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国去留学

3．到中国去留学

罗　明：上次我们谈到哪儿了？

孔寒冰：谈到您快上大学了，您能讲一讲您和萨安娜怎样到中国留学的呢？在留学中国前后又有哪些故事？

罗　明：那我先说吧。我在布加勒斯特上的那所中学的历史比较特殊，因为它属于铁路总局的。所以，学校不远的地方就是铁路，还靠近一个叫“红色格里维塔”的铁路工厂，学校周边都是铁路工人居住的房子。如果你愿意，哪天我可以带你去看看。后来，铁路总局变成了交通部。在这所中学读书的那段时间，我在班里是学习比较好的学生。我快要毕业的时候，为了有计划地发展社会经济，罗马尼亚政府决定派几千名学生到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留学。我所在的那个班有6个学生被选上，其中就包括我。另外，我们班还有四五个人被挑选上了军事学校。几年之后，我弟弟也被选中上了军事学校。被选派出国留学的学生都集中在一起，住的一个由原来王宫的马圈改造而成的宿舍，当时有2 000人。不过，这些人并不全是去苏联，其中一部分人要到其他人民民主国家。

孔寒冰：根据您讲的，当初学校选派你们留学时目的国家是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并没有中国。可是，你们后来为什么到中国来留学了呢？

罗　明：我们能够到中国来留学，那是多亏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是那封信改变了我们的一生命运。大概是在1950年四、五月份，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来互派学生的要求。过了不久，波兰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向所有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政府提出了互派学生的建议。所以，1950年6月，罗马尼亚领导人也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信。周恩来总理在信中说，中国已经准备好了，要派五名学生到罗马尼亚学习罗马尼亚的语言、历史和文化等，也希望罗马尼亚方面能派相应数量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汉语和中国的历史、文化。这些留学生们学成回国之后，将会帮助中罗两国领导人的接触，也有助于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

孔寒冰：那您自己是如何选择到中国留学的呢？

罗　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罗马尼亚政府决定也像东欧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那样，选派五名学生到中国去学习。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选上。但是，当时被选拔出国留学的许多同学都已经知道自己去哪国了，有的到莫斯科的大学，有的要到列宁格勒的大学，还有的去东欧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大学，唯独我的去处还没有着落。因此，我就去团支部问情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团支部负责人问我叫什么名字，然后说你赶快去一趟教育部。我到了教育部之后，有一个小组接见了我，他们问我想学哪国语言。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因为我一直想要学铁路、工业、技术方面的专业。他们问我：“你愿不愿意学一门外国语言？”不过，我那个时候有一种精神准备，那就是不管分配我学习什么，做什么工作，我都得必须接受。因此，我就回答说：“当然，我愿意学。我是罗马尼亚西北部的人，所以，对德语、匈牙利语比较熟悉，可以学习这些语言。”“哪里，哪里，不是学习那些语言。你觉得学中文怎么样？”那个时候，我还不可能知道接受学习中文这样一个建议后来会怎么样。当时，我对汉语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孔寒冰：决定您一生命运的选择竟是这么简单，而且充满了偶然因素。在此之前，您对中国也没有什么了解吧？

罗　明：我们在中学有关中国的知识学的并不多，只是了解一点中国地理和历史方面的知识，所有这些在我们的课本里也不过三、四页的样子。所以，他们提出让我到中国学习汉语这个建议的时候，我应该承认，我完全没有理解这个建议的意义，它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结果。另外，按我家里的习惯，我还是得征求一下我爸爸妈妈的意见。当时，他们正在外地休假，我坐上火车到了那儿，把这事儿告诉他们。他们听后对我说：“好，你去吧。”回来之后，我也没有说什么。教育部门知道我会同意的，不会有什么顾虑。

萨安娜的故事比我的复杂一些，让她自己告诉你吧。

孔寒冰：萨安娜夫人，刚才听了罗明大使讲他从小时候到去中国留学前的情况，我也想听一听您这段时间的故事。

萨安娜：谈起我的年轻时代，先给你看一篇文章。这是我儿媳妇写的，在《老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是她的第二个故乡》，文中有我小时候的生活片段。我出生的地方和家庭与罗明的都不太一样。

