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一定要采访我的夫人”

13．“请一定要采访我的夫人”

罗　明：寒冰，我们已经谈了好几天了，说了不少事儿。我建议，你还应当采访一下我夫人萨安娜。我和她一同到中国留学，许多经历都是共同的。我们虽然各自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但多少年来同样从事与罗中关系、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另外，作为一名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优秀的历史学家，萨安娜用自己的笔写下了许多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著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也是促进罗中文化交流的使者。萨安娜所讲的会很好地补充我的回忆。

图95　年轻时的罗明夫妇在中国

图96　萨安娜与作者合影

孔寒冰：我在国内就看到多篇单独介绍萨安娜的文章，那些文章对萨安娜在罗中关系方面所做的工作作了一些介绍，但非常简单，许多细节都没有说。今天就请萨安娜夫人讲讲自己的工作和经历吧。您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什么单位工作？

萨安娜：1956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了十年，其中，1956—1959年、1961—1964年在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工作，剩下的几年在国内外交部，主要是做在中国宣传罗马尼亚的新闻工作，有一段时间也负责朝鲜和越南方面的新闻工作。因为我是罗马尼亚第一批懂汉语的工作人员，所以，除了这个任务以外，我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任务，比如做翻译工作，在外交活动中陪同大使、大使夫人和其他的外交官。有时，我还要帮助使馆的工作人员解决日常生活的一些问题，如上医院、看病等等。当然，最重要的任务是看中国的《人民日报》和其他的中央报纸、地方报纸，以便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政策的发展情况，把所得到的信息介绍给罗马尼亚的领导人。我非常乐意做这些工作，但最高兴的还是我能把罗马尼亚人民的生活及工作情况介绍给中国读者。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从罗马尼亚报纸已发表的文章中找出我认为中国读者感兴趣的材料，把它们改动一下从而更适合中国的读者，然后发给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馆，大使馆再发给中国的各个报社。这个建议受到了我们外交部领导的重视，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约资金，也可以找到一些适合于中国读者和东方国家的读者感兴趣的东西。

孔寒冰：我从一篇关于您的文章中看到，您在外交部工作了十年，其中有六年是在中国。什么时候或为什么离开了外交部？又到了哪个单位？

萨安娜：1964年夏天，我们全家回罗马尼亚。我病得很厉害。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卫生条件比较差，我的胃酸度又低，不吃辣的，不喝烈酒。所以，我体内的寄生虫长得多得不可想象。第一次发作是在1955年。当时因为蛔虫挡住了胆管，我的健康情况很不好。我常常想，如果当时没有协和医院那些医学水平极高的大夫们给我做手术，我的生命大概就保不住了。所以，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再次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1964年，我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因为这些寄生虫所引起的毒素侵袭了我的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大夫让我治疗休息一年，结果，我就因为病的情况而休息了一年半。除了身体不好难以适应外交部的紧张工作之外，我自己也想换个岗位。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妇女在外交部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连各种升级的考试都不让我们参加。另外，外交部新闻司的工作很紧张。我早上5点钟起来，6点半到外交部上英文课，8点上班，下午5点以后经常有记者招待会等社会活动，或者去党中央那里看《人民日报》以及中国的一些杂志，把相关材料介绍给领导。所以，我常常早上6点出发，晚上10点才能回家。这可能也对我的身体有一定的影响。于是，我跟罗明商量更换工作的可能，跟外交部的人也谈了。我想起在1961年党史研究所所长格奥尔基·瓦西里奇（Gheorghe Vasilichi）访问中国的时候，我陪同他做翻译。他那个时候跟我说党史研究所准备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需要会讲外文的、了解世界各国历史的人才，建议我到研究所去做研究工作。所以，我决定跟党中央负责研究所的书记联系，申请把我调到党史研究所工作。我的申请得到了批准，我非常高兴。从那之后，我开始了我的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生活。

孔寒冰：党史研究所什么时候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萨安娜：根据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1950年做出了一个第二号文件，决定1951年5月8日建党30周年之际建立党史研究所。1952年1月，党史研究所正式开始研究工作。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罗马尼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的群众团体的历史，收集、收藏和出版有关的历史文献、出版物、回忆录等并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撰写一些作品，撰写党和工人运动的历史。研究所在克鲁日，雅西和蒂米什瓦拉等地有分所，过去关押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的多夫塔纳（Doftana）监狱成了研究所的附属单位，首都布加勒斯特的革命历史博物馆也由研究所负责组织和管理。研究所的科学研究工作有一个由党的中央书记和其他重要的人物组成的科学委员会来领导，所长是有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老党员。第一批研究人员主要是从地下党员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热情高，可是文化水平比较低。所以，研究所开始从工农子弟中挑选有前途的一些青年，把他们送到大学里去学习，将来准备做研究人员。这些年轻人多半都成了杰出的历史学家，其中绝大部分在所里工作了一辈子。那个时候，罗马尼亚处在苏联军事占领之下，整个社会都受到苏联很大的影响，研究所也不会例外。开始的时候，具体领导研究所工作的负责人主要是在苏联培养出来的，无条件服从苏联的指示并坚持很死板的斯大林主义的犹太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米哈伊·罗勒（Mihail Roller）。他生于1908年，从1955年到1958年是研究所的副所长。他虽然没有接受过历史学方面的培养，可却变成了研究罗马尼亚历史的权威。他主持编写了一部符合苏联政治要求的但违反历史事实的罗马尼亚史，强迫罗马尼亚人接受这本书并把它作为唯一的罗马尼亚历史教科书，这就深深地伤害了罗马尼亚人民的民族感情。在1958年6月份举行的党中央全体会议上，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没过几天，他就在所里自杀了。

