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全文仅295字，是所有样本社论中最短的。样本社论中最长和最短的相差6 000多字，平均每篇社论的字数为1 995字，可见《人民日报》社论虽有极短的，但篇幅较长的社论可能占主流。
考察《人民日报》社论在各个时期的平均字数(见表4－5)，发现各个时期社论字数均在1 000字以上，平均字数最多的是“建国初期”，达2 444字，最少的是“文革十年”，平均每篇也要1 498字。我们不难推论，全部4个时期社论的平均字数应该多于同时期新闻的平均字数。
表4－5各时期《人民日报》社论的平均字数
全部4个时期社论的平均字数，除了“文革十年”外，其他3个时期比较接近，因此通过方差分析(ANOVA)检验这4个时期社论的平均字数有无差异，结果见表4－6。
表4－6各时期《人民日报》社论平均字数的方差分析表
由表4－6可知，由于《人民日报》社论的4个分期而导致的平均字数的变化，F(3，1192)=92．253，P＜0．05，4个分期的平均字数不完全相等。继续对之进行事后检验，结果见表4－7。
表4－7各时期《人民日报》社论平均字数的多重比较(LSD)
LSD的事后检验结果表明，“建国初期”社论的平均字数(M= 2 443．33，SD=903．99)要明显多于其他3个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社论的平均字数(M=1 836．33，SD=822．05)和“深化改革”时期社论的平均字数(M=1 699，SD=491．05)应该没有特别显著的差异，在字数上明显少于“建国初期”，“文革十年”社论平均字数(M=1 497．56，SD=739．54)则明显少于上述3个时期。由于“改革开放”和“深化改革”两个时期社论的平均字数没有特别显著差异，而且两个时期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可将两个时期合二为一，命名为“改革年代”，则上述分期社论的平均字数的差异可以表述为:“建国初期”＞“改革年代”＞“文革十年”。
鉴于所有4个时期社论平均字数的标准差都比较大，最大的是“建国初期”(SD=903．99)，最小的是“深化改革”时期，标准差也高达491．05，因此只从平均数来考察各分期社论长短是不够的，有必要对社论字数进行分组(见表4－8)，考察各时期社论字数的分组分布。
表4－8《人民日报》社论字数的分组分布
由表4－8可见，字数在1 000—2 000字的社论有574篇，将近所有样本社论的50%，其次的是篇幅为2 000—3 000字的社论，共有379篇，占全部样本社论的31．7%，两者相加，篇幅为1 000—3 000字的社论共占全部样本社论79．7%。其余少于1 000字，或多于3 000字的样本社论仅占全部社论的21．3%。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绝大部分《人民日报》社论的篇幅在1 000—3 000字之内。这是总体趋势，再考察各个分期的分组字数分布(见表4－9):
表4－9各时期《人民日报》社论字数的分组分布(%)
可知有些时期社论的分组字数分布与总体趋势相比有明显的差异。“改革开放”和“深化改革”时期社论的篇幅与总体趋势基本相同，特别是“深化改革”时期，篇幅在1 000—3 000字的社论占这个时期全部社论的92．4%，少于1 000字的社论仅占6．8%，字数多于3 000字的社论仅2篇。与总体趋势不同，“建国初期”的社论篇幅有将近一半在2 000—3 000字内，其次是1 000—2 000字，占“建国初期”全部社论的30．7%。“文革十年”的社论篇幅在1 000—2 000字的有102篇，占这个时期全部社论的54%，这与总体趋势类似，而其次的是少于1 000字的社论，占这个时期全部社论的26．5%，两者相加达，篇幅少于2 000字的社论占这个时期全部社论的80．5%，而多于2 000字的社论仅占不到20%。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和“深化改革”时期样本社论的字数与总体趋势基本相同，而“建国初期”的社论篇幅与总体趋势相比偏长，“文革十年”的社论篇幅则偏短。
四、《人民日报》社论的主题分布
《人民日报》社论主题比较广泛，主要集中于政治、经济、外交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考察研究样本的主题分布(见表4－10)，在所有1 196篇样本社论中，主题为政治、经济、外交的有905篇，占全部样本社论的75．7%。从政治、经济、外交三个主题的社论比例来看，除主题为外交的社论略多外(31．2%)，政治、经济主题的社论比较平衡，分别占所有样本社论的21．4%和23．1%。外交主题的社论偏多，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1949年开始陆续跟世界其他国家建交并发展双边或多边关系，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建交、外国元首访华、中国国家领导人出访等时机，《人民日报》一般都会发表社论。
表4－10《人民日报》社论的主题分布
在其他主题分类中，文化教育类社论有113篇，占全部样本社论的9．4%，法律法治类社论较少，只有21篇，仅占全部样本社论的1．8%。每逢元旦、五一、七一、十一等重大节日，《人民日报》一般会配发社论，这可以说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一个传统特色。样本社论中在重大纪念日发表的社论有90篇，占全部社论的7．5%。
考察各个时期《人民日报》社论的主题分布(见表4－11)，可以发现各时期社论的主题分布与总体趋势略有不同。“建国初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类社论分布并不平衡，经济和外交类较多，各占“建国初期”样本社论的34．7%和35．4%，而政治类社论仅49篇，仅占10．3%，可见“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社论对国内问题关注的重点是经济的恢复和重建。
“文革十年”中这个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革十年”期间，特别是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化后，中国跟众多国家建交，《人民日报》一般都配发社论，《人民日报》社论还延续了“建国初期”对国际问题关注的传统，致使“文革十年”外交类社论数量较大，占这个时期全部社论的54．5%。政治和经济类社论比例出现了倾斜，政治类社论有32篇，占这一时期全部社论的16．9%，而经济类社论只有10篇，仅占5．3%，不到政治类社论的1/3。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社论对文化教育领域比较关注，共发表此类社论21篇，占这一时期全部社论的11．1%，是经济类社论数的1倍。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法治类社论虽然在全部社论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文革十年”中《人民日报》没有发表一篇这方面的社论。基于以上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十年”中，主流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宣扬，经济问题被明显忽视，法律法治问题则闭口不谈。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领域的关注也超乎寻常，这与“文革”从文化领域发起，并从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走向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不无关系。
