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轨迹

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活动，对外文化交流是以文化价值关系为媒介的不同主体之间的文明交往过程，因此，对外文化交流是以不同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和存在条件的。

（一）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客观存在

文化，就其根本意义而言，是生活在特定地域的人们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改造客观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的精神产物和结果。时空范围是具体的、历史的。按照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理论，空间主要包含着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历史空间三重空间。这三重空间是联系在一起的，构成了人的活动空间的总体。而根据地理空间理论，由于地形地貌、地理位置与社会环境的不同，一定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既造就了这一民族特定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样式，也形成了与这一生活方式相应的心理认知和文化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46]

文化是以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理区域来分布的。正如一个社会人无不属于某一民族、国家一样，任何一种文化也无法脱离某一民族而独立存在。每个民族都有与其历史发展相映衬的自己特有的文化形态和个性。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就是民族，民族就是它的文化。文化与民族是同一的。正是由于作用与影响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和人们现实生活因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导致了文化存在的差异性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关于文化的多样性，学界的认识有所不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通过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的研究报告，将当代世界文化划分为八个文化圈：一是欧洲文化圈，二是北美洲文化圈，三是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文化圈，四是阿拉伯文化圈，五是非洲文化圈，六是俄罗斯和东欧文化圈，七是印度和南亚文化圈，八是中国和东亚文化圈。^[47]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对当今世界文化作了这样的划分：一是中华文明，二是日本文明，三是印度文明，四是伊斯兰文明，五是西方文明，六是东正教文明，七是拉丁美洲文明，八是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48]

中国季羡林、汤一介、庞卓恒、阎纯德等学者则倾向于将当代世界文化分为四大体系：一是中华文化体系，二是印度文化体系，三是阿拉伯文化体系，四是欧美文化体系。^[49]

多样性的文化孕育了民族、国家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无论是在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还是思维方式、信仰理念和道德规范、文化伦理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同于他者文化的独特、丰富的个性和鲜明的差异性和区别性。我们以东西方文化为例。从生物性特征方面看，西方人和东方人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但这只是表面上的不同，西方人和东方人的差异与不同其实更多地体现在他们心灵深处的文化积淀和社会心理上。瑞典社会学家贡纳尔·摩道尔站在东方与西方比较的高度谈到了东方人的文化特性：“与西方人相比，亚洲人更注重精神方面，而不在乎物质享受。他们专注于精神生活，不考虑自己，倾向于鄙视财富和物质享受。他们安贫乐道，甚至认为是积极的美德。他们特别尊重学问和苦思冥想的能力。他们的知识力量在于直觉，而不在于推理和精确计算。”^[50]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中，对中西文化作了十分系统的比较分析。他把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根本特性概括为“动的文明”和“静的文明”，认为东西文化：“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51]

不但属于不同文化圈的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即使是同属同一文化圈的文化之间，差别也是很明显的。我们以同属中华文化圈的中日两国为例。“日本文化虽然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进化的，但迅速发展了它自身的个性。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抵制外来思想。在日本文化中，既没有古老的传统可以珍视，也没有一批圣贤可以崇拜；只有一位神圣的天皇。日本人的理想是多元的。他们重视家庭和团体，但没有强烈的家族观念。他们强调精神和自尊的价值，但不否定肉体的人和肉体的享乐。他们义和利并重，恩义和人情并重。日本人发展了武士道，其核心是知耻，由此产生出忠诚、重恩义、勇武和坚忍的品德，以及在神明面前保持毫无内疚的光明磊落的心境。武士富有使命感、冒险精神和组织能力。日本文化的典型人格就是武士人格，其理想的精神就是武士道精神。”^[52]而“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重直观内省，轻实测论证；重内心体验，轻试验论证。而以直线式思维方式见长的西方人注重科学、理性，重视分析、实证”^[53]。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54]文化具有个性化和多样性，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关于论述文化多样性的文件中指出的：“文化穿越时间和空间表现为多样形式。这种多样性体现了构成人类的群体和社会的身份的独特性和多元性。作为交流、变革和创新的源泉，文化多样性对人类之必要犹如生物多样性对自然界一样。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为了现代人和后代的利益应该给予承认和确认。”^[55]

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动力，也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前提。没有多元性文化的存在，就没有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

（二）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既形成了多姿多彩、魅力无穷的人类文化景观，同时也为异质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提供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史。但是世界上各民族、各国家或地域文化之间广泛而快速的互动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并逐渐演进的一种历史进程。

关于这部交流史，多数学者多是从文化全球化的视角来认识的，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Stavrianos，L.S.，A Global History)、斯特恩斯等人编撰的《全球文明史》(Stearns，Peter N.etal.World Civilizations：the Global Experience)、本特利和齐格勒合著的《新全球史》（Bentley，Jerry&Ziegler，Herbert，Traditions&Encounters：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等。如英国开放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戴维·赫尔德等人在《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一书中，从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影响四种维度，描绘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在现代早期(约1500—1850年)，是文化传播与模仿——通过迁移、战争和贸易形成；在现代(约1850—1945年)，是欧洲的全球性帝国跨国的世俗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当代（1945年以后），是大型的、公共的和私有的媒体、旅游、交通和通信公司。