孔寒冰：罗勒为什么会自杀呢？

图97　萨安娜在家中

萨安娜：关于他死因的说法不少，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患有很严重的糖尿病，他的女儿也悲剧性地去世。更为重要的是，好多人反对他，因为他对罗马尼亚历史的篡改，大大地刺痛了罗马尼亚的民族情感。他坚持苏联的、共产国际的那种很死板的斯大林主义，现在我们讲“罗勒主义”，那就是带有很强烈的反面意思。

孔寒冰：您能介绍介绍这个研究所后来的发展情况吗？

萨安娜：1958年6月党中央全会以后，研究所的工作逐渐有了变化。在继续搜集和研究有关党的历史的文件，编写一些历史书的同时，研究所开始重视研究罗马尼亚国家的历史以及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等问题，此外，研究所还研究各国的发展史。每年招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就多了起来。他们都是大学的优秀毕业生。研究所的图书馆和原来党中央的图书馆的一部分变成了一个独立单位，但仍属于研究所，它存有三十多万册书，另外还有7 500份杂志和报纸，算得上是全国的一个收藏书籍很丰富的图书馆，特别是在第三共产国际时期用罗文出版的书籍、杂志和其他方面的文件在罗马尼亚是占第一位的。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图书馆又逐渐增加了从各国购买的当地出版的最有代表性的、最有价值的历史、社会政治科学和哲学的著作。这个图书馆和拥有6 000件文献的档案库，再加上有36 000张有关罗马尼亚从早期到1985年历史发展的文献和物质文化照片档案，使我们研究人员具备了良好的研究的条件。

在1961年，扬·波培斯库·普祖理当上了所长。他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一个罗马尼亚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普祖理任过罗马尼亚通讯社的社长，以后又当了罗马尼亚驻匈牙利大使，在任期间正好赶上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从匈牙利回来后就成为研究所所长。1976年，他还当上了罗中友好协会的会长。普祖理上任后，提出了好多改革方案。我认为，他的改革方案本身就是当时罗马尼亚独立自主政策表现的一个方面。他提出：“我们这个研究所应该把党史包括在罗马尼亚的历史之内，主要的是研究罗马尼亚历史范围之内的党史和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是什么。”

1966年5月7日，齐奥塞斯库在纪念建党4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规定了研究所工作的新方向，因此，党史研究所就把名字改成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历史社会政治科学研究所。改名字反映了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匈牙利事件以后罗马尼亚党政领导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足和缺点，开始独立地摸索出合适于自己国家发展的模式。普祖理所长就在我们研究所大胆地建议开始研究一些从前难以想象的题目，如欧洲各国的法西斯—极权制度，安东内斯库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建立的政治制度等等。1979年，也就是书刊审查制度取消以后的第一年，我们所研究人员写的关于欧洲各国的法西斯极权制度的第一本书出版了。同年，奥里卡·西蒙（Aurica Simion）编写的《1944年8月罗马尼亚武装起义的政治外交准备工作》也出版了。这本书很受读者的欢迎。但是，罗共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来到研究所，责备所长出这本恢复安东内斯库元帅历史地位的书，因为它引起了苏联的不满。普祖理告诉他：“这本书里写的一切真实地描写了罗马尼亚的历史，齐奥塞斯库也知道它已出版了。”但是，后来在中央宣传部门的压力下，这本书还是被查封了并从书店的架子上撤下来了。可是，所长拒绝把西蒙从研究所赶出去。可惜，西蒙过不多长时间因为患癌症而去世了。这本书是很珍贵的，是我们研究人员希望写好历史的一个表现。安东内斯库元帅的历史地位的恢复，为他平反昭雪一直到今天还是摆在罗马尼亚历史学家面前的一个任务。2011年，以色列历史学家特苏·索洛莫维奇（Tesu Solomovici）打开了完成这个任务的大门，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了一本经过多年认真研究工作的成果，一部长达800页的《安东内斯库传》。