表4－11各时期《人民日报》社论的主题分布(%)
续表
“改革开放”时期，样本社论中政治、经济和外交类社论比例比较均衡，分别为28．1%、23．5%和23．5%，“文革”时期的失衡状态已不复存在，文化教育类社论的比例也降为7．5%，回复到与总体趋势相似的水平。这说明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取消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改变了“文革”中主流意识形态偏重政治意识形态的状况，形成了对政治和经济并重的态势。
“深化改革”时期，样本社论中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类社论总数占这个时期样本社论总数的78%，但这4类社论的所占比例并不均衡，政治类社论有96篇，约占上述4类社论总数的一半，其他3类社论总数占另一半，而且比例相当，文化教育类社论略少。“深化改革”时期政治类社论的明显增加，是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相联系的。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开启了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于“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姓资，还是姓社?”“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在全社会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人民日报》社论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运作的主要工具，必须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表明观点态度，以引导舆论。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经济改革在原来基础上继续发展，政治改革日益提上日程，不断有新情况出现，不断有新问题需要解答，政治类社论的增加可以说反映了这个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重点。
各个时期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关于法律法治的社论数量较少，占全部样本社论总数2%左右，“文革十年”期间甚至一篇也没有。各个时期为重大纪念日配发的社论，除了“建国初期”比例较少外，其他3个时期均占全部样本社论的10%左右。这两类社论的分期分布趋势与总体趋势基本相同。
五、《人民日报》社论中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史分析
本部分的观念史分析主要用于揭示《人民日报》社论对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总体趋势，因此关键词的选择上偏重于对总体特性描述的词汇，如果能贯穿于整个研究时期更佳。对于各专门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关键词分析，将放到下文各专门领域的分析中，此处不赘。
根据第一章所述的关键词选择方法，选择“政治”、“经济”、“文化”、“革命”、“改革”、“阶级”、“民主”、“法制(治)”，“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等10个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按年统计它们在社论样本中出现的次数，并按关键词间可能的相关性分组绘制成频数分布折线图。
1．“政治”、“经济”与“文化”
图4－1是样本社论中“政治”、“经济”与“文化”3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数分布图。样本社论中“经济”一词的出现频数最高，达5 058次，“政治”一词居其次，达2 049次，“文化”一词出现最少，为1 760次。从整个研究时段的频数分布来看，除了“文革”时期和其他个别年，“经济”出现的次数都要高于“政治”和“文化”出现的次数，有时差距还比较大。1976年以后，“政治”出现的次数要明显多于“文化”出现的次数，但在此之前，两者不相上下。接下来我们就不同的时期，分析“政治”、“经济”与“文化”3个关键词频数分布的变化。
图4－1“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出现次数
在“建国初期”的1950—1956年间，“政治”、“经济”与“文化”3词频数变化的趋势基本相同，“经济”出现的次数要明显多于其他两个词，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如何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头等大事，《人民日报》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不足为怪。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主流意识形态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下降了。从图4－1中1956—1958年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到，“经济”出现的次数基本持平，而“政治”和“文化”迅速上升。这种变化可能源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人民日报》从6月8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配合“反右运动”，而且“反右运动”的重灾区是文化教育领域，因此“文化”和“政治”出现次数同步上升。
1957年“反右运动”后，毛泽东的思想“左倾”明显，直至发动“大跃进”。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最早提出“大跃进”。此后直至1960年，“大跃进”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主题，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集中反映的《人民日报》社论在“大跃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发表了“反冒进”社论。会议前后，毛泽东还亲自主持撰写了几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面点燃了“大跃进”之火。从图4－1中可以看到，1958—1962年样本社论中“经济”出现的次数居高不下，而“政治”和“文化”出现的次数明显下降。这部分是由于宣扬“大跃进”造成，部分可能由于“大跃进”造成国内部分地区3年“大饥荒”使中共领导层专注于经济问题，而对政治、文化问题无暇顾及。
