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如前文所述，最近几年国内外学者相当关注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多是从中国能源安全角度分析中国的能源战略，对于中外能源竞争与合作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中美能源竞争与合作以及对两国关系产生的影响这一议题，著述更少。26鉴于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牵涉领域甚广，以下将分别从能源行业的上游、中游以及下游三个领域对中国能源安全中的美国因素的研究现状作一简要回顾。
能源行业的上游领域主要是指油气资源的勘探与生产。在这一领域，中美两国间已经出现了美国基于地缘政治战略考虑对中国寻求稳定的海外能源供应施加压力的现象。从美国相关部门已披露的文件看，针对中国对外能源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能源外交的加强，美国联邦行政部门以及国会相关机构表现出了一定的忧虑与不安。27出于对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关切，国外尤其是美国学者较为关注中国的海外油气供应战略，并就此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28这些研究表明，美国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担心主要集中于以下四点：一是担心中国能源需求的迅速增长可能会加剧近年来本已紧张的国际能源供应状况，导致国际能源价格飙升；29二是认为中国依赖双边或单边协议会降低能源市场潜力，这将会降低主要依靠国际市场确保自身供应的美国及其盟国的能源安全；30三是对中国与缅甸、苏丹及伊朗等国的油气交易颇为不满，担心中国采取的行动会削弱美方的制裁效果；31四是忧虑中国的“单边能源外交”可能会伴随着武器和军事技术的出口，进而改变地区力量的平衡。32
对于上述观点，国内学者主要持批判态度。余建华等人认为这是新版的“中国威胁论”，如不破除，势必恶化中国实施海外能源战略的外部环境，进而影响中国政府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能源合作。33徐小杰则认为，此类观点既有比较客观的分析，也有西方式的惧怕。34查道炯指出，这说明了美国对中国存有误解，双方应通过多层次的对话，将双方面临的挑战变成机遇。35林伯强的观点则更为全面，他认为任何对新兴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与增长的炒作和夸大，都只会增加国际石油市场的不稳定性，并转化为高油价预期，从而进一步增加油价上涨压力。面对高油价的冲击，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以及主要石油消费国之间，进行理智的对话和国际合作是维护石油市场稳定，消除或减少高油价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实现各方共赢的基础。36肖炼则进一步指出，世界油价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总需求、总供给以及投机因素，三者分别占三分之一左右。而在需求层面，中国的影响充其量最多占到一半。37此外，针对西方学者经常提及的中国能源外交问题，李果仁等学者强调，油气是当今世界各国激烈争夺的战略物资，油气合作不是单纯的经贸合作，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合作；在具体领域的合作项目也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而是国家政府行为。能源合作涉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安全，且具有长期性，政府间的政治互信尤为重要。38
当中国石油进口量大幅攀升引起美国重视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吴磊等学者指出，美国的“倒萨”战争与其全球石油战略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和本质的逻辑关系，伊拉克战争是对中国石油安全的严重警示。39韩立华等学者在其著作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40不过，查道炯认为，一个霸权主导下的海湾及中东地区，至少从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稳定流出这个角度看，符合中国等能源进口国的利益。41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十分关注美国的中亚战略。许勤华认为，中亚地区的大国关系是否平衡和稳定，尤其是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和安全存在是否会有实质性的收缩，是影响中亚地区权力关系及中亚国家对外政策的关键因素。如果中亚国家“亲俄”，它们在与中国油气合作中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如果它们“亲美”，则会采取比较消极，甚至不合作的态度。42
总的来说，在能源的上游领域，吴磊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即中美能源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又因为两国之间的能源地缘政治矛盾与冲突，两国能源安全观和能源安全政策的分歧和矛盾，能源问题的泛政治化，两国之间的相互猜忌和缺乏互信以及广泛得多的其他的双边矛盾、竞争和冲突，而变得更加具有竞争性和冲突色彩。43
能源行业的中游领域即指一般意义上的能源安全通道。这一环节包括将能源资源通过轮船、管道或其他方式运往消费市场。国际油气贸易通道可分为海上通道和陆上通道。就目前而言，海上通道是中国油气进口的主渠道。鉴于海上能源安全通道问题不但牵涉油轮队伍、港口建设，而且与中国海军建设密切相关，因此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国外机构与学者的关注。442001年4月，美国兰德公司在向布什总统提交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马六甲海峡是中国海上石油通道的“软肋”。45若兰·丹瑞德（Roland Dannreuther）等学者指出，中国认为美国有能力做到在对其实施石油禁运的同时，并不殃及日韩等国的石油进口。46利莱·戈登斯坦（Lyle Goldstein）和威廉·莫利（William Murray）指出，中国对海上石油通道脆弱性的认知将会刺激中国加快海军现代化建设步伐。47而查尔斯·E.齐格勒（Charles E.Ziegler）则认为中国并未表现出将军事现代化与确保能源供给相结合的倾向。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行为表明，它正利用政治、外交和经济杠杆来确保获得长期的能源供给。48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Erickson）则以更为宏大的视角审视了中国能源通道安全。他认为中国正寻求加强海军实力与发展陆路运输管道并举的长期战略来加强本国的能源安全。尽管存在四条已有或筹建中的油气管道，但它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满足中国日益膨胀的能源需求。中国海军将继续在海上扩张实力，也就无法避免与其他海上强国的摩擦。49
