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上看，先秦时期百家争鸣，道家、儒家、法家三家文化对后世影响非常大。从政治制度上看，汉代为以后历朝历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后世的朝代都没有超出汉代的制度。那么，汉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什么?这里需要引用汉宣帝的一段话。
《汉书·元帝纪》载，汉元帝，“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12]
这里，汉宣帝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把汉代的制度定位为“霸王道杂之”，其中，王道指的是儒家的仁政，霸道指的是法家的刑名之政。换言之，从表面上看，自董仲舒之后，意识形态层面似乎达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效果，但实际上，这时的儒术已经不是先秦时期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的儒家思想，而是融合了法家主旨思想在内的“新”儒家。进而言之，“独尊儒术”是讲给臣民听的意识形态说教，而“刑名法术”才是政治实践内在运行的核心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阳儒阴法”“儒表法里”构成了汉代政治运作的基本模式，对此后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均有深刻影响。
鉴于此，为清理古代中国有关国家形象的思想资源，我们有必要考察作为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主干之一的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所以我们把考察的重点放在韩非子身上。
韩非子是战国晚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所生活的时代，诸侯纷争、政局动荡。作为庶出的韩国王室贵族，韩非子多次上书韩王，试图说服韩王采用法家的政治主张，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与复古守旧的儒生不同，韩非子是改革派。他认为，国家应该适应时代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正所谓“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13]。在韩非子看来，战国晚期的时代环境与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处于“实力竞争”的时代，即“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4]。
在实力竞争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维护乃至扩大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论是小国的谋求生存，还是大国的争夺霸权，在核心上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因此，尽快增强国家实力是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最为根本的基础，也是君主最为明智的战略选择，正所谓“明君务力”[15]。那么如何才能迅速增强自身实力，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韩非子提出了两条根本性的建议。
其一，奉法自强。韩非子强调:“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6]也就是说，增强实力的根本途径是奉法，是否坚持法家的思想主张与国家的兴衰有着很大的关系。韩非子指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17]值得说明的是，从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看，这里的“奉法”虽然也与君主的“术”“势”有关，但更多意义上指的是一种“法治”，是一种基于实力提升的改革战略。如果说“术”和“势”是为了君主更好地维护统治，体现出一种国内视角的话，那么“奉法”的“法”则带有更多“商鞅变法”意义上“法”的色彩，从而体现了一种国际视角。韩非子想要指出的是，只有通过实行适应时代变化的改革措施，并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确保改革措施实际到位，才有可能迅速提升国家的总体实力。
其二，不结盟、不过分依赖外交。韩非子坚信国家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核心作用，坚信只要国家实力强大到足够的程度，国际政治中所遇到的棘手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换言之，所有的国际纷争问题只有在国家的发展中得到解决。韩非子说:“挟夫相为则责望，自为则事行。”[18]国家的行为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过分地依赖别国，把希望寄托在别的国家之上。由于韩非子非常重视国家自身实力的作用，所以他极力反对缔结联盟。如果与小国结盟，在对方遇到大国侵犯时不得不出手相助，“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19]。与大国结盟也不划算，一来要付出损失领土的代价，二来本国君主的威望也会由此下降。“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20]
韩非子的上述思想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韩非子以后，中国历代明君大都重视通过施行革新措施，通过确立规章制度来发展自身实力，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中国古代有朝贡制度，这种制度施行的前提固然有儒家所讲的文教魅力，但究其根本还是在于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周边小国。因此，韩非的“奉法自强”国家形象思想试图建构一个革新、法治、独立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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