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的主要民族和民族关系的演变

第二节　爱尔兰的主要民族和民族关系的演变

一、古代爱尔兰的主要民族及民族关系的演变

1.早期爱尔兰凯尔特民族的活动和情况

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祖先主要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古凯尔特人（Celts）。凯尔特人的起源，至今没有定论。一般认为他们操印欧语系的凯尔特语，属于古印欧人的西欧分支。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将凯尔特人描述为居住于伊斯特河(今多瑙河)源头附近的、或“海拉克列斯柱之外”、“欧洲最西端的居民”⁽⁸⁾。其实凯尔特人的分布远不止这些地方，在西起伊比利亚半岛、不列颠、爱尔兰岛，东达小亚细亚半岛，南及亚平宁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广大地区，都有他们活动的踪迹。根据考古学发掘，凯尔特人的发祥地大致上位于中欧一带，也就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多瑙河、莱茵河上游今德国南部巴伐利亚一带⁽⁹⁾。凯尔特人早期尚且相当强盛，他们曾经建立横跨中欧的帝国，但后来被东边的日耳曼人、南边的罗马人驱赶到高卢地区与北西班牙，而爱尔兰是他们最后征服之地。其实早在凯尔特人进入爱尔兰岛之前，岛上就已经有人居住了。大约在中石器时代中后期(公元前8000—前7000年左右)就有人进入爱尔兰⁽¹⁰⁾。大约在公元前350年凯尔特人才开始进入爱尔兰，一支来自法国南部与西班牙北部的凯尔特人渡海而来，征服了爱尔兰，带来了凯尔特的文化⁽¹¹⁾。进入爱尔兰的凯尔特人主要属盖尔部落，还有一部分比利其、布立吞部落的凯尔特人也陆续来到了爱尔兰⁽¹²⁾。

这些进入爱尔兰的古代凯尔特人有着自己独特的宗教、社会生活和政治结构。凯尔特人进入爱尔兰岛的时候，也带来了他们的宗教——德鲁伊特教(Druid)，因其祭司而得名。德鲁伊特享有尊贵的地位，并且具备丰富的学识，如同贵族一样通常担任祭司、教师和法官等重要职务。直至基督教传入爱尔兰以后，该地的德鲁伊特才不再从事任何宗教活动而转以作诗、记叙史实和断案为业⁽¹³⁾。基督教在中世纪早期开始传入爱尔兰。基督教传入爱尔兰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凯尔特人原来信奉的德鲁伊特教自基督教传入之后，渐趋沉寂，退出了社会生活。基督教便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替代它成为爱尔兰社会的主流宗教。基督教在爱尔兰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一批圣徒不懈的努力，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圣帕特里克(St.Patrick)。他是爱尔兰的基督教布道团中的领袖人物之一，被尊称为“爱尔兰的圣徒”（the Apostle of Ireland）。他并非出生于爱尔兰，而是一个英格兰人，罗马时期在威尔士一带传教。公元5世纪初，爱尔兰的苏格兰人（Scots）渡海入侵威尔士，帕特里克被当做奴隶带至爱尔兰，之后他逃脱到了高卢，在那里被教会任命为主教，凭着传道的口才、诚恳的精神，获得许多信徒的信服；同时，帕特里克把罗马帝国的拉丁文传入了爱尔兰。他传教的地方集中在东北部，直到他过世时，已经为爱尔兰教会奠定了基础，他尊奉罗马教皇为最高权威⁽¹⁴⁾。圣帕特里克对爱尔兰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通过建立起一个比较有权威的中央教会，从根本上把原本分散、独立的教会、修道院和各种仪式有机地统一起来，最终实现了教会的变革。在他的努力下，爱尔兰教会稳固地建立了起来。