图8　萨安娜讲述她小时候以及去中国留学之前的情况

孔寒冰：您跟我谈起过，您是匈牙利族人。

萨安娜：对，我的父母和祖先都是匈牙利族。但是，我们家庭同时也是一个很典型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多民族的家庭。我先简单地向你介绍一下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族。特兰西瓦尼亚这个被喀尔巴阡山围绕的高原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根据考古证明有5 000年的历史。罗马尼亚人的祖先就在这儿居住过，特兰西瓦尼亚可以说是罗马尼亚民族诞生的摇篮。有关在这儿居住的匈牙利族，历史学家们认为，住在东咯尔巴阡山的东南角的那一部分估计是匈奴人的后裔，叫塞库伊人。他们大概在6—7世纪左右定居在这里的，过着半军事、半农业，组织性很严格的生活。9世纪，来自东方的七个马扎尔人部落定居在特兰西瓦尼亚以西的潘诺尼亚草原。过了几个世纪，这些部落统一以后，接受天主教并于公元1000年建立了一个匈牙利王国。这个王国间歇地也统治了特兰西瓦尼亚。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匈牙利族族人在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人和日耳曼移民一起生活，对特兰西瓦尼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18年，罗马尼亚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统一，把摩尔多瓦、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公国统一为大罗马尼亚。在这儿居住的三百万左右的匈牙利族也就成了罗马尼亚的公民，享受着跟罗马尼亚人一样的权利。

我的祖先是塞库伊人，族谱上记载的最早的前辈是18世纪末在古其路伊（Gur‐ghiului）山区居住的一个地主。他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两个孩子都不听从他的安排，而按照自己的心愿结了婚。儿子娶了一个罗马尼亚牧民的姑娘，女儿则嫁给了在他们家做瓦匠的一个日耳曼族佣人。她就是我爷爷的妈妈。我爷爷只上了两年小学，后因为家穷交不起学费，就跟他爸爸学做木匠了。所以，他还是个手工业者，后来也把自己的儿子们送到城里学手艺。我爸爸出生于1884年，因为长得比较瘦小，因而决定学裁缝，后来还真成为很有名的裁缝。爸爸当上了裁缝之后，就离开了故乡到锡比乌定居，1933年去世。

我出生在1931年，那是一个很不好的年代，正好是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际。我爸爸为了能有自己的房子，就跟银行借了钱。我爸爸去世之后，由于钱没有还完，银行就把房子收回了。所以，我跟妈妈还有三个姐姐流落街头了。后来有一天，我母亲眼里含着泪水向我讲起那时我们凄惨的经历：当时正赶上下大雨，我们四个小孩就坐在街头哭，没地方去。所以，我的童年生活就这样子开始的。后来，我的三个姐姐陆续开始在纺织工厂里工作。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社会保险，也没有退休金。所以，我妈妈就只能靠她灵巧的双手，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这样才把我们养大。有关我妈妈的家谱，我了解得不多，但知道也是塞库伊人。我外公是一个水磨坊主，妈妈生在1888年。她三岁的时候，外祖母在生下第十二个孩子后病死了。后来，外公又结婚了，继母把她和她的姐妹兄弟都给别人了。所以，我妈妈童年时代也是特别的苦，但她还是很善良的。一般来说，一个人生活艰苦，就会认为别人运气比她好，容易嫉妒别人。可是，我妈妈却不是这样，她拼命地劳动，非常辛苦地把我们养大。她很喜欢读书，但她自己没有多少机会读书，于是就让我们好好学习。我记得她每天晚上，无论怎么累，她一定要读她喜爱的世界文学中的古典小说，然后才躺下睡觉。我也养成了这个习惯，晚上不看几页文学作品，我睡不好觉。我还有一个姨妈住在锡比乌，她是我妈妈的姐姐，跟我妈的关系很好。我这个姨妈嫁给了一个塞库伊人，育有一子一女，女儿长大后嫁给了一个日耳曼人。

