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美在能源利用领域的合作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中国和美国在保障能源安全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责任，也面临着共同的挑战。70中美两国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量超过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因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五分之二左右。双方均从国际市场进口石油，并且共同受制于国际石油价格和供应能力。双方依赖相似的能源开发技术并且受惠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此外，双方还面临着类似的环境问题。有鉴于此，两国在能源与环境领域里有着许多共同关心的课题，如：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增加清洁能源的比例、控制地区和全球的环境污染；减少燃煤带来的危害；提高石油开采和利用的效率；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等。71
一、中美能源合作的基础
通常，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中美两国位居全球能源生产大国之列，也同属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从能源的产销和需求结构看，中美两国的能源关系处于同一方向、同一水平和同一目标的“多层重叠”结构上，既非垂直，又不交叉。这种趋同的产销和需求结构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能源结构不具有互补性和交易性，其市场结构的派生结果就是竞争关系。72这一分析不无道理，只要人们认为全球石油、天然气以及铀矿资源必将面临枯竭的局面，并且坚信在高油价时代全球能源注定会供不应求的话，那么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势必担心世界主要能源产地落入对方手中，为此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非理性的方式确保本国的能源供应。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无疑具有竞争关系。但倘若摆脱传统思维的禁锢，进一步拓展国际能源战略的内涵，使其不仅涵盖确保海外能源的持续、可靠供应，而且也包括引进国外的投资和先进技术，以此提高本国的能源开发水平，增强自身的能源基础，降低能源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那么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里存在着巨大的合作空间。
具体而言，美国和中国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合作机遇源于双方利益上的互补性。在能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领域，双方都占据着某些重要的优势条件。美国是现代石油工业的发源地，是最早实现高度电气化的国家之一，掌握了一系列先进的能源开发与环境友好型技术。由于具备较长的化石能源开发历史，美国还在能效技术的开发与应用领域中有着成熟的商业模式。此外，美国还具备了控制二氧化硫、悬浮物颗粒等污染物排放的经验。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的优势在于，国内的能源部门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还处在高速发展期，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其同时具备了必需的市场条件和高度一致的政治意愿以推进新能源技术变革。中国可以大胆地应用美国由于搁置成本高昂以及既得利益者的强力反对而没有采用或者应用缓慢的尖端技术。这可能有助于中国从一个能源技术落伍者成为全球的领先者，实现跨越式的发展。73
因此，两国如果能够发挥各自所长，将会产生良好的合作效果。美国的积极参与将为本国企业赢得可观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庞大的中国市场将为美国企业创造巨大的商机。据一份组织成员包括八十多家在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对环境问题感兴趣的大型西方企业和机构联合起草的报告宣称，中国将有望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绿色技术、产品以及服务的国家。乐观估计，中国绿色科技的市场价值每年可达5 000亿甚至1万亿美元，或者是达到中国2013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5%。74显然，这是美国企业以及其他国家公司难以抗拒的巨大市场。尽管美国在这些领域拥有技术优势和充裕资金，但也面临来自日本、俄罗斯以及欧盟各国的强有力竞争。因此，美国企业界积极推动并要求政府加强与中国开展能源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对话与合作，希望能争得更多的商机。75
中国则可以从合作中获取技术、经验和资本，并以一种效益较高、污染较少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能源需求，同时又能解决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尽管就短期而言，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从长远来看，节能减排的实施不仅能为企业降低能源投入，而且还会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能源利用率的提高，使得在同等经济产出中，能源的消耗总量降低，有害气体排放减少，水体污染下降，环境质量得以改善。除此之外，提高能效有助于缓解中国运输业的紧张状况。这是因为能源运输差不多占中国主要铁路干线及港口运输总量的一半，提高能效有助于降低能源消耗总量，自然也就能缓解相关交通部门的运输压力。因此，至少就长远来看，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有着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在经济发达而能源资源贫乏的地区，提高能效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将会更加明显。
二、中美能源合作历史及成果
