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的国家形象观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仅对我国古代的经济活动、政治运作乃至社会生活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也使得古代中国周边的小国家甚至西方社会对古代中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构成了较为固定的国家形象。因此，考察中国思想史上有关国家形象的思想，离不开对儒家尤其是其创始人孔子思想的挖掘。

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借批评仲由和冉求二位弟子之机，表达了他对国家形象问题的一个基本看法:“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在孔子看来，国家如果能做到财富分配公平合理，国内团结、人口富庶，就能实现政治稳定。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境外的“远人”还不归服，那就再修仁义礼乐的政教来招致他们。一旦他们归服了，就应当设法使他们安心。依照孔子的表述，我们可以想见，孔子理想的国家形象是一个讲求仁义德政的礼乐大国。

孔子的表述中内含了“自我”(中华)和“他者”(四夷)这两个方面，二者是“招致”和“归附”的关系。所谓“四夷”是对中国边区文化程度较低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称谓。早在孔子之前，作为官方史书的《尚书》就曾有关于四夷与华夏关系的论述。《尚书·大禹谟》中记载“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这表明在西周的知识精英看来，如果天子能做到躬行勤政，不懈怠不荒废，那么“四夷”就会归往之。孔子对周代文化推崇有加，他很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孔子把自己看作是周文化的传承者，自然承袭了周代官方史书《尚书》的有关思想。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6]这句话中“如”字有“比较”和“类似”两种解释，因此，这句话也可有两种解读:其一，在文化落后的国家即使有君主，也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其二，即使文化落后的国家有君主，也不如文化先进的中原诸侯国没有君主。不管是上述哪一种解释，至少在文化层面上，孔子是坚信中原远胜四夷的。《论语·子罕》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关于“何陋之有”，魏何晏引汉人注曰:“君子所居则化。”宋邢昺疏云:“子欲居九夷者，东方之夷有九种。孔子以时无明君，故欲居东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谓孔子言，东夷僻陋无礼，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者，孔子答或人言，君子所居则化，使有礼义，故云何陋之有。”这说明，中原和四夷的主要区别不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快慢，而在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进程。因此，孔子试图建构的国家形象是文化先进、政治制度优越。

虽然目标已经确定，可是孔子面对的实际情况却是“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7]。尽管中国文化及其政治制度在整体上远胜于四夷，但是具体到特定的历史时期——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之际，周朝原先的社会秩序面临崩溃的危险。社会失序、政局动荡、战争连绵，这是实然状态的国家形象。如何从实然走向应然，恢复乃至发扬原先辉煌灿烂的周朝形象，这是孔子必然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孔子对六经有深厚的研习，六经当中的“礼乐”思想对孔子影响很大。礼乐，不仅仅是一种人为的设定，它更是一种秩序的象征，是一种现实的规范力量。春秋战国时期，每个个体降临到这个世上，必然要面对一个既定的外在的客观的礼乐规范世界。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举措，内化到民族的文化血液当中，积淀成一种文化基因。然而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利益格局发生了相应的调整，原有的社会秩序受到很大冲击。因此，孔子吸收六经当中的礼乐思想，结合时代的发展，提出了自己关于建构国家形象的“正名”主张。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8]在孔子看来，名分是颁布命令、建立功业、行使赏罚的前提和基础，是权力的合法性保障。面对一个礼坏乐崩的实然状况，只有进行“正名”，厘清名分，合理界定权责，才有可能恢复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稳定和有序。孔子强调“正名”的关键在于落实一种朴素的责任论，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9]。也就是说，君王要有君王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这句话至少包含以下两层含义:其一，“君君、臣臣”并不是单方面地强调“君有统治的权力，有杀伐决断的权力”，也不是单方面地强调“臣子要有尽忠的义务，有尽心侍奉的义务”，而是强调君臣在各自的位置上实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君不仅有杀伐决断的权力，也有虚心纳谏、施行德政的义务;臣不仅有服从命令的义务，也有为天下苍生请命进谏的权力。其二，这里把“君臣”和“父子”放在一起进行类比推理，在孔子看来，君与臣、父与子这两类关系是相通的。周代也正是通过分封制和宗法制来实现了所谓的“家国同构”。在国家系统里，周天子是政治领域的最高统治者;在宗族制度里，周天子同时也是天下的大宗。“家国同构”为“国”的概念掺进了浓郁的宗法色彩，同时也使得宗法血缘观念内化到国家观念之中，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说“正名”是为重构政治秩序的话，那么“为政以德”就是管理国家的核心原则。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之所以突出强调“德”的教化作用，是因为孔子看到了“德”对人的内心世界的震撼力。孔子之后，孟子发挥了这一思想，用孟子的话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诚服也。”^[10]孔子自己也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应该讲，孔子的这一见解看到了“政”与“刑”的弊端，提出用柔性的教化来深入人心，从而建构民众对秩序的内在认同。这一观点是相当深刻的。

综上，孔子的“为政以德”国家形象思想主要包括如下关键词:“修文德”“重礼乐”“正其名”“德其政”。按照孔子设想所建构的国家形象应该是一个君主施行德政教化、社会崇尚礼乐秩序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