孔寒冰：从介绍上我了解到，您的故乡锡比乌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

萨安娜：是的。我出生的城市是一个12世纪建立的城市锡比乌，位于特兰西瓦尼亚，算是这个地区的首都。我给你看一幅地图，这里就是17世纪锡比乌城的地图。土耳其和鞑靼人曾对这座城市发动过多次进攻，但只有一次是成功的。这个城市有上城、下城，我住的是下城。锡比乌是萨克森人和其他日耳曼族人建立的。据说古罗马帝国时期，这里有一座城堡，后来的移民就在这座城堡基础之上建立了这个城市。许多移民都是匈牙利的国王邀请来的，这是历史事实。在那个时候，特兰西瓦尼亚这个地区处于匈牙利国王的统治之下。匈牙利国王请了一部分萨克森和其他的日耳曼人来，把他们当作客人并给予了他们重要的特权。所以，锡比乌城里的手工业者主要是萨克森人，锡比乌也成为特兰西瓦尼亚的重要手工业城市。这里居民有日耳曼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有一段时间日耳曼人最多，有一段时间匈牙利人多，现在百分之九十二以上都是罗马尼亚人。在这儿居住过八百多年并创造先进文明的萨克森人和其他的日耳曼族人，在20世纪70、80年代离开了这里，回到他们祖先的故乡去了。锡比乌的特点是一座真正的欧洲中世纪文明的城市。

孔寒冰：您能说说锡比乌这座城市对您自己后来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吗？

萨安娜：我再给你看一个锡比乌当时的画册，上面有我家住过的那些地方。我家住过的那些房子都是很古老的，前几年我还回去看了看。开始时，我家住的那座房子是在城墙外的，因为匈牙利的手工业者移民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不能住城里，萨克森人不欢迎他们进去，跟他们竞争。当时，我们住的那条街叫“白菜街”，后来又搬到了“伊利莎白街”。那里的院子我都很喜欢，因为每一座院子都像一个堡垒似的，有很结实的大门。很长的院子两旁有大小不一样的房子。这个院子是我儿童时代的乐园：有树可以爬的，有很多地方可以躲，可以做很多游戏。再后来，我家又搬到了一个有450年历史的老房子，它坐落在加工皮革的行会所在的那条街上。最后，我家又搬到“城楼街”，那个院子也非常大，有前后两个门，前面若有危险，后门就可以救命，逃跑。我经常跟罗明讲，这些院子可以说是一个小世界，住在这些院子里有犹太人，有罗马尼亚人，有萨克森人，还有我们匈牙利人。所以，我们在孩童时代就了解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学几种语言是很自然的事。萨克森人不愿让别人学他们13—14世纪在他们故乡那儿说的语言，他们讲的是德语。所以，我也学会了德语。

孔寒冰：您的意思是，相对别处而言，锡比乌这个地方在民族关系方面还是比较融洽的。

萨安娜：是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欧洲大部分的国家民族歧视和仇恨达到顶点的时候，在锡比乌那里，我们跟以前一样过着一个互相了解，互相尊重的生活，还是照常在我们的学校学习，各种宗教的教堂里还是照常开放做礼拜。我没有看到过民族歧视和仇恨的表现。我妈妈也经常说：“你不要看别人讲什么语言，你要看他的本质。他的本质好，你就应该尊敬他。他是一个好的劳动者，是一个很忠诚的人，你就应该尊敬他。”所以，我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中哪个民族的都有，我们觉得说什么语言都无所谓。后来有一次，我们研究所的同事拿来一些罗马尼亚的词汇问我：“你知道这些字的意思吗？”我回答道：“从来没听说过这些词汇。”他告诉我，它们就是罗马尼亚人歧视匈牙利人时说的一些坏话。我说：“在锡比乌，从来没有罗马尼亚人对我和我的家人说过这样的话。”