事实上，早在中美建交之前，加强能源的开发以及解决能源使用中形成的环境问题便已成为两国政府努力推动的合作领域之一。1978年7月，卡特总统科学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雷斯率领阵容强大的科技代表团访华，与中方代表探讨了两国在农业、能源、勘探自然资源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同年10月，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率美国能源代表团访华，探讨建交后美国参与中国能源领域共同开发的可能性。这两次访问既有实际的成果，又对正在进行中的建交谈判起了促进作用。761979年1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根据该协定，两国政府部门先后在高能物理、空间、环境保护、核安全、能源效率等32个领域签署了数十个合作议定书或谅解备忘录。两国科学家在上述领域里开展了数千个科技合作项目的研究，人员交流达数万人次。中美科技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对外科技合作中规模最大、项目最多的合作计划，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此后，中美两国还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加强环境保护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1985年，中美双方签订了《中美化石能源研究与发展合作议定书》。1993年，两国政府开始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问题的正式对话，以促进信息交流和国际合作。1995年，双方达成正式协议，通过成立中美能源效率工作组来实现能源效率方面的共同目标。1998年6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达成了多项协议，这其中包括建立中美油气工业论坛；与美国煤气和电力公司进行商业性接触；在北京举行财政会议；以及参与中国国家空气质量监测项目。2005年6月30日，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在北京宣布，在中国设立首个能源部办事处，它将为两国在能源和核安全领域的合作而努力。随后，中美两国开展的战略对话中包括了能源安全的内容。双方在能源领域的对话内容包括清洁能源、石油、天然气、核电、节能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在2006年启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两国政府将能源与环境列为重要合作领域之一。作为该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环保署（U.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与中国的环保部门联合评估了中国采取不同的节能减排措施将对经济与国民健康带来的影响，共同致力于节能设备在中国的推广与应用，一道为中国制定低硫燃料政策献计献策。77奥巴马上台后，加强能源与环境领域合作仍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议题之一。2009年7月，中美第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清洁能源合作为主要议题，双方签署了《中美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谅解备忘录》。10月，中美双方在第20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签署《促进建设中美能源合作项目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清洁能源合作项目。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还签署了《中美关于在页岩气领域开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美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的合作备忘录》、《关于中美能源合作项目的谅解备忘录》三项政府部门间合作文件。中美在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对两国间的清洁能源合作作了重点阐述。78
中国能源效率的提高和环境质量的改善与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交往密不可分。由于20世纪80年代国外的节能技术和环保意识领先于中国，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同行的接触与交流既提高了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提供了分析问题和解决具体问题所必需的专门技术。79由此，中国在节能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1980年至2006年间，中国能源消费以年均5.6%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9.8%的增长。按2005年不变价格，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由1980年的3.39吨标准煤下降到2006年的1.21吨标准煤，年均节能率3.9%。能源加工、转换、贮运和终端利用综合效率为33%，比1980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80“十一五”期间，中国工业单位产品能耗下降明显，其中供电煤耗、钢、水泥、乙烯、大型合成氨等产品的综合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2005年到2010年，火电供电煤耗由每千瓦时370克降到每千瓦时333克，下降10%；吨钢综合能耗由694千克标准煤降到605千克标准煤，下降12.8%；水泥综合能耗下降24.6%；乙烯综合能耗下降11.6%；合成氨综合能耗下降14.3%。81
与此同时，中国在减排领域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2006年，燃煤机组除尘设施安装率和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近100%，烟尘排放总量与1980年基本相当，单位电量烟尘排放减少了90%。2006年，全国建成并投入运行的脱硫火电机组装机容量达1.04亿千瓦，超过前10年的总和，装备脱硫设施的火电机组占火电总装机的比例由2000年的2%提高到30%。82此外，中国也完成了“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节能目标，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累计下降了19.1%，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14.6亿吨以上。83
三、阻碍两国合作的因素
尽管最近几十年来中美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诸多进展，但两国在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上仍然有待加强，目前的合作成效也远未达到双方的预期。在能源领域，究其原因，阻碍中美两国企业进行合作的障碍主要有：为获得可靠的相关技术和市场信息的成本较高、贸易条款的未充分界定（包括知识产权问题），能源效率融资项目的交易成本过高、中国对重要能源适用方面进行评估或运用先进技术的经验不足、中美双方缺乏知识产权的协议、在双方的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商业条款缺乏透明度，以及各种各样将影响所有能源市场中提高能源效率的障碍。84此外，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在华的西方企业对中国旨在扶持国内企业的“本土含量”要求表示担忧，而中国企业同样抱怨称，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中国企业打入美国清洁能源市场的难度远比美国企业打入中国市场的难度更大。85这些因素导致了两国之间广泛促进双方在能源领域所采用的融资措施尚未展开。