同时，爱尔兰的基督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当欧洲大陆遭受日耳曼民族的扫荡时，爱尔兰却因地理的隔离而安然无事。不过这也导致了爱尔兰与罗马教会之间的联系中断。在9世纪维京人入侵爱尔兰之前，爱尔兰的基督教文化是遵循一条孤立的路线发展，自始即保存相当浓厚的凯尔特民族风格与爱尔兰地方特色，被认为具有“凯尔特特殊性”(Celtic particularism)⁽¹⁵⁾。圣帕特里克等人接受了建立在本土王国基础上的凯尔特基督教体系。爱尔兰教会的各个主教出自统治小王国的不同家族，而不是欧洲通行的基于地理单位划分的主教辖区推举法。在爱尔兰岛上有着许多小王国，因此主教的数量同样很多。由于教会的独特结构，爱尔兰主教们也不可能像欧洲的同僚们那样不断巩固和发展个人的权力。因此，爱尔兰天主教会在许多方面都显得与罗马教会的正统不同：一般西欧教会采取主教制度，由主教来管辖教区教会，但是爱尔兰发展出修道院制度，修道院院长掌控各地教务。爱尔兰并没有完整的罗马教会组织，在爱尔兰封建社会中，修道院是他们主要的中心，修道院修士中有些人隐居苦行，有些抄写文件书籍，有些则外出传教⁽¹⁶⁾。凯尔特的修道士们以他们高度的纪律、隐居式的学习生活、虔诚及苦行生活而著称。爱尔兰的基督教会在各项宗教事务中严守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传统：其十字架的造型为中心镶嵌一个圆形，带有浓重的凯尔特风格。他们在弥撒仪式、宗教节日的推算方式等方面，也不同于罗马天主教会⁽¹⁷⁾。爱尔兰教会从9世纪初步形成以后，一直到12世纪基本没有多大改变。

到了大约公元800年，凯尔特人已经在爱尔兰创造出了高度的文化，他们在语言、文学、法律与宗教各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可说是爱尔兰凯尔特文明的“黄金时代”。凯尔特人虽然在爱尔兰发展出高度文化，但是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在政治结构上是非常脆弱的。他们在政治上未发展出强而有力、统一全爱尔兰的中央集权国家。凯尔特人征服爱尔兰之初，因为本身并没有领土的观念，也没有封建式的组织，所以早期的爱尔兰是处于小国林立的状态（这类小国称图瓦沙，Tuatha）。它们各自独立，自选其王，一直处于小国林立、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到了公元后几个世纪，这些小国逐渐相互整合，最后形成五国并立的局面。人民分别臣服于五个国王(the Five Fifth)：阿尔斯特(Ulster)、米斯(Meath)、兰斯特(Leinster)、蒙斯特(Munster)与康诺特(Connaught)，五个国王又向一个“高王”(High King或árd Rí)效忠。高王虽号称是全爱尔兰之王，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国王。因为高王并没有实力号令他国⁽¹⁸⁾。因为在政治上始终缺乏强有力的中央王权来整合全国，导致政治结构非常的脆弱，他们难以抵抗外敌的侵袭。

2.民族关系的碰撞和融合

从8世纪末开始，凯尔特爱尔兰人也开始遭到外患侵袭。这些外来的侵袭不仅对爱尔兰脆弱的政治结构造成了冲击，同时，这些外来民族入侵之后，在爱尔兰的民族成分中又进一步增添了新的元素：来自不列颠岛上的诺曼人、英格兰人、佛拉芒人同当地爱尔兰人、东方人并存于爱尔兰社会中，这些不同的集团之间开始出现相互碰撞和逐渐融合的趋势。

爱尔兰的文化繁荣没能持续多久，这是因为政治结构上的脆弱而受到外来入侵的影响。凯尔特爱尔兰人在政治结构上的脆弱导致了各个王国之间的暴力竞争，而这种内乱往往会给外敌以可乘之机。795年北欧维京人(the Vikings)首先开始侵略凯尔特爱尔兰人。到了9世纪中叶，他们大举进占爱尔兰。由于最高国王和行省制度的散漫软弱，人们各自为政，维京人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爱尔兰的大片土地。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开始认识到只有集中的权力系统才能最大可能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组织有效的抵抗。1014年，爱尔兰最高国王布赖恩·博鲁(Brian Boru)集结起大批军队，并最终在克朗塔夫(Clontarf)进行的一场战役中战胜了维京人。博鲁是爱尔兰的民族英雄，他是最接近于统一爱尔兰并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高王，却不幸在克朗塔夫战役中意外战死。这对爱尔兰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因为在他之后，爱尔兰没能再出现有能力统一全爱尔兰的人物。博鲁死后，不同的家族之间展开了对高王地位的争夺之战。这使得爱尔兰处于一种衰弱状态，也给刚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the Normans)入侵爱尔兰以可乘之机。

英格兰诺曼王朝在12世纪中叶的入侵，是爱尔兰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因为它结束了爱尔兰的民族独立。1394年英王理查德二世又带兵来到爱尔兰。除了跟随历届英王来到爱尔兰的士兵外，在这几个世纪中，很多的英格兰冒险家为寻求名声、财富也来到了爱尔兰。虽然历届英王从没有放弃过爱尔兰，但是由于他们始终没有一个连贯的政策，致使而后的4个世纪中，爱尔兰一直都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爱尔兰历来缺乏中央集权控制的传统，使英格兰在此的统治基础非常薄弱，而照搬英格兰的统治模式，结果却适得其反，所以英格兰在爱尔兰的统治处于不断的衰弱和涣散状态之中⁽¹⁹⁾。