孔寒冰：能再谈一谈您童年读书的情况吗？您是怎么选择到中国留学的？

萨安娜：我开始上学的时候学的是德文，是在天主教乌尔苏拉（Ursuline）德国修女办的幼儿园和小学开始上的学。所以，我还学过古老的哥特文写法，现在很少人能读那种写法的文字了。后来，因为战争的关系，我不得不换到另外一所也是天主教修女给贫穷孩子办的学校读书。那个时候，罗马尼亚还没有国家专门为少数民族学生开办的学校，所有这一类学校都是教会办的。我在这所学校一直上到1948年。1948年，在苏联军事占领下的罗马尼亚按照苏联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教会办的这些学校都取消了。在錫比乌的师范中学被取消以后，我只好去了克鲁日。克鲁日是特兰西瓦尼亚的文化首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我快毕业的时候，克鲁日的地方党组织要挑选青年人去苏联学习，他们主要看学习成绩和出身。当时，我母亲也去世了，我成了孤儿，学习成绩也很好，因此就被挑选上了。党组织的相关负责人告诉我有这样子的机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时还问我要在苏联学什么。我当时回答说，希望继续学习儿童教育，但教育对象不是普通的孩子，我希望帮助那些残疾的孩子，也就是特殊的儿童教育。1950年夏天，我接到了先去布加勒斯特学习俄文的通知，在那个时代，东欧国家的国际语言是俄文。到布加勒斯特之后，我获悉，国家要从我们这些准备去苏联的学生中挑选一些人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当时还有人问我，你要好好想一想，你可能去不了苏联。

孔寒冰：为什么不能去苏联了？

萨安娜：因为派往苏联的留学生的人数减少了一半，本来是2 000人。于是，有关部门建议我去中国留学。1950年11月15日，我们五名罗马尼亚留学生就踏上了去中国学习的列车。

孔寒冰：在此之前，您对中国了解吗？

萨安娜：和罗明说的一样，我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只知道中国有长城，听说中国字的写法很复杂。当时在罗马尼亚有这样比较流行的看法：中国人对文化非常重视，所以，把汉字都印在了衣服上。中国人虽然很穷，但认识字的人还不少。另外，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枚中国的印章，是我三姐买的。我姐姐自豪地说：“这是我的东方之神。”母亲去世后，我的两个姐姐把我跟妈妈住的房子分了，我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印章弄到哪去了。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印章上端是一个狮子。另外，我在图书馆还看到过一些中国和日本的风景照片，身体苗条的姑娘举着伞，非常漂亮。我很喜欢这些东西。但总的说来，我对中国还是了解的很少，中国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很遗憾，我妈妈没有看到我去中国学习，否则，她一定会非常高兴。

孔寒冰：能讲讲你们是怎样到中国的吗？在旅行的途中有什么样的特殊经历？

罗　明：1950年11月15日，我们从布加勒斯特乘火车出发了，在莫斯科停留了几天，接着继续坐苏联西伯利亚铁路上的火车，走了半个月，11月30日才到了北京。

我们这批留学生共五个人，是一个小组。比起前往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来，我们这五个人的待遇非常特殊。根据罗马尼亚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协议，该发我们多少钱，给几件衣服，住在什么地方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比去苏联和东欧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罗马尼亚学生的待遇要好得多。11月15日，我们坐上火车，年轻人第一次出国，非常兴奋，也很高兴。罗马尼亚的火车只能到雅西，在那里换上了苏联的宽轨火车。不过，那时雅西到基辅是的火车还是沙皇时代制造的，车厢里的椅子都是木头做的。到了基辅之后，我们换上了德国制造的火车，条件就好多了。到了莫斯科，罗马尼亚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专门在车站迎接我们，安排我们住在著名的米特洛普尔（Metropol）高级宾馆里。到莫斯科后的第一天晚上，在莫斯科学习的罗马尼亚学联主席和罗马尼亚大使馆的两位官员在宾馆设晚宴招待我们。这位学联主席就是1989年以后成为罗马尼亚总统的扬·伊利埃斯库。我们吃饭的那个大厅，几个月前毛泽东主席在那里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答谢宴会。所以，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