1962年初，三年困难时期终于渡过，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1962—1966年，《人民日报》社论中“经济”出现了次数逐年下降，“政治”和“文化”出现的次数却骤然上升。说明经济问题解决后，主流意识形态又转向了政治和文化问题。求证于史实，毛泽东在1962年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并开始从文化领域着手，为发动“文革”做准备，此时的《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是毛泽东运用自如的政治工具。刘少奇后来总结“大跃进”时期的工作，“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可见《人民日报》不仅反映主流意识形态，而且已经参与政治生活。
在“文革十年”中，1966—1968年的样本社论中“政治”和“文化”出现的次数要远远多于“经济”出现的次数。说明“文革”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重点是政治和文化问题，对经济问题的关注相对有限。这可能与“文革”从文化领域发动，进而发展到政治领域有关。1968—1976年的样本社论中，“政治”、“经济”与“文化”出现的次数基本持平，而且与其他几个时期相比，平均次数明显偏低，这种情况与这个时期《人民日报》社论数量较少有关，而且“文革”发动后，许多大批判文章都是以署名文章的形式发表，《人民日报》社论对这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有所限制。
在“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日报》社论中“经济”出现的次数虽有波动，但总体趋势是陡然上升，并维持在高水平上;“政治”出现的次数在改革开放初期上升较快，但逐渐回落;“文化”出现的次数与前两者相比，一直徘徊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这说明经济问题是“改革开放”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重点，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实最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政治领域随后进行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最后破除了“两个凡是”，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可能导致了改革初期“政治”一词出现次数增加，但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结束，“政治”出现的次数开始下降。1987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日程，《人民日报》社论中“政治”出现的次数开始迅速上升，紧随其后的另一个重大事件——1989年的“六四”事件则明显改变了图4－1中折线的走向。“六四”事件发生后，主流意识形态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超过了经济和文化问题，居于首位，对经济问题的关注有所下降。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92年以后，“政治”一词在《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的次数迅速下降，而“经济”一词相对于“政治”和“文化”而言，在社论中出现的次数重新占据绝对优势。可见经历了改革的波折，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重点又重归经济领域。这个时期有两个重大事件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是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并对之进行全面的阐述。二是2004年9月，中共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和谐社会”概念。2005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全面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可能导致了2004年前后《人民日报》社论中“政治”和“文化”出现次数的增加，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新的发展趋向，但截至本研究样本时间跨度的终结期(2008年)，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尚在波动之中，仍需继续观察。
通过对《人民日报》社论中“政治”、“经济”与“文化”3个关键词的频数分布分析可以发现，《人民日报》社论所反映的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趋势与现实政治、经济与社会变动亦步亦趋，互相表里。《人民日报》社论的确是主流意识形态全面而集中的反映。
2．“革命”与“改革”
样本社论中“革命”和“改革”两词出现的频数分布如图4－2。“革命”出现的总次数达5 021次，“改革”出现的总次数相对较少，达2 487次。
图4－2“革命”、“改革”的出现次数
从频数分布的总体趋势来看，1982年是分界点。1982年前，“革命”出现的次数要远远多于“改革”出现的次数;1982年后情况正好相反，“改革”出现的次数明显多于“革命”出现的次数。
从分期趋势来看，1950—1956年的样本社论中“革命”出现的次数虽然多于“改革”出现的次数，但差距不大，而且1950年“改革”出现193次，还多于“革命”出现的次数(141次)。1956年以后，两者出现次数的差距迅速增大，到“文革”发动后的1968年，“革命”出现990次，而“改革”仅出现10次，而且在其后的1970—1976年，“改革”没有在样本社论中出现。这种变化可能跟1957年开始的中国政治的“左倾”有关，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主流意识形态更倾向于选择“革命”，而非“改革”来表达社会变革的含义。特别是“文革”开始后，“文化大革命”本身就包含“革命”一词，而且在“文革”时期的极“左”话语中，更没有“改革”的容身之地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样本社论中“革命”出现的次数迅速下降，1980年后已经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而且在其后基本保持这样的趋势，而“改革”出现的次数从1980年后开始上升，其后虽然波动，但一直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