改名之后，研究所的研究范围就扩展了，包括罗马尼亚史、共产党和群众组织的历史、军事历史（1974年这部分内容划归到军事研究所了）、罗马尼亚的社会制度的发展和形成、诸如历史哲学的历史研究的理论问题。新的研究内容还包括有国际问题，其中一部分是工人运动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另一部分是民族解放运动史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政治思想体系研究。特别需要指出来的是，我们研究所跟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及各国同样的研究所建立了联系，定期地举行学术研讨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研究所还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红旗》杂志社和《历史研究》杂志社等单位都有代表团年度互访关系。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研究所还搜集和整理珍贵的档案，特别是很重要的历史性的照片，重要事件的照片。我们用很科学的方法把它们选编在一起，搞了一个照片库，那些都是罗马尼亚现代史上最好的照片。我至今记得，乔治乌德治的照片在我们所里有12 756张，而齐奥塞斯库从1965年到1979年的照片有3 806张。我们研究所还办了两个杂志，一个是理论性的杂志，叫《年鉴》，它1990年以后停止出版了。另一个是普及历史知识的杂志，叫《历史杂志》，它从1967年一直出版到今天，每一年12期，每期发行两万册。这两个杂志在历史科学杂志中的威信很高，因为编辑部对稿子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杂志社有一段时间好像能摆脱僵化的政治指导思想，每一期里面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内容比较丰富。可在1972年以后，在个人崇拜加深的影响下，它们也逐步地发生着变化。

图98　萨安娜的工作室

研究所里的人员也是比较多的，大部分是历史研究者。其中，国际部的研究人员都是在所研究的那些国家中学习过，像我在中国学习过，研究波兰的在波兰学习过，研究保加利亚的在保加利亚学习过，负责匈牙利的则是我国的一个匈牙利少数民族人。所以，我们整理资料、写文章的时候，都懂那些国家的语言和历史。1966年和1967年以后，所里对研究人员在科学知识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以前，研究所里有一些从原来做地下工作的普通工人选拔出来的研究人员，他们所写的材料总得有一些读过书的人来给他们改文章或资料。后来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因为绝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是大学生、博士生。不仅如此，研究所也可以招博士研究生了。所以，我们一部分研究人员是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历史系获得的博士学位的，另一部分就是在研究所内获得的学位。

一般来说，如果跟全国一般情况比的话，我们的研究条件是非常好的。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水平很高，因为我们有特殊的待遇，比如说可以看档案，可以看图书馆党库的书籍等等。我们那里的研究人员特别认真、勤劳，他们知道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是什么，对党政治路线的责任是什么，当然发表东西时要按党的要求，是有一些禁区的。但是，我们写内部材料和博士论文的时候可以遵循科学真理。一般来讲，每一本研究所出版的书都有两个不同稿本：一个是准备公开出版的，一个是完整的、有科学结论的并准备放在档案库的作为内部使用的。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所长有个想法，要把这个研究所和其他的科学院组织的历史研究所合并到一起，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历史研究所。他努力地要做到这一点，因为他认为罗马尼亚的历史应该是统一的来研究。为了这个改革计划，他做了好多好多工作，但最后也没能实现。我想，当年他要是真的将几个历史研究所合并了的话，党史研究所在1990年解散的时候，资料就不会大量丢失，研究人员的境遇也不会是那么惨的。比如，我刚说的那些照片和其他的档案材料，图书馆的书等等不少都丢失了。还好，后来还是有一些英明的知识分子决定把这些材料搬到科学院和大学的图书馆。丢失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估计会有一些损失。其实，我们的研究人员是很好的。总的来说，特别是研究国际问题的那些人，还有研究共产国际的那几位水平都特高。据我所知，这个研究所出版了166部很重要的历史作品。除此之外，还编了许多文献、承担了不少研究课题，如1907年的农民革命、罗马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统一的文献和研究材料、1919年至1939年期间罗马尼亚外交政策的材料、1848年罗马尼亚的民主革命等等。

孔寒冰：前面讲的主要是党史研究所的情况，再说说您在研究所里的工作和经历吧。

萨安娜：在1967年初进历史研究所大门的时候，我是又激动，又高兴。国际部的研究人员都很热情地欢迎我，给我解释工作任务。他们告诉我，虽然大家的工作量很大，可是都很愉快。他们刚刚出版了一系列反映罗马尼亚人民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对南斯拉夫人民斗争同情的文献和文章选集，此时正在编写罗马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同情的文章选集及难度很大的《欧洲各国法西斯极权制》，后一本书先后于1979年、1980年和1983年出版了三次。我很快就熟悉了研究所的工作气氛，暗自下了决心一定不要落在我的同事们的后面。

我开始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了解在各个图书馆收藏着有关中国的什么书，然后在此基础上制定我的研究工作的计划。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我就告诉所长我准备以《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关系（1920—1927年）》为题的一篇论文。我原来想一直写到1949年，后来因为有别的任务就没有再往下写。这篇长论文一共有120页，但不能公开发表，只能作为内部参考之用。以后，我又写了并在《年鉴》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文章，主要是介绍了斯图亚特·施拉姆（Stuart Schramm）写的《毛泽东传》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写的《西行漫记》，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背景》等文章。1968年，我参加了科研人员的职称考试并获得了优秀科研人员的称号。

从1968年冬到1972年夏，我陪同罗明去了澳大利亚。但是，我在那儿也没有歇着，而是在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里开始研究这个岛国的历史，也准备写一本关于澳大利亚的书。

