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更直观的角度看,物种内个体成员之间的目标差异已经很清楚地表现了物种和个体成员的目标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既得者和未得者之间、年老者和年轻者之间以及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
人类还处在财富尚未公正分配的发展阶段。我们仍然分属不同国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富裕程度也有很大差别。例如,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因营养过剩而早亡,发展中国家却有数百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即使在每个国家内部,民众之间或者不同地区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财富差异。
这种悬殊的情况使得既得者和未得者生活目标不一致,他们的国家(或地区)也有各自的目标。因此,要求个体以一种其他人认为正确的方式(例如可持续的方式)生活是不公平甚至不道德的。同样道理,要求贫穷国家/地区以富裕国家认为负责任的发展路径来发展也是不道德的。毕竟,这些富裕国家已经经历了它们现在苛求贫穷国家以放低发展速度为代价来避免的(不负责任的)发展阶段。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虽然总体上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生活和发展会更好(效率),但对于其中某几方可能并不公平。一个重大挑战在于如何平衡既得者对做“正确的事”的需求和未得者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拥有与既得者相同的生活品质的渴望。我在本书最后一部分公共部门职责描述中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更详细的阐述。
第二种目标不一致的情况存在于年老者和年轻者之间。由于年龄差异,个体知道他们会在不同时间死去,因而个体有完全不同的目标。老年人更关注当前,要求得到对当前情况有利的资源和政策,甚至不惜牺牲未来的利益。年轻人虽然也关注当前,但更加重视日后(例如他们变老的时候)。因此年轻人倾向于在当前和未来之间寻找平衡。
在通过选举产生政府(和政策)的民主体制下,占多数的人拥有专权,没什么用来实现最优平衡的方法。因为成年公民拥有投票权,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政客愿意在社会保障系统上大刀阔斧地改革,尽管这个系统对于现在还很年轻的公民来说存在崩溃的可能。2012年,连一贯主张拯救社会保障系统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州长(Mitt Romney)也强调他不会改变现在55岁以上公民的福利。
在私营部门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例如,年长者的威力已经影响了制药产业的创新观念和政策。制药业一直因出售天价药品牟取暴利而被诟病,社会对制药公司施加了非常大的降价压力以增加药品对于所有人的可及性。大家并不知道:由价格控制(无论是来自政策还是压力)导致公司利润的减少会打击新药研发的积极性,投资人也会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其他地方。年轻一代将要承受这种措施的负面结果:当有一天药品价格降低到大部分人都能支付时,他们便无法再从本应进行的创新(新药研发)中获益。
最后,不同时代的人之间(也就是已经存在的人和尚未出生的人之间),也有目标不一致的问题。比起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矛盾,当代和后代之间矛盾的尺度全然不同。尚未出生的人是否应该得到我们这些已经活着的人所尊崇的权利?这个问题暂无定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们应该拥有哪些权利?我们又该在何种程度上将这些权利纳入考虑?但我们给予后代权利可能会给当代人带来损失。当代人希望尽可能舒服地生活下去的渴望就和希望给后代留下一个适宜生活的世界直接冲突。当然,后代很可能更希望我们留给他们的是一个尽可能完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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