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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的型塑基础

时间:2023-09-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在这个意义上说,互动实践就是国家形象的型塑基础。这种互动实践主要通过两种实践方式完成,一是信息中介,二是交往。因为“主体与客体在没有直接的互动实践的情况下,客体进入主体的视野并通过主体的认识评价最终形成形象还需要一个信息中介”[40]。因为信息中介只是认识主体获取该国信息的一种间接的工具,并不是唯一的工具。

辩证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就在于,辩证唯物主义把实践引入了认识论,科学地揭示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它认为人们对周围事物既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又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物质世界首先是人们改造的对象,从而才成为人们认识的对象。正是在人类的这种实践过程中,世界被二重化了,成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统一。因此,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认识范畴,并不是客观物质的东西在认识主体头脑中照镜子般的描述,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经过主体头脑的加工、改造、制作而形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互动实践就是国家形象的型塑基础。

一方面,互动实践——而不管这种互动实践的性质如何——是认识主体对形象塑造国的形象感知的前提和基础。假如认识客体是完全孤立存在的,或者与认识主体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信息交流和交往互动,那么这个客体的概况、性状也就不可能被认识主体所认知和评价。为此,只有主客体之间产生互动实践——尽管有时候这种互动实践是偶然的和间接的——才谈得上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形象感知问题。这种互动实践主要通过两种实践方式完成,一是信息中介,二是交往。因为“主体与客体在没有直接的互动实践的情况下,客体进入主体的视野并通过主体的认识评价最终形成形象还需要一个信息中介”[40]。国家形象形成的信息媒介就是能够把形象塑造国与评价主体联系起来的介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大众传媒。二是主体与客体的交往互动。因为信息中介只是认识主体获取该国信息的一种间接的工具,并不是唯一的工具。评价主体也可以通过交往与互动的形式直接地获取该国的信息。“这种交往与互动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际组织、国家与民间、民间与民间甚至个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41]相对而言,前者这种实践方式更加广泛,而后者这种实践方式更加深刻。但是需要指出来的是,主客体之间的这种交往互动的实践方式对于形象的最终形成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没有交往和互动,即使有信息中介的存在,评价主体也有可能因为“事不关己”而置该国的一切性状、行为于认识、评价视野之外,同时,如果没有这种交往和互动,评价主体对该国的认知、评价也会显得片面而不完整和客观。换言之,用交往互动来宣传、感知、评价、认可信息和用媒介来宣传、获取、评价、认可信息一样,都存在一个主动与被动的问题。

另一方面,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国家形象作为形象塑造国与认识主体之间的认知关系必然也是一种社会性建构的产物。由于一个国家是作为普遍联系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在很多时候是不能够自给自足的。因此,“国家也如同人一样需要同外界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和相互作用,以期望能在这种互动实践中满足自身的各种需求”[42]。同时,由于国家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集体行为体,其本身更具有这种团体施动的能力。这一切都使得国家这个认识客体的行为对认识主体产生影响成为可能,进而国家的性状特征等信息才有可能被认识主体所感知、理解和评价。也就是说,国家形象形成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如没有这种互动实践,主客体之间就不可能了解与信任,该国的形象就有可能会被建构成“敌对形象”;如有了一定的互动实践,主客体之间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共有观念,在利益的冲突下该国的形象可能会被建构成“竞争对手”;当有了良性的互动实践,该国的形象可能会被建构成为“朋友形象”。

因此,从此意义上讲,认识主客体互动实践的频度、广度和深度,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一国形象被他者建构的公正与否。当一个国家完全封闭时,认识主体对该国的认识、感知和评价只可能通过想象和猜测,这使得该国形象的建构很难谈得上是对其客观实在的如实反映,既可能被夸大也可能被误读、歪曲;而只有当该国同认识主体进行频繁、广泛、深入的互动实践时,该国才有可能被认识主体更为深入地了解。当然,不可否认,充分深入的互动实践并不能保证国家形象塑造的客观公正性,只能在一定的意义上保证其形象更接近它的客观实在。

【注释】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814页。

[2]参见Wes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Gramercy Books,1994.

[3]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lnporary Enghsh(Enghsh Version),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1999年,第709页。

[4]陶淑艳、段雅平:《现代领导形象设计》,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3页。

[5]张毓强:《国家形象刍议》,《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6]参见罗长海:《关于形象五层含义的哲学思考》,《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3期。

[7]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8]Philip Kotler,Marketing Management,Analysis,Planning,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Inc.,1997,p.607.

[9]《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38页。

[10]王珏:《权利与声誉——对中国在美国国家形象及其构建的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11]《孟子·离娄上》。

[12][意大利]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页。

[13]参见李乐为:《国家概念的历史演进及现代国家的内涵》,中国农村研究网,2009年3月29日。

[1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载王焱编:《宪政主义与现代国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1页。

[15]王珏:《权利与声誉——对中国在美国国家形象及其构建的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16]徐小鸽:《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家形象问题》,载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27页。

[17]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18]杨伟芬.:《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19]王家福、徐萍:《国际战略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5页。

[20]杨志勇:《基于国家品牌视角的中国国家软实力提升策略》,人民网理论频道,2010年7月6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6866/12089552.html。

[21]张毓强:《中国国家形象刍议》,《现代传播双月刊》,2002年第2期。

[22]刘明:《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外文出版社,2007年,第1页。

[23]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24]Boulding K.E.,Nationali,age sandin ternational systems,Journal of Confliet Resolution,pp.119-131.

[25]转引自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26]参见《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622页。

[27]张昆、徐琼:《国家形象刍议》,《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

[28]参见蒋云根、茅华英:《政府形象的这些思考》,《党政论坛》,1996年第9期。

[29]管文虎主编:《国家形象论》,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30]杨冬云:《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与国家软实力》,《湘潭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31]何辉:《中国国家形象定位分析》,《现代传播》,第2006年第2期。

[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33]李正国:《国家形象建构》,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页。

[34]胡宁生:《构建政府形象的哲学思考》,《江海学刊》,1998年第2期。

[35]董青岭:《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的建构》,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36]毛卫平:《从社会性到社会化》,载《中日学者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2007年,第138页。

[37]毛卫平:《积极发挥认识客体的能动性》,《理论前沿》,1998年第23期。

[38]参见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45页。

[39]参见李正国:《国家形象建构》,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40]王义鹏:《中国国际形象的战略框架研究》,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41]王义鹏:《中国国际形象的战略框架研究》,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42]董青岭:《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的建构》,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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