在爱尔兰遭受到种种外来的入侵的同时，各个民族之间也不断地发生接触、碰撞和融合。爱尔兰人对入侵的英格兰人及其他外来族群成员进行抵制、侵蚀和同化。这一过程在当时民族关系发展中表现为两种发展趋势和状况：一种是民族融合发展的凯尔特化趋势和过程；另一种是英国强行对爱尔兰实行排斥的英格兰化趋势和过程。

第一种是汇集多个民族融合发展的凯尔特化趋势和过程。

在爱尔兰的整个历史长河中，爱尔兰岛一直存在着民族迁入和迁出的现象，从早期的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到中世纪的维京人、英格兰人。特别是爱尔兰岛与临近的不列颠岛居民之间的往来就一直比较频繁。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凯尔特爱尔兰人的影响和作用特别突出，凯尔特人主导了爱尔兰近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他们成为爱尔兰近代民族中的主体部分。爱尔兰历史上曾多次遭受过外族的入侵，甚至连凯尔特人本身也是早年外来入侵者中的一支。远古凯尔特人进入爱尔兰后，起初可能并没有和当地的原住民立刻融合，也没有“对于岛上那些已经存在的民族共同体加以摧毁，事实上他们仅仅成为全部人口中最强有力的一支少数民族。他们控制着最好的土地，支配着最高的权力，并迫使当地人民向他们进贡……”⁽²⁰⁾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凯尔特的人口变得越来越多，成为爱尔兰岛上的第一大民族，而原来的土著居民不敌他们的强大军事力量，战败后有的消亡，有的则逃到山区不知所终。那些后来的入侵民族的人数也始终无法与当地的凯尔特人数目相比，而且这些入侵的外族给爱尔兰居民的民族构成不断地增添着新的因素，像维京人、英格兰人、威尔士人、佛拉芒人和苏格兰人等，但是这种增添并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表现为一个外来民族及其它们的文化在凯尔特化的大背景中被不断吸收融合的过程。维京人被凯尔特人打败以后，还有小部分的维京人留了下来，他们聚集在爱尔兰东南部一带，如都柏林、沃特福德、利默里克、科克等处，也被称为“东方人”(Ostmen)。这些来自北欧的移民继续生活在他们建立的城市中，他们与当地人的同化过程也在同时进行着，这一过程起初比较缓慢，但是从12、13世纪开始不断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维京人渐渐适应了岛上生活，也接受了岛上特有的一些风俗，与本地爱尔兰人逐渐互相通婚，并改信了基督教。当他们与爱尔兰人停止战争时，也接受了爱尔兰王国的统治。维京人的文化对凯尔特爱尔兰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英格兰人入侵爱尔兰以后，虽然英国统治者企图通过强制的手段来实现英格兰化，但凯尔特文化以其包容力和影响力，使得英格兰化依然无法动摇爱尔兰民族与文化的凯尔特基本性质，反而使得这些早期到达爱尔兰的英格兰人逐渐爱尔兰化了。到了14世纪初，许多外来的英格兰人逐渐与本地人通婚，文化上也逐渐爱尔兰化。特别是斯特朗博与麦克默罗的女儿伊娃结婚之后，英格兰与爱尔兰两族成员间通婚的习俗开始流行。到14世纪，英格兰人的凯尔特化进程发展得更为普遍和迅速。不仅是一般的移民，甚至连代表英格兰王室治理爱尔兰的大贵族们都深受其影响：他们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盖尔人的形式，说爱尔兰语，并与本地的爱尔兰王族通婚，还邀请爱尔兰盖尔文化的传播者——诗人、竖琴师等来到他们的宫廷。从14世纪末开始，爱尔兰人已经控制了爱尔兰全境一半以上的土地，在英语压制下一度退缩至乡间的凯尔特语也逐渐开始复兴，甚至有不少英格兰移民宁愿说凯尔特语，也不愿意说英语。这一时期发现、整理出部分记载凯尔特神话故事和诗歌的手抄本，在爱尔兰出现了一股凯尔特文化复兴的趋势。到16世纪初，英格兰在爱尔兰的实际控制区域越来越有限。爱尔兰本地的凯尔特传统文化影响依然是极其稳固强大的，爱尔兰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和法律逐渐占了上风。因而，从当时两种力量和趋势较量的最终结局来看，凯尔特化最终压倒了英格兰化的过程，那些英格兰移民最终面临被彻底凯尔特化。