回国以后，我参加编写了《罗马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友谊传统》一书。它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主要是汇集19世纪末以来罗马尼亚各个报刊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和资料。我们搜集到的材料多得很，整整摆满一个书架子。选编者中只有我对中国历史有一定的了解。许多资料都写得很感动人，表明作者对中国情况的非常了解，对中国人民斗争的无比同情。当然，也有个别的文章写得非常幼稚或者反映出作者对中国历史现实了解得不够。同事们选出来的材料我都看了，我换了一些我认为不合适的。选编完了之后，我们所长让我写一个前言，把1949年到1971年的罗中关系描述出来。我写出来以后就交给党中央国际部的部长和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他们批准以后，稿子才交给政治出版社负责出版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有一天，有人通知我去一下出版社。我到后，出版社的负责编辑问：“你这个前言怎么写的？”我说：“根据罗马尼亚报纸发表的文件和文章写的，也就是罗中代表团互访的一些内容。”他们责备我说：“你自己看一下，这篇前言提到乔治乌德治的名字多少次，提到毛雷尔的名字多少次，提到基夫的名字多少次，可提及齐奥塞斯库只有四次。”我回答道：“那我没办法，因为齐奥塞斯库同志1965年才当上总书记的，他当然不能跟那些人参加代表团的次数一样多。”他们不听我解释，训斥我说：“你根本没有政治觉悟，你也没有提及1971年齐奥塞斯库的夫人埃列娜也参加了代表团。”我回答说：“她并不是代表团的成员，通报里面是写这次访问也有埃列娜参加，所有这些那是按照罗马尼亚报纸口径写的。我是历史学家，我不能创造。”过一会儿，一个高个子的人也进来，也责问我这篇前言为什么这样写。当时，出版社那里正好修路，很难走。我从出版社出来后，哭着爬过修路的工地回到家。第二天，所长的秘书告诉我，出版社的那两个负责编辑来了，让我去。一见面，他们又教训我，责备我没有政治觉悟。其实，我们所长也看了我写的那个前言并说很好。不过，所长很聪明，他对我说，这个前言很有参考价值，把它放在档案库里，留作内部参考，就不放在书里发表了。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从1971年开始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就在年年膨胀。1973年，罗马尼亚全国隆重地庆祝了他55周岁生日和从事革命活动40周年，为他出版了一本厚厚的画册，题目为“崇敬”。以后更是年甚一年。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研究所就开始编辑和翻译齐奥塞斯库选集并在世界各国发行，一共30本。到了1979年，对埃列娜的个人崇拜也出现了，每年都要隆重地庆祝她的生日。1989年，罗马尼亚对他们两个人的个人崇拜达到了荒谬的程度。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写完博士论文初稿之后，把它交给学科指导老师，他看了看参考文献那一页之后就对我说：“齐奥塞斯库同志的文献你连一个也没有提，论文第一页上也没有引他的话。这样肯定不行。”可是，我写的是中国抗日战争，齐奥塞斯库那时候哪有这方面的论述啊。无奈之下，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就决定把他在接待中国代表团和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发表的演讲都列在论文的参考文献当中，一共有二十页。齐奥塞斯库的那些演讲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毫无关系。但是，我不得不这样做了，结果博士论文就合乎于规定了。

在研究所工作的几十年中，我最喜欢写的东西就是关于中国人民的民族抵抗运动，因为这将近100年的历史反映了中国的过去和将来。70年代末，国际部的研究人员陆续完成和出版了《欧洲各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共三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编写和出版《亚非各国的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抵抗（1931—1945年）》。我负责写中国和菲律宾的部分。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版有关抗日战争历史的著作，所以，在参考资料方面我有一些困难。还好在1979年末，罗明被调到北京任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做公使衔参赞，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各个图书馆找有关抗日战争的参考资料。比如，在报刊资料库中看到了30年代出版的报纸，像《救国时报》等。在革命博物馆跟专家交谈，看到许多珍贵的文献。所有这些对我帮助很大。1981年回罗马尼亚以后，我很快就编好了书中我承担的那部分，一共100页，占这本书总页数的六分之一。后来，我在这部分的基础上扩展写成我的博士论文。1986年，《亚非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的抵抗运动（1931—1945）》由军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动态》杂志1987年发表了一个书评，对这本书的评价相当高。我写论文那个时候，在中国还没出版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著作，我所看到的最早的中国人写抗日战争的书都是80年代后期写的。以后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我都看了。我很高兴地看到我对一些事件的描写和评价都是正确的，论文还有一部分是描写罗马尼亚人民怎么样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

我在研究所工作的最后两年参加了编写各国近代杰出领导人物的书，其中，有关欧洲、美洲各国的都已经出版了，1986年末决定出版第三本。这本要包括亚非各国杰出的政治领袖的传记。我的任务是写周恩来的传记。我很高兴地开始找参考资料，花费了很大精力，写好了规定的30多页的稿子。可是，当我们这本书的十个作者把每个写的传记稿交给政治出版社的时候，出版社却通知我们说上面有指示，以后在罗马尼亚除了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的传以外都不能出版任何国际人物的传记。我们写了那么长时间，还是想出版。最后，责任编辑就把书名改为《独立，不结盟，和平》，实际上里面的内容还包括周总理和其他的亚非各国领袖的传记，每章的题目也改了。比如，有关周恩来一章就改为“亚非团结、和平与进步的因素”。这本书是1989年下半年出版的，是我们研究所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孔寒冰：您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最早的毕业生、留学生，一生都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分不开，是著名的汉学家。阮虹写的那篇文章题目就是《安娜和她的中国情结》。下面我想请您谈谈您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情况。