中国学者曾端祥以推动全球化的三次工业革命为界,把全球化的进程划分为产生与扩大、形成与对抗和掀起浪潮三个历史时期。他认为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是“全球化”产生与扩大的历史时期。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全球化形成和发展时期。从20世纪中叶起是全球化的第三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动力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范围内的科学技术和产业革命。^[56]

参考国内外学界对文化全球化的划分，依据笔者对全球化实质的理解，本书把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如下五个发展阶段。

1．人类早期的文化交流阶段（古典时期——地理大发现前）

这一时期，由于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滞缓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阻隔，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显现出偶然性、少量化的特质。跨文化交流对全球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总体上说还比较小。

世界文化是多样的。全球文化体系就是由不同行为体的不同文化构成的。在人类古典时期结束时，世界上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教为中心的印度文化圈、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圈和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欧洲文化圈四个文化圈。由于受当时的技术条件、生产水平和无法逾越的自然地理障碍的制约，所以在近代世界不同文明的相互碰撞与互动发生之前，一方面，不同文化、社会或族群的交流主要是各自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发展的，即主要是它们之间的“纵向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各种古代文明都是在各文化圈内部独立地发展和交流的，文化圈之间交流很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隔绝的。也就是说，文化圈内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要远远大于各文化圈之间的相互交流与互动。

尽管如此，世界上，特别是欧亚大陆各民族、各文明间已经存在着明显的跨文化交流现象。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有一块陆地在世界上踞有独一无二、无可争辩的地位，这就是欧亚大陆——它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心脏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就是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的历史。”^[57]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在游牧部族和定居文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形成的欧亚大陆也因游牧部族迁徙和侵略而与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上建立了联系。一条是陆路，即“丝绸之路”，另一条是海路。通过这两条途径，来自中国等东方国家的丝绸、漆器、冶铁技术、软玉、麻织品、釉陶及各种饰品，经中亚、西亚运至欧洲，风靡罗马。中亚、西亚的毛织褥、毛皮、马匹、葡萄、安石榴、胡桃、胡瓜等土特产以及各种香料、奇禽怪兽，以及印度的天文学知识、制糖法，拜占廷的医学知识，输入中原。以火药为例，火药传入欧洲“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58]。火药的传入与应用，使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主义，机器大工业在欧洲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总之，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15世纪以前，东西方国家间通过陆路和海路，借助通商贸易、互派使者等方式，促进了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但也必须看到，由于地理与人为因素的影响，在这段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跨文化交流的规模和范围，还有交流的深度都是受到限制的，呈现出时断时续和发展不平衡的显著特点。

2．近代人类文化交流的形成时期（15、16世纪——18世纪）

这一阶段，率先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社会凭借其在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都大大超越非西方社会的优势，在推进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自觉地通过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向美洲、亚洲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价值观念。

如上所说，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古已有之，但是人类的文化交往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却是伴随着15、16世纪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而开始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导致发生“交往革命”的最根本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人类交往活动之所以发生，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够转变为世界历史，其真正动因来自于资本无限扩张的世界性需求。资本是天生的自由派和国际主义者，无限制地攫取最大利润是资本的内在本性和天然使命，这就决定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正像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统治和生存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59]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60]，它既要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产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61]。资本向全球的无限扩张，“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62]。“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放，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为达此目的，“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63]。为实现资本增值，西欧资本主义各国积极向外扩张。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哥伦布、詹斯等伟大的航海家、探险家开辟了通往美洲和东印度的新航线。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两大文明的隔阂开始被打破，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开始加快。一方面，西方国家从美洲、非洲、亚洲引入各种工业发展的原材料，而东方的香料、蔗糖、生丝、瓷器、茶叶也进入了欧洲居民的家庭，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另一方面，人口的流动、迁移与战争加速了文化的融合。特别是战争作为“一种经常的交往方式”^[64]，在最大化实现资本主义利益的同时，也加速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西方殖民者通过传教、开办学校、语言培训等活动，向被殖民地民族、国家渗透他们的文化和价值理念，进行文化殖民。

总之，地理大发现导致新航路的开辟，不仅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同时也使得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向世界各地蔓延。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文化逐步向世界扩展的时期。

3．人类文化交流的发展时期（18世纪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这一时期，由于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和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先前由经贸和战争而产生的文化交流已基本被传媒所取代。各种文化交流的速度、规模都在增加，与其早期形态相比，文化全球化发生了质的和量的巨大变化。