在节能减排方面，则存在着以下一些障碍：两国在能源以及环境问题上缺乏相互信任，双方都不乏有人怀疑对方在利用能源气候问题获取潜在的经济优势。这一局面造成了每当美国人提出一项倡议时，中国人总会习惯性地问道：“如果真的那么好，那么你们美国人为什么不做呢？”与之对应，对于帮助中国人解决中国国内紧迫的能源与环境问题，美国人同样会追问：“美国会因此得到什么利益呢？”中方希望将清洁能源技术转让作为优先合作选项，而美方则认为应首先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官员提出需要额外融资以便向清洁能源经济过渡，而任何要将美国税收美元用于中国的建议都会在美国国会遭到坚决抵制。两国国内都有人担心大规模的节能减排行动将需要付出高额的代价。86最后一点，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两国多数民众看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好处是长期的、抽象的和集体的事，而代价却攸关眼前的、具体的和个人的利益。因为节能减排要求人们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避免对子孙后代产生有害影响，但是即便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中美两国的领导人也发现很难号召他们的国民作出暂时的牺牲。
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领域存在着重要的分歧。相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更为强调共同的责任。美国政界不少人士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造成了大气污染，如果只有发达国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而发展中国家却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难以接受的，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上也是无效的。换言之，美国认为，在中国这一主要新兴经济体并未参与量化减排的情况下，要求美国承担量化减排的义务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为此，美国国会坚持认为，任何国际协议在设定最高排放量时必须将中国纳入其中。
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非问题本身，毕竟一个维持高增长的经济体要比低增长的经济体有更好的机会与更多的资源去同大气、水体以及固体污染作斗争。鉴于工业化被视为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主要途径，对此发达国家不应期望中国在得不到别国大量援助的情况下采取一条“不排放碳”的增长道路。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中方认为，考虑到发达国家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它们在资金以及技术上的能力，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定的政治和法律原则基础，发达国家理应率先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87
此外，在落实量化减排方面，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要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政策与行动，要求中国作出更强的减排承诺。中国则将其视为一项无理的要求，是对其经济自主权的一种有害限制。如果接受这一条款，将意味着中国要比欧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承担更多的责任。作为一种附加建议，中国则要求发达国家测量、报告并且核实一揽子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与技术等方面的援助措施。88
四、未来合作的前景
展望未来，如果中美双方都认为对方旨在利用能源气候问题获取潜在的经济优势的话，那么清洁能源势必与贸易保护主义纠缠在一起，结果很可能使中美双边能源合作逐步变质，进而导致能源与气候问题成为中美双边关系走向紧张化的一个因素。原本是当务之急的减排，则可能沦为两国彼此诋毁对方的议题，加剧中美本已存在的战略猜疑，这显然是一种双输的局面。而美国如果仅仅将中国的能源环境问题视为中国自己的问题的话，后果显然会是很严重的。如果中国领导人不能有效应对国内的能源与环境问题，中国国内管治体系的失败将会影响全球的能源与环境安全，因为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核心。鉴于中国所面临的极为艰巨的能源环境问题，如果中国人自己做不到，那么其他人更无法帮助中国应对这些问题。因此，诚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蓝普顿教授所言，最好应对这些威胁的办法莫过于支持中国解决自身庞大问题的努力。89
事实上，在能源与环境领域，“国家的”安全与“国际的”安全已经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及环境危机的背景下，仅凭中国一己之力，或单靠美国自身力量都无法有效地推进节能减排或低碳经济的发展。正如两国在经贸领域彼此高度依赖一样，中美双方在能源与环境领域也已经成为彼此的利益攸关方。技术进步一直是中国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主要推动力，中国人需要美国的技术，而美国人需要中国的市场。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更高昂的代价开发出清洁高效的能源技术；没有中国的参与，美国很多先进的能源技术将会由于市场规模不够大、搁置成本高或者既得利益者的强力反对等一些不利因素搁置在实验室里。因此，以市场换技术将是中美在能源与环境领域加强合作的源动力。就此而论，完善中美双边技术转让制度将有助于解决能源气候危机。
为了更有效地应对经济与环境危机，中美两国必须同舟共济。为此，两国政府应该积极开展对话，鼓励并优先推广那些在经济环境中能体现成本效益的先进能源技术。尽管两国政府都已经意识到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缺乏资源依托、产业基础以及价格竞争力的话，清洁能源肯定难以替代传统的化石能源。就此而言，政府对清洁能源的初期支持是必须的，因为相对于传统的化石能源，清洁能源在价格上往往处于劣势地位。美国政府可以通过财政、税收等杠杆激励美国公司在双方的能源示范项目中推广先进能源技术。同时中国政府也可以提供政策或税收优惠以便吸引国外合作伙伴参与高新技术项目。而只有充分结合美国的技术研发优势以及中国的低成本生产优势，清洁能源才有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大规模替代传统化石能源。