萨安娜：我刚进研究所开始工作的时候，所长建议我要研究中国的某一方面，因为研究所里没有懂中文的人，更没有懂中国历史的人。我首先到所里的图书馆去了解都有什么样的书，但发现根本没有中文书，只有共产国际谈中国问题的俄文材料，还有从西方国家进口的好多有关这方面的书。于是，我就开始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我的中国革命史是在中国学的，当然认为我所学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可是，当看了一些国外著名汉学家写的书，我就觉得自己还不行。比如说，我原来认为外国学者有关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武汉政府和斯大林之间来往电报的描述不对，可是，后来我看到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原文，才发现他们所写的很多都是对的。所以，以后我做研究工作时就特别注意这一点，这也是我们研究所所长和党中央的意思。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一定要用那个国家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把这些结果作为你研究的基础。但是，也应该看看别的国家的历史学家怎么写，看他们利用的是什么材料。如果他们用的是比较有价值的材料，那么，我们就应该参考。不过，我们要表明的总是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我一生都以这个原则为基础。我认为，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应该尊重每一个国家学者对自己国家历史的判断。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背景，有自己的民族利益，所以，我们应该尊敬他们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其他国家的学者怎么看也有用，也应该考虑。

孔寒冰：在这方面，您能举个例子吗？

萨安娜：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虽然参考资料有限，可是我非常关注对当时中国的每个历史人物所起的作用尽可能客观的了解和评价，包括蒋介石这个人在内。我们所有一个研究人员非常关注蒋介石这个人，因为他是中国20世纪历史上的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们所《历史杂志》的一个编辑到中国访问，去了西安，看了蒋介石被捉的地方（捉蒋亭，后改为兵谏亭）。回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拿给我看。我看后觉得，他对西安事变，对蒋介石的描述很不真实，只是写了一些很可笑的小事。所以，我就向他解释西安事变的复杂性，建议他改个题目，比如，描写他参观过的秦始皇帝坟墓，可是他不同意，非得写不可。我就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些告诉了所长。所长对那个编辑说：“你写得太幼稚了，不能反映当时的历史，也反映出你对中国的历史不懂。”后来，那个编辑来问我，是不是我告诉了所长。我说：“是，因为我希望你写的东西要正确地反映中国的历史。”我们所长也是这样的看法，所以，他和我合作得非常好。比如说，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告诉我：“你应该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你现在写的东西一篇也不要发表，都作内部利用。‘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太复杂的事情。我们也没什么可能研究它，即使可以研究那也不是我们的事，而是中国人的事。中国人怎么进行研究，他们自己最知道。等一切情况都清楚之后，我们可以写中国历史的大问题。”所以，他支持我写中国历史上大人物的传记。

孔寒冰：那您都写了什么传记？

萨安娜：我写了不少，将近30个。我以司马迁《史记》做基本的参考资料写了孔子、秦始皇、司马迁、蔡伦、张衡、张骞、班超、孙子；写了唐明皇、武则天、周达观、王大渊、郑和、康熙皇帝和近代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官郭嵩焘、曾纪泽；还写了现代中国的代表人物，如毛泽东、爱国人物潘德明等。近十几年，我每年都要在《历史杂志》上发表三四篇文章，其中，有五篇关于慈禧的。

当然，除了关于中国的文章之外，我也写过其他国家的。我到过许多国家，如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更不用说欧洲的了。有一次，我把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交给杂志社时，报社的社长说：“萨安娜同志是不是想告诉我们，日本文化就是中国的文化？”杂志社的工作人员让我看社长写的这个意见时，我就拿笔在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是”，因为我就是想说明这一点。罗马尼亚的知识分子对日本的一些艺术、文化的了解比对中国的多，所以，他们认识中国的文化是通过日本的，这种状况后来慢慢地才调整过来。比如，我写的那篇文章就没改一个字，按照我写的原文发表了。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处境真不容易。人家一听我解释中国的什么情况的时候就说：“你的那些中国的东西又来了，不可能是那样的。”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非常纳闷，就问他们：“情况就是像我说的这样，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的意见？”听他们说了几次之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我在中国待了十几年，我在那儿学习过，我也会讲中国话，我也学了一些中国的文明、中国的历史，你们应该相信我说的话。”后来，他们就慢慢地转过来了。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提出的有关中国的一些基本的看法，他们都不能接受。我认为，如今在欧洲仍然有这样的态度。比如，我教中国外交史，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传统的外交的基本思想。我也跟学生讲，每一个大国形成的时候，一般都是用武力来实现它们的权力。可是，中国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它很早以前就打下了中华民族外交的基础，当然也有像三国那样混战的时代，可那不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做法。