在凯尔特人成为爱尔兰岛的主宰之后，凯尔特化和凯尔特因素在爱尔兰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主导作用。在英格兰化过程全线溃退、逐渐被凯尔特化过程压倒的同时，英国统治者颁布法令试图把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隔离，以防范凯尔特化的影响。但是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并非完全有效，英格兰化的影响更多的只是停留在制度的表面，而凯尔特化则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入根本性的文化和精神层面中，最终阻止并彻底地改变了英格兰化的力量，使英格兰移民逐渐凯尔特化，融入了爱尔兰。因而，凯尔特因素是爱尔兰近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不可或缺的主要驱动力⁽²¹⁾。

另一种是英国强行对爱尔兰实行的英格兰化的过程。

到了14世纪初，凯尔特化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收回不少土地，而且许多外来的英格兰人因定居日久，渐与本地人通婚，文化上也逐渐爱尔兰化。这对英格兰化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确保英国人的利益，英国对爱尔兰实行了一系列的强制措施来实现英格兰化。英王爱德华三世（EdwrdⅢ，在位时期1327—1377）在1366年通过《基尔肯尼法令》(Statute of Kilkenny)，强行把爱尔兰东部地区划成所谓的“英属地区”(The Pale)，禁止此地区的居民使用爱尔兰语，在爱尔兰全面推行英语，违者将被捕入狱、财产充公；并禁止英爱通婚，也不允许收养出生在爱尔兰的孩子，禁止他们为爱尔兰孩子受洗，以确保英国人的文化纯度⁽²²⁾。这政策也规定英国法律在爱尔兰有效，且未经英国许可，爱尔兰议会不可擅自开会，爱尔兰法律需要英王及国会批准才生效。法令还规定，禁止英格兰人向爱尔兰人出售马匹和盔甲，并以可能是间谍为由，不得雇佣诗人和其他爱尔兰艺术家。法令还特别规定，破坏法令者不仅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并将被革除教籍。这个政策埋下了民族冲突的种子。很明显，这个法令就是要把爱尔兰人和英格兰移民分离开来，目的就是要对抗和阻碍凯尔特化过程，同时通过强化英格兰化的影响，以杜绝凯尔特化的影响。但是这个法令的效果却不是很好。尽管有部分英格兰移民存在对法律惩罚和开除教籍的畏惧，但是很多人从一开始就不执行法令。在康诺特和阿尔斯特的部分地方，爱尔兰人和英格兰移民的融合速度比法令的实施更快。因为长久以来，英格兰移民与当地爱尔兰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而《基尔肯尼法令》的实施不但破坏了这种关系，而且使移民的利益受损。更重要的是，只要英格兰移民生活在爱尔兰，他们就不可能完全与爱尔兰人隔离开来。接下来，亨利七世在15世纪晚期又颁布了一系列诏令，严禁在都柏林及其周围地区穿着爱尔兰服装，并加强对都柏林议会的控制⁽²³⁾。

英国对爱尔兰采取的这些强制措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破坏那些岛上业已存在的凯尔特社会文化传统，相反他们自己最终却被凯尔特化了，特别是12世纪以后入侵的英格兰人。虽然英格兰人一度占据了爱尔兰，也植入了英格兰的政治、法律系统，试图通过推行全面的英格兰化而把爱尔兰完全纳入英格兰体系，但是，爱尔兰在丧失政治独立地位的同时，在文化和民族性质等基本方面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独有的凯尔特传统，成功地抵御了英格兰化的侵蚀。爱尔兰缺乏中央集权的状况，也大大削弱了英格兰的统治。加之英国王室自身受困于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后又陷入王位争夺的玫瑰战争(the War of the Roses，1455—1485)，无暇西顾，爱尔兰的统治落入一些大的贵族领主手中，形成英裔爱尔兰贵族与爱尔兰本地领主共同治理的格局。严重的民族冲突在爱尔兰并没有出现。

从英格兰人占领爱尔兰的头几个世纪来看，爱尔兰人在文化内涵和民族性质等基本方面，从来就没有被异化过。他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爱尔兰自始至终保持了其独特文化内涵和民族性质，纵然有英格兰的殖民统治，有英格兰化的冲击，都不能动摇爱尔兰民族和文化核心的凯尔特本质。而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征服是外在的，主要只是停留在一些政策措施的表面上和社会文化生活某些方面，在凯尔特化的强大的影响力下，迁入的英格兰人反而与原来的英格兰文化传统疏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