具体而言，中美可以在清洁煤炭、非传统天然气等领域开展一些重点合作项目。中美两国总计占全球煤炭储量的43%，并且双方都不打算放弃这种廉价可靠的电力来源。为了降低燃煤所带来的碳排放，两国都在推进碳捕捉和封存技术（CCS）。根据美国亚洲协会的报告，美国有关碳捕捉和封存的研发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可作为新项目的一部分直接出口到中国。而中国的实施效率以及监管上较少的障碍，使得两国合作对碳捕捉与封存进行探索比各自单独进行要快得多。90非传统天然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也是中美两国可以开展合作的重要领域。为了寻求更清洁的能源，中国迫切希望加强煤层气和页岩气的开发。在利用页岩气和煤层气方面，中国具备巨大的开发潜力，而美国则掌握了成熟的非常规天然气的开采技术。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于加强彼此的能源安全。事实上，在一个相互依赖的全球能源市场，美国在页岩气开发技术上的革命性进展也给中国国内的消费者带来了福音。美国页岩气产量的迅猛增长极大地改善了国内天然气平衡状况。由于美国市场开始供过于求，原本以美国市场为目标的天然气生产商只能将液化天然气运至欧洲，这导致欧洲天然气现货市场价格的下跌，由此也增强了中国面对天然气出口国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时的谈判地位。如果再考虑到技术在中美两国企业之间的扩散效应，那么中国就更有理由为美国所取得的技术突破而高兴。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高中美双边能源合作效率，中国还应该着手解决技术需求侧存在的技术转让障碍。从以往的合作经验看，信息不对称是妨碍中美技术转让的重要因素。对此，中国政府与相关企业应该建立起一个技术供应方与技术需求方的信息交流公共平台。中国国内企业可以通过这一平台提交企业的技术需求清单。政府则根据企业的技术需求编列一份完整准确的国家技术需求清单，并将此纳入中美能源与气候双边交流与合作的议事日程。为了方便企业获取信息，政府需要定期公布中美双边技术转让信息。唯有建立迅速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才能避免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的需求相互脱节，造成国家层面以获得技术，获得长远利益为目标，而企业层面则更多以吸引外资为目的，进而出现国家在国际上高喊需要技术转让，而国内没有后力跟进的尴尬局面。91
简而言之，和平、繁荣以及为两国人民提供美好的生存环境是中美两国的共同目标，寻求可靠、经济以及环保的能源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美两国（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导致了能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对两国而言，如何有效地处理经济发展、能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尚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双方在技术、政策和机构间的合作将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的威胁，并最终成功地应对上述挑战。中美加强在能源技术的开发、推广和应用以及适当的制度改革方面的合作将有利于实现两国的经济和能源发展目标。中美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新的替代能源、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不仅能节省一笔巨额的能源开支，而且将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同时还可以在温室气体的减排上为全球作出表率。这一石三鸟的策略将给两国的“能源安全”注入全新的内容。
注释
1.［美］保罗·罗伯茨：《石油的终结》，吴文忠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2.［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王玮沁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章。
3.［美］丹尼斯·米都斯等著：《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李宝恒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116页。
4.［美］彼得·特扎基安、基思·霍利汉：《破解能源饥渴症：未来低碳之路》，裴文斌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5.［美］朱利安·林肯·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黄江南，朱嘉明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274页。
6.请参见［美］阿尔·戈尔：《难以忽视的真相》，环保志愿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
7.C.Fred Bergsten，Charles Freeman，Nicholas R.Lardy，Derek J.Mitchell，China’sRise：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Washington，D.C.：United Book Press，2008），pp.138—139.
8.BP，BP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2011，p.40.
9.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World Energy Outlook，2011，pp.544—593.
10.胡锦涛：《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30页。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http://www.gov.cn/ztzl/2006-03/16/content_228841_2.htm.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6页。
13.新华网：《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全文）》，2009年9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9/23/content_12098887.htm.
14.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年3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16/c_121193916.htm.
15.崔民选主编：《2006中国能源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246页。
16.张文木：《中国能源安全与政策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
17.Laura Mandaro，“China’s smog＋power demand＝sales opportunity”，Market Watch，Jun 19，2007.