与国外同行一样，中国学者也对海上能源通道问题作了不少研究。50张文木认为海上能源通道是当下中国的“阿基里斯之踵”，中国有必要加强海权以捍卫海外贸易与资源通道的畅通。51李小军、张洁等人分析了中国能源安全中的“马六甲困局”，并提出了中国在短期和中长期应采取的对策。52薛力认为，和平时期的危险因素如轮船事故、恐怖主义与海盗活动对马六甲海峡航行的影响有限；台海冲突时美国未必会封锁马六甲海峡，即使是封锁，它对中国的影响也有限。因此，他认为中国应该着重处理的不是“马六甲困境”，而是进一步改善和平时期的一般能源运输安全。53吴爱军、吴杰则对中俄石油管线、泰国克拉地峡运河、中缅石油通道、中巴能源走廊等替代性能源战略通道作了可行性分析。54尽管国内学者在各类能源通道的安全性与经济性等方面尚存争议，但是正如张宇燕与管清友所指出的，多一条运输线中国就多一份主动性，少一份脆弱性。55这一观点也是国内学者的共识。
概言之，就能源通道而言，国外尤其是美国学者专注于中国强化能源通道的努力及其对美国的影响，而国内学者更为关注美国海上霸权对中国能源安全通道的制约，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应对措施作了可行性分析。
能源行业的下游领域包括能源资源的加工与消费，这是中美两国合作得较为成功的领域，也是前一段时期国际关系学界较少关注的领域。不过，这一研究不足的现象正随着节能减排议题被纳入中美两国国内及双边重要议事日程而得以有了明显改观。具体而言，迈克尔·麦克尔罗伊（Michael McElroy）和克里斯·尼尔森（Chris Nelson）认为美国与中国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多渠道合作，将为两国间的利益带来巨大潜力。56保罗·罗伯茨（Paul Roberts）强调向中国提供节能环保技术既有利于中国，同时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57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桑德罗（David Sandalow）则指出，尽管中美双边合作的潜在利益十分巨大，但是相互怀疑、对技术期待不同、对融资期待不同以及普遍担心高成本等因素制约了两国的有效合作。58钱德瑞（William Chandler）认为中国和美国能源部门的现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两国可以制定各自的目标并实施可行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59
国内学者中，赵宏图对中美两国能源合作存在的症结作了分析，并进一步指出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先进的节能和环保技术，帮助中国逐步转向非石油依赖型经济，这符合彼此的利益。60肖炼则对中美两国政府及双方学者在能源合作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立场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61张海滨则指出了迄今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进展是有限的，存在雷声大，雨点小，对话多但实质性合作项目少的现象，合作广度有余，深度不足。他认为安全、经济与道义因素是制约双方合作的主要障碍。62此外，张利军就中美两国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合作协议作了完整的汇编。63夏立平和查道炯就中美两国间未来能源合作前景分别作了展望。64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已从各个层面、不同视角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进行了探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能源安全研究的内容。大体而言，国内学者的论述更多反映了中国能源发展状况，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得较为密切，但他们的国际视野、前瞻性以及批判性思考与国外同行相比略显逊色。不过，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对于中美能源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为己所用”的学术目的，具有强烈的“自我服务意识”。多数美国学者的一个较为明显的价值判断是，只有全面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能源体系，中国才有可能获取稳定的能源供应以及避免“能源威胁论”，而按西方的规则行事是融入该体系的先决条件。65这一特点也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的，美国的国际政治学本质上是强者的政治学，美国的理论显然不可能使其他国家关心的问题得到完全解答。66既然如此，就不难理解中国何以需要在能源安全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需要说明的是，就本书所要考察的中国能源安全中的美国因素这一主题而言，现有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内学者的著述通常将美国作为中国能源安全研究的背景因素之一，较多地停留于中美能源关系的罗列或描述层次。即便是那些明确涉及本文主题的研究往往也只是侧重于问题的某一方面，而缺乏对能源行业的整体性把握，以及对能源安全问题的全局性思考。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式的研究倾向也普遍出现在国外学者的著述中。第二，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的研究以“描述—归纳”法为主，普遍采用“问题—对策”模式对研究课题作定性分析。相对而言，通过大量数据和图表对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估的文章还不多见。这一点恐怕源于国内外学者碰到的共同困难，即研究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时所遇到的数据不连续、缺乏可比性、数据间的关系不确定，以及数据不及时，这是准确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障碍。67第三，在那些与本文主题相关联的论述中，彼此之间不乏相互矛盾乃至尖锐对立之处，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国内与国外学者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读中，同样存在于国内学者就同一主题的不同阐述中，甚至还可以见之于同一学者在不同时期的论述中，这也说明了学界尚未就此达成共识。换言之，此课题存在着进一步探讨与研究的余地。显然，这些薄弱之处都给后继研究者预留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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