图99　载有萨安娜文章的部分罗马尼亚刊物

很遗憾的是，最近几次去中国，我都没能碰见一些专门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历史学家，也没找到任何一本书。最近，因为写一些关于郑和的文章，我跟上海的学者有了点联系，上海还是有一些人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外交的历史和基本原则应该大大地宣传给外国人，目前这是急需的。我每次写郑和的文章，都强调它的特点。我记得2005年我给一个研究会做报告，也有几个将军参加。我讲了郑和每到一个地方，都请当地的领导人带他们去拜会他们祖先的坟墓或者是象征着他们国家文明的地方，表现出一种并不是占领，而是尊重这个国家的领土的态度。当时有一个将军就站起来了：“你别说了，这么大的一个航队不是殖民主义是什么，中国人出去就是要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我说什么他们都不相信，所以，我后来就写了那些关于郑和的文章。另外，还有好多人认为中国的长城是为了与外界隔绝。格罗查在自己的书里面就说道：“中国是唯一的自愿的把扩大势力范围限制起来，因为长城不是为了与外界隔离，而是表现了中国人的和平的、保卫自己的政策。”50年代，我看了格罗查的书，很喜欢他关于长城的看法。所以，我在1976年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关于长城的历史。

孔寒冰：您前面说了，除做科学研究之外，您还经常被调到党中央做翻译。能再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吗？

萨安娜：是的，非常多。有一年我做了260天的翻译工作，包括陪同从中国来的党政、省市级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医生代表团、中罗友好协会代表团等等。年终写工作总结的时候，我就跟所领导说，我一年有260多天都在外面，每天不是工作8小时，而是24个小时。那个时候，罗马尼亚还没有多少汉学家。罗马尼亚虽然也派遣了不少留学生到中国，但多数后来都改行了，留下来做汉学工作或者做研究的很少。外交部有几个人一直干到退休，他们对罗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做的贡献是很大的。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说罗马尼亚已经有了自己培养汉学家的条件了。既然布加勒斯特大学有汉语系了，就可以不派留学生了。可是，它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在发音、语法等方面水平都不够标准。另外，由于除了汉语以外我还会说其他的外国语言，所以，所长接见外交使团的大使们、外交官、外国来的代表团时，我经常做翻译工作。但是，这些机会使我了解到我们研究所的重要性和党高级领导对国内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依据的资料主要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但是，当时罗马尼亚的思想控制很厉害。党的宣传部规定了120个词不能使用，如民主、改革、独裁、团结、专制等等。再比如，我可以写戊戌变法，但不能发表。所长对中国的问题很感兴趣，所以，他常常让我在研究所的科学委员会上用一定的时间介绍中国最近的情况。我记得，1988年5月5日那次介绍的是关于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努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不能发表一些东西，有一些词不能用，但是，我们研究所内部还是什么都可以说的，任何词都可以用。总的来说，我在研究所工作的近30年是我一生因为能获得很多知识而感到满意的一个阶段，能有条件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发展而感到十分满意的阶段。在我心目中，这个历史研究所、所长、领导科研工作的同志们，国际部的同事们都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并感谢他们给我的帮助和友好的支持。我深信，如果没有我这三十几年的努力，没有研究所创造的工作条件和科学研究气氛，我在退休以后的二十几年也不会有那么富有成绩和幸福老年生活。你知道，我退休以后的这些年写了很多文章，还出版了《象征之国度》、《龙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神州》、《中国外交的历史及精神根源》和《中国茶文化》等五本书。现在，我把这些书和杂志拿出来给你看，把我写的这五本书送给你。我做的这些工作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罗马尼亚都获得了比较高的评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国庆的时候，阮虹写的《安娜和她的中国情结》发表在《世界博览》1995年第6期上，对我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我三次获得了罗马尼亚“历史杂志文化基金会”的奖励，一次是2000年，获奖的《象征之国度》，是迪米特里·斯图尔扎（Dimitrie Sturdza）亲王给我颁的奖，他现在住在瑞士。另一次是在2008年，获奖的是《中国外交的历史及精神根源》。第三次是在今年，获奖的是《中国茶文化》。

孔寒冰：这个研究所存在到什么时候？

萨安娜：1989年剧变发生之后，研究所也很快就解散了，好多工作人员都不得不自寻出路，到退休年龄的就退休了。但是，当时各个单位对我们的态度非常不好，如科学院。那里的人认为我们在党史研究所工作的人待遇非常高。实际上，我们研究所人员的待遇和一般的研究所人员的待遇是一样。至于领导干部的薪水、待遇，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原则方面的问题。后来，有的人慢慢地认识了这一点，态度就变了。1990年我们研究所解散时，许多人对那些还没到退休年龄的研究人员的态度还是非常不好，一部分人去了军事历史研究所。但是，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一个也不接收，只有科学院图书馆接收了一些人。我们的副所长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对大家说：“不把你们都安排好，我就不休息。”所以，他就拼命的跟这个打电话，给那个打电话，为所里的研究人员联系去处，他知道这些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孔寒冰：咱们再谈谈您退休后的情况吧。