图9　首批到达中国的5名罗马尼亚留学生与中方代表合影

有一点我想指出，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以及在苏联这几天，我有这么一种印象：罗马尼亚与苏联在高层领导人之间，在领土等问题上有一些争端。但是，两国的普通的老百姓出于一般的人性，还是互相尊敬的。所以，在火车上，我们不止一次感受到苏联人对我们的热情招待。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后来罗马尼亚一直与苏联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

萨安娜：又过了两天，我们终于坐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到了满洲里，接待我们的是中国外交部的代表张联女士。我非常喜欢她，她的肤色白白的，脸红扑扑的，对我们非常客气，非常好，很像我家里的人。所以，我对她的印象非常好。她后来成为中国驻斯里兰卡的大使，她对我们的接待非常周全。吃完晚饭后，中国方面为了照顾我们生活习惯，给我们安排的屋子是很大的，床是很软的。我们离开布加勒斯特以前，国家发给每个留学生一套衣服。负责这项工作的人知道苏联比较冷，所以，给去苏联留学的学生的衣服就比较厚实。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气候情况，就看了看世界地图，说中国的纬度跟意大利的差不多，到中国去的学生不需要太厚的衣服。所以，他们发给我们的衣服都是比较薄的。结果到了中国的满洲里之后，我们冻得够呛。张联女士马上跟北京联系，说我们的衣服太薄。我们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就有裁缝给我们量衣服，24小时之内我们就拿到了棉袄、鞋子、手套、帽子等等。

罗　明：我们坐上火车从满洲里到了哈尔滨，然后又从哈尔滨前往北京。当时陪同我们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铁路部门的，另一个是军人。中国政府非常注意我们的安全，这一点我以后还会提到。到了北京，中国方面接待我们的有全国学联、共青团，还有罗马尼亚大使馆参赞和秘书。在北京的头三天，我们住的地方是原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住过的四合院。中国教育部为我们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有关方面的领导在讲话中都希望我们能为中罗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贡献，我们每个留学生也都发言表了态。我们知道中国的战争刚刚过去，经济情况是比较困难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还这么周到地照顾我们，给我们准备那么多、那么好的东西，我们是非常感动的。

萨安娜：我补充一个小插曲。罗明在发言中说：“我们一定要成为罗马尼亚和中国之间往来的桥梁。”

罗　明：好像不是这样说的，我记得是“我们这几个人将会成为罗中友好关系的支柱。”但是，罗马尼亚参赞认为说支柱不太好，于是，他就把这句话翻译成“我们一定要成为罗马尼亚和中国之间的桥梁”。

孔寒冰：在这次宴会上，除了你们五个罗马尼亚留学生之外，还有其他东欧国家的学生吗？

萨安娜：没有，我们是第一批到达中国的东欧国家留学生，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是后来陆续到的。

孔寒冰：除了您和罗明，另外三名罗马尼亚同学后来做什么了？

萨安娜：我们五个是三女两男。另一个男同学比我们大一岁多，他的爸爸是地下党员。他对语言的兴趣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后来就学了经济，毕业后主要做罗中贸易关系方面的工作，后来也做过罗马尼亚驻华使馆的商务参赞，对发展罗马尼亚和中国的贸易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大概在十年前，他去世了。另外两个女同学，一个到了北京以后身体就不怎么好，但学习非常刻苦努力。经过两年语言学习之后，和我一样也去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不过，她只学了两年，没有毕业就回到罗马尼亚了。回国后，她在布加勒斯特对外文化协会工作，遗憾的是由于身体不好去世得比较早。另外一个女生比我大两岁，是一个犹太人，她一家都跟地下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系。她的哥哥是一个高级领导，特别是在新闻界影响比较大，是他将自己的妹妹派到中国留学的，当时，她中学还没有毕业。但是，她到中国后，学习非常好，在中国学习了六年。毕业回到罗马尼亚之后，她创立布加勒斯特大学中文教研室，是罗马尼亚教中文的第一个老师。另外，她还将不少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罗马尼亚文。在罗中文化传播方面，她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但是，她身体也不好，在精神方面也有一些问题，很早就退休了。退休后就在家翻译东西，后来在1990年初，她与世长辞了。今天，当初罗马亚最早的五个留华学生，只有我和罗明两个人还活着并积极地继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