18.［美］迈克尔·麦克尔罗伊、克里斯·尼尔森：《能源、农业和环境：中美合作的前景》，傅高义主编：《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田斌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214页。
19.林伯强：《能源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20.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基础设施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机不可失：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年版。
21.对中国来说，如果国内现有的先进技术能够完全替代落后技术，其中主要是工业部门的落后技术，那么总的节能量可以达到目前能源消费总量的1/3。由于存在大量的低效率设备和长的投资周转期限，所以资金问题成为选择项目的主要决定因素。参见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美国国家咨议会：《中美能源前景的合作研究》，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22.1980年与1990年为联邦德国数据。
23.世界银行“中国、空气、土地和水”项目组编：《中国：空气、土地和水——新千年的环境优先领域》，余岚等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24.C.Fred Bergsten，Charles Freeman，Nicholas R.Lardy，Derek J.Mitchell.China’sRise：Challengesand Opportunities，pp.152—153.
25.世界银行：《碧水蓝天：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云萍、祁忠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26.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战略与技术工作组：《中国能源发展现状、政策及洁净煤技术的发展：能源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5页。
27.［美］凯丽·西蒙斯·盖勒格：《变速！中国——汽车、能源、环境与创新》，第1页。
28.《中国取代日本成全球最大汽车生产国》，《华尔街日报》2010年2月1日。http://cn.wsj.com/gb/20100201/bch110640.asp?source=newsletter.
29.《中国超过美国 汽车销量全球居首》，《华尔街日报》2010年1月11日。http://cn.wsj.com/gb/20100111/bch173239.asp?source=newsletter.
30.Elizabeth C.Economy，“The Great Leap Backward？”ForeignAf 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7），p.40.
31.［英］杰夫·代尔：《气候问题：中国反驳英国指责》，《金融时报》2009年12月23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442.
32.张海滨：《环境与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33.《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9/10》课题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9/10：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2010年印，第18页。
34.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编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年印，第14页。
35.潘家华：《中国低碳转型：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12期。
36.周云亨、朱中博：《治污尚需清政》，《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5期。
37.详细数据请参见美国能源部信息情报署网站。http://www.eia.doe.gov/envi-ronment.html.
38.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World Energy Outlook，2011，Paris：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1，p.595.
3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http://www.sdpc.gov.cn/zcfb/zcfbtz/2007tongzhi/W020071227502848725829.pdf.
40.［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又热又平又挤》，王玮沁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4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2011年11月22日。http://www.gov.cn/jrzg/2011-11/22/content_2000047.htm.
42.华强森、尤茂庭、张海濛：《节能减排的坚实第一步——浅析中国“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麦肯锡季刊》，2009年11月。http://china.mckinseyquarterly.com/A_good_start_China_energy_savings_and_GHG_emission_abatement_in_11th_FYP_2469.
43.The World Bank，China：Air，Land and Water，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1，pp.4—5.
44.林伯强主编：《2006年中国能源发展报告》，中国计量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45.Amory B.Lovins，E.Kyle Datta，Odd-Even Bustnes，Jonathan G.Koomey，and Nathan J.Glasgow，Winning theOil Endgame：Innovation for Profits，Jobs，and Se-curity，Colorado：Rocky Mountain Institute，2005，p.176.
46.［澳］郜若素：《郜若素气候变化报告》，张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页。
47.林伯强：《中国能源政策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48.BP，BP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2011，p.40.
49.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编：《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50.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编：《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第65页。
51.［美］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300页。
52.［英］帕提·沃德米尔：《中国新规拟淘汰小型钢企》，《金融时报》2009年12月10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216.
53.Carlos Wing-hung Lo and Gerald Erick Fryxell，“Government and Societal Sup-port of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in China：An Empirical Study in Guangzhou”，Jour-nal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41，No.4，2005，pp.558—588.
54.Tracy Quek，“The Man Who Wants to Save a Lake：Beijing’s Effort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hwarted by Local Officials’Subterfuge in their Drive for Growth”，Strait Times，January 21，2007，www.lexis-nexis.com.
55.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Developing China’s Natural Gas Market：The Policy Challenges，p.144.
56.陈新华：《能源改变命运——中国应对挑战之路》，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57.林伯强：《能源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实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58.国别详细数据请参见美国能源部信息情报署网站。http://www.eia.gov/cfapps/ipdbproject/IEDIndex3.cfm?tid=92＆pid=46＆aid=2.
59.2009年中国火电发电量为30 116.87亿千瓦时，而风电、太阳能、地热、潮汐等发电总量为277.67亿千瓦时，数据来自《中国电力年鉴》编辑委员会：《2010中国电力年鉴》，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年版，第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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