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中国向何处去”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经过20世纪70年代的观察与酝酿，邓小平敏锐地洞见时代主题的变化，果断地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推行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在这种战略观念指导下，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决策观念转变为以发展和改革为核心的决策观念，维护和平、加快发展，以改革开放来促进国富民安成为了当时中国国家形象重塑与创新的重要表现。
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时候的中国已不同于成立之初，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已经有所保障，经济利益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摆脱困境、加快经济建设，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为此，中国的国家形象战略思想也随着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从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转向了务实的经济优先的理性主义，从意识形态的国际主义观念开始转向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和平外交观念。在这种形象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及时调整了国家形象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着重发挥经济战略手段的作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中国的物质生产和经济技术水平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也得到了迅速提高。这一切都为中国后来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85年美国的时代风云人物评选参观团来华访问时，当时中国所显露出来的初具现代化城市的风貌给参观者带来了巨大的视觉冲击。令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在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中短短几年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也使中国在世界上树立起了一个锐意改革、实行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促进国富民安的国家形象。
在国际上，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的空前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依赖日益加深，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已不再表现为军事对抗和战争，而各国的发展问题却变得日益突出。各国开始纷纷调整经济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把精力放在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上，致力于提高综合国力。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国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建立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以及针对苏联霸权政策的“一条线”的对外方针，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中国这种外交政策的转变，是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重大决策，它极大地增加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回旋余地，扩大了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活动领域，使我国减少了敌人，广交了朋友，与周边及世界各国的关系开始逐步得到改善和发展，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中国爱和平的形象也开始赢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同。
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进一步深入。世界各国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对中国这样一个广阔的大市场的形象充满了憧憬。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而且对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人民找回了自近代以来不断失落的政治自信的话，那么改革开发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中国人的自信具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在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中，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被重新激活。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中，中国的国家形象也有了决定性的转变。从此，中国有了一个在西方主流社会被广为接纳的“改革开放、国富民强”的形象。这形象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历史方位，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的走向。“中国已不再是旧式的‘中央帝国’或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孤独的革命者形象’而是‘今日地球村’里维护整体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的一个重要成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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