萨安娜：原来我可以早退休，可是我不愿意。孩子都大了，我可以比较放松地、更多地做研究工作。但是，很可惜，研究所解散了。我也没有别的办法，1990年3月就退休了。

就在我从研究所退休的时候，罗明被派到中国当大使。1990年夏天到了中国之后，我便开始参加外交使团的活动。早在1980年初罗明在驻华使馆当参赞的时候，我和美国大使的夫人、联合国大使夫人时常见面。她们跟我讲，现在中国开放了，她们希望我能帮助使团的夫人们和在北京的一些外国人了解介绍中国文化。于是，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北京国际协会，其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文化，参观访问北京的名胜古迹。很快有很多人要参加，报名的人都要交30元人民币左右的会费。但是，这就糟糕了，我遇到了麻烦。我们的大使对我说：“你怎么敢参加这样的一个组织？”我回答说：“这是个文化组织，我们集一点钱是为了复印一些材料，买一些茶叶什么的。”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1990年我再次回中国的时候，这个组织已经很大了，有几百人参加，每个星期都有活动，隔一个星期去外地参观，许多人都还认识我。这时，我已经是大使夫人了，所以，我在这个组织里做了一个改革，提出“我们要想认识中国，就不要靠外国人给我们做讲演，我们要请中国专家。”所以，我就请好多中国的文化活动家，比如说，表演艺术家于是之、英若城，还有书法家、音乐家李德伦等等，他们都来给我们做讲座。他们讲的内容都与中国文化有关，如中国的舞台艺术、音乐、茶文化、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国的民间艺术、中国的佛教音乐、中国的绘画艺术等等。此外，我们还组织会员参观雍和宫、北京电影厂、云居寺、法海寺、大钟寺等地。这样也就大大地提高了大家对中国文化了解的程度。这些活动获得了外交使团和他们家属的欢迎和支持。

当时，我们驻华大使的夫人们还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叫“book club”，挺像读书会似的。书装了差不多10个纸箱子，每个月轮流到一个大使夫人的住所，在那儿摆出来，来的大使夫人们把看完的书换回来，挑选新的。在这些书中，有一些关于中国的。可是，我看那些关于中国的书都是外国人写的。绝大部分是从香港买来的，价钱很高，一本的价钱可以在中国大陆买十本。于是，我跟中国外文出版社联系，有一天出版社的人来了，给我们带来很多他们出版的中国文化方面的外文书，我们都买了。后来，我女儿在北京作大使夫人的时候，对我说她们有一个“book club”。其实，她不知道，对那个俱乐部及其活动我也有一定的贡献。通过这个俱乐部，各国的大使夫人就习惯了看那些有名的中国文化方面的作品，知道了中国文化方面新出的书。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些书在大使夫人中间传播中国的文化。有一段时间，罗明在罗马尼亚大使馆专门给我留出了一间房子，因为那个时候的书已经不是几箱了，而是有两、三个书柜。同时，这个读书俱乐部的活动也扩大了，我们每月在大使馆作一次有关中国文化的讲座，介绍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书，举行中国古乐器的音乐会，等等。每个夫人回去都非常满意，她们认为这些活动丰富了她们对中国文化的知识，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精神生活的了解。直到现在，我们这些离任的大使夫妇每隔两年会轮流在各国的首都会面，名字就叫“old China hands meeting”。我们从2003年开始在奥地利，以后在丹麦、比利时、荷兰，最后一次是2011年9月25日在瑞士参加了这个活动。正是中国的文化使得各国驻华大使之间的关系变近了。在荷兰聚会的时候，前任印度的大使也来了。他说：“我看大家就好像在北京一样，我们友谊的基础是什么？”大家都说：“是中国文化。”

从1990年到1995年，我又在中国待了五年。在这期间，我与中国文化界人士的关系非常好。我还是首都剧院联谊会的会员，首都剧场有一次请我给他们做报告，讨论的是话剧是不是还有前途。这里还有炎黄艺术馆的一些材料，我也经常参加那里举办的一些活动。

孔寒冰：在罗明大使开始从事外交工作之后，您对他的工作有一些什么印象？

萨安娜：我主要是在后面支持他的工作，因为有代表团来的时候，罗明的工作是很忙、很复杂的。那时，我一般都是做新闻方面的工作，属于比较简单但又必须做的工作，如说买一些书、代表团需要的东西，打电话联系一些中国方面的人。罗明一般来说都是很忙的，陪代表团是24小时的，一星期得干八天的工作。所以，有时候他回来就累的不成样子了，我要好好照顾他，希望能帮助他，因为我知道他的负担太重了。罗明23岁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23岁的人就参与高级领导人的政治往来，真的不简单。一般来说，这个工作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来做，但因为他的中文基础非常好，所以，就让他做了。我了解我的责任，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不过，即使如此，我也没有放弃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在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时的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为外祖母了。女儿和女婿还上学，很忙，所以，是我把小安娜培养大的。我记得她生下来的时候我正在写博士论文，那时候白天上班，带她，每天夜里在浴室写。后来，我们请来了一个保姆，她只带孩子。有一次我在办公室睡着了，同事们特别好，他们把电话线也拔了，让我好好的休息。