3．“民主”与“阶级”
样本社论中“民主”和“阶级”两词出现的频数分布如图4－3。“阶级”出现的总次数达3 543次，“民主”出现的总次数相对较少，达2 340次。
从分期趋势看，1950—1964年样本社论中“民主”和“阶级”出现的次数基本相当，而且变化趋势除1962年异常外，其他年份基本相同。这说明在“建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主”和“阶级”话题的关注并没太大差异。“文革”开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
图4－3“民主”、“阶级”的出现次数
1966—1976年，样本社论中“阶级”出现的次数明显多于“民主”出现的次数(1972年除外)，而且在“文革”初期的1966—1968年，两者的频数变化出现背离的情况。1966年，“阶级”出现的次数从1964年的193次猛增到630次，1968年又增加到824次，于此相对应，“民主”出现的次数从1964年的233次猛降到1966年的79次，1968年继续降到仅18次。由此可见，在“文革”初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民主”话题遭到践踏和漠视，而“阶级”话题甚嚣尘上，并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这与“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分析法”作为判断敌我是非的标准不无关系。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样本社论中“阶级”出现的次数迅速下降。到1980年，“阶级”出现的次数仅33次，而当年“民主”出现的次数多达89次，“民主”出现的次数开始多于“阶级”出现的次数，而且在其后的30年中，这种趋势基本没有改变。这说明在改革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抛弃了阶级斗争思想，“阶级”话语已经过时。人们反思“文革”教训，“民主”话题重新受重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论断。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民主”话题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关注的重点。在图4－3中，1980年后“民主”出现的总次数并不很多，这跟这个时期《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数量较少有关，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出现的次数也远多于“阶级”出现的次数。
4．“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治)”
样本社论中“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和“法制(治)”3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数分布如图4－4。“无产阶级专政”出现的总次数最多，达270次，“法制”出现的总次数居其次，达265次，“人民民主专政”出现的总次数最少，只有56次。“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两词在样本社论中出现有互相更替的趋势。除在1990年出现1次外，“无产阶级专政”只在1958—1982年的样本社论中出现，而恰恰在1962—1980年的样本社论中，没有出现“人民民主专政”，可见“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同一“专政”话语的不同表述，当然各自都带有历史的烙印。
从分期趋势看，在“建国初期”的1950—1962年，样本社论中“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治)”出现次数相当，而且频数分布趋势也基本相同。这说明在建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对“法制(治)”和“专政”话题的关注比较均衡。
1962—1976年，样本社论中“无产阶级专政”出现的数量激增，而“法制(治)”在1962年和1964年各出现1次，其后1966—1976年的“文革十年”间，样本社论中“法制(治)”一词没有出现过。“砸烂旧法制”是“文革”的主要目的之一。“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制建设成果毁于一旦，主流意识形态中“法制(治)”话题的消失就不足为怪了。与此相对应，“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从1958年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社论中，1962年以后，出现次数迅速增加并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直到“文革”结束。毛泽东提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革”的指导思想，因此这个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代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核心话语，而后者在“文革十年”的样本社论中出现次数为0。
4－4“法制(治)”、“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出现次数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样本社论中“无产阶级专政”出现的次数陡然下降，1984年后彻底消失，“人民民主专政”也只在1982年、1990年、1992年等个别年份零星出现，而“法制(治)”出现的次数迅速增加，并在其后30多年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这与改革开放后，法制的恢复与重建密切相关。1997年9月，在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图4－4中我们不难发现，2000年后样本社论中“法制(治)”出现的次数明显增加，而“人民民主专政”出现的次数几乎为0，说明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抛弃“专政”话题，而对“法制”话题关注的热度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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