这一切都过去了，我非常高兴我能做到的这一切。我经常说，没有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刺激力，我到了80岁头脑不会那么灵活，精神不会那么饱满了。所以，我在这方面也得感谢中国。我觉得世界上很难找到像中国这样尊敬那些了解它自己文化的国家。中国人很尊重对他们有友好感情的人，我们非常高兴。我有好多在别的国家学习的同学，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像我们中国通受到的这样的待遇。这是跟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关系的。

孔寒冰：你退休以后也教过书，教的内容是什么？

萨安娜：从2004年到2009年，康斯坦察大学邀请我去教中国外交的精神和历史根源这门课，我感到特别高兴。那儿的一位大学教授对中国、日本的东方文化非常感兴趣，所以向学校建议，让我给硕士研究生讲这门课。其实，我还是愿意教下去，只是太累了。我开始写讲义的时候，还去过两次中国，跟中国一些历史学家举行过座谈，他们说没有人研究这方面的历史。所以，这方面的参考文献还是太少了。

孔寒冰：那么您对中国外交的精神根源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萨安娜：我认为，中国外交的精神根源主要是孔子的思想，即合一、大同的基本思想。中国外交和中国外交的活动的特点是文化扩张，而不是武力。没有文化扩张，中国的领土不会扩展到那么大的地方。周围的各民族也自愿地接受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国家组织制度等，因为它们知道没有这样先进的精神文化就无法发展。一般来说，我就按照这样的思想讲。

孔寒冰：历史根源您是从哪儿开始写的？

萨安娜：从商代第一个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开始，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确立了这样的基本原则。我们经常说皇帝或者国王是上帝的替身，可是中国的皇帝认为他们不但对上天有责任，而且对人民有责任。如果他对人民做好事，上天也会帮助他治理国家。当他得罪了人民，上天也会赶走他。这样的思想在别的国家只是在近代史上才出现。

孔寒冰：您在退休后写的东西比以前还多，因为不需要干别的工作了？

萨安娜：这只是一方面，而自由才是最重要的。我经常这样形容我们以前的处境：我们的手和腿都被绑上了，然后被扔到水里去与其他的国家的历史学家比赛。这个也不许说，那个也不许做，只能按照党的基本原则讲。当然，可以思考和写的，又不能发表。研究所里面的学术活动非常丰富，我记得我们每年有一次内部的学术报告会，人们发表了很多很有趣的、学术基础很强的文章。但是，当时我总是怕说错了。我记得有一次研究所的一个朋友后来对我说：“你三十年来，在党基层组织会议上一次都没发过言。”但在1989年以后，我就可以发表了我的文章和著作了。这些书都是我自己出钱出的，现在很多书都是知识分子自己出钱出版的。

孔寒冰：在罗马尼亚出一本书大概需要多少钱？

萨安娜：这可能同中国不一样。在罗马尼亚，需要多少钱取决于你印多少本书。比如说，《中国外交的历史及精神根源》一本需要付二十多列伊。《中国茶文化》也是一本24列伊，而且还去掉了许多插图，保留下的插图也不是彩色的了。但是，我认为我花的这些钱是值得的。有些人看我的书，给我写信，我就觉得钱再多也要花。我知道很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孔寒冰：如果一本书卖得特别好会不会给作者一些报酬？

萨安娜：2011年，《中国茶文化》出版的时候，出版社给了我五十本书作为稿费，以后出了多少我就不知道了。其实，我了解出版社也挺困难的，纸张也挺贵的。但是我们作者也得吃饭，也需要穿衣服。给我这么多书，这已经算是很不得了了，可见这本书卖的还是不错的。无论如何，我还是愿意写，愿意出书。现在能出我非常高兴，我也从来没跟出版社提过什么要求。我经常合作的这个出版社很小，它的经理是布加勒斯特大学哲学系的一个教授，也是个知识分子并希望出知识界写的书，出有收藏价值的书。我在这个出版社出版了三本质量都很好的书。我很满意。

顺便再告诉您一件事，离布加勒斯特不远有一个过去的王宫，现在是布加勒斯特文化活动中心，每年都要在那里组织一些文化活动。在这个王宫里陈列着不少来自中国的东西。1999年，它举办了一个有关中国文化的展览，我不仅把我们家保存的一些中国的物品带去，而且还在现场做了一个报告，题目是《中国的象征》。当天活动进行的时候，有电视台拍摄，而且节目当天晚上就播出了。所以，第二天去博物馆的人特别多，门票都卖光了还不够。经理跟我说文化中心从来没有过一个活动有这么多人参加。你知道，这个王宫在郊区，离城市中心比较远，从城里开车需要20分钟。那是非常成功的一次活动。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在罗马尼亚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

孔寒冰：非常感谢您今天对我讲的这些往事。除加深了对罗马尼亚那个特殊年代社会发展的认识之外，我也看到了像您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事业的执着精神，更为您一生致力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和参与构建中罗友好交流之桥而感动。再次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