19世纪中叶，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使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人们之间的全球性交往日益频繁，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逐渐加快。“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65]正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日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66]于是，历史开始由孤立的、民族的、狭隘地方性的历史转变为世界性历史。

另一方面，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大发展进一步缩小了人类相互联系的时空距离。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往手段和交换的可能性扩大了一百倍。”^[67]“由于交往手段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68]

这一时期，英国、法国以及后来崛起的德国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为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和产品销售市场，在坚船利炮的庇护下，凭借武力手段，采用血与火的暴力方式，在广大的亚、非、拉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殖民主义扩张，把世界大部分地区强行纳入他们的殖民统治中，造成后者对前者的直接依附。不但如此，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先行国家，还在被殖民国家和地区从事文化殖民与扩张。除了以传教士、驻外使旅、商人及留学生、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为媒介将西方国家的地理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语言学、建筑学等知识传往非西方国家外，还通过在被殖民地区开办各类学校和设立文化机构等方式传播和渗透资本主义文化，推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这在使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大行其道的同时，也给这些国家和的文化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有些文化因之而湮灭、消失。

因此，在这个以殖民主义扩张为基本特征的时期，对外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西学东渐”的特性。资本主义文化是以一种不平等、违背对方意愿的单向交流方式进入他国的。以中外文化交流为例，诚如马骏骐教授所说：“一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实则为本土文化与西方异质文化势力的消长史。”^[69]

4．人类文化交流的拓展时期（二战结束——冷战结束）

这一时期，虽然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速度、广度、规模等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受美苏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对抗的影响和干扰，不同阵营在文化交流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的拓展是极为有限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世界开始进入以高科技发展为主导的后工业革命时期。一方面，二战以来,特别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在资本流动、跨国经营和新科技革命的共同推动下，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式方向发展，各国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和彼此间的依赖程度大大加强，以市场运行机制为基础，并辅之以国家调节的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初步形成。另一方面，在资本的全球运作推动下，国际贸易出现了飞速增长，其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贸易增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为不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载体和基础，但是由于美苏冷战格局的爆发和形成，致使国际关系中文化的交流和交往是不充分的、不完全的。出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一批战后产生的国家选择了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世界由此分裂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为首领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了使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两大阵营的国家在“要么东风压倒西风，要么西风压倒东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二元对立的斗争哲学思维的支配下，展开了全面的文化对抗，美苏两国之间不仅依靠自己的媒介彼此间进行意识形态的互相攻击、批判，视对方为洪水猛兽，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还以集团作战的方式对对方进行文化攻击。因此，这一时期，文化间的交流实际上仅限于美苏各自控制的两大阵营的内部，处于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的国家之间几乎很少有文化上的往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1991年苏联的瓦解才宣告结束。

5．文化交流的全面深入时期（冷战结束至今）

这一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文化全球化不仅在速度、广度、规模等方面获得了质的发展，而且全球不同文化体之间的影响也更加深入和重大，文化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融合。

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发生了不同以往的重大变化。一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许多原来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放弃原来的计划经济的同时，纷纷改走市场经济发展之路。世界统一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两大阵营的自给自足的闭守状态和互不往来的隔绝情形，使先前相互孤立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成为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的整体，世界逐步发展成为联系密切、休戚与共的“地球村”，人们的全球观念、全球意识在日益增强的同时，不同国家的文化也通过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实现了全球的互动与交流。

二是科技革命的新发展。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又发生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且也弱化了民族文化的地域性界限和特征，加剧了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和融合。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卫星电视和计算机网络媒介的发展，更是从根本上变革了通信工具和交流手段，更新了人类交往的社会方式，从而开辟了人类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一方面，为文化全球化创造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实现了人类社会的超时空交往；另一方面，开辟了超越现实物理社会的另一疆域，创造了人类社会交往的新空间——虚拟网络社会。与其他的传播手段相比，网络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以飞快的速度把某个地区、某个国家的文化信息传递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使世界各国共享异域或他国的文化和知识。

三是文化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冷战结束以来，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在此背景下，传统的那种赤裸裸的依靠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来获取国家利益的行为日益遭到人们的唾弃，“软实力”的地位和作用空前提高。争夺文化软实力战略高地，成为冷战后国际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总之，随着冷战后美苏两大政治集团长期对峙的结束，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也已成“明日黄花”。伴随着两种制度、两种文化体系对抗的弱化的是，不同文化间的交往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不同文化上的交流与沟通已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武器。

（三）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特点

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它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冲破以往的自然和人为的各种藩篱向纵深迈进，进而成为世界交往的一部分内容。在人类进入文化全球化之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1．文化交流的范围逐步扩大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经历了一个由周边到地区再至全球化的历史嬗变过程。它既是一个由彼此孤立到相互联系，由各自封闭到彼此交往，由分散到整体的逐步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各民族、各地区交往不断增多，联系日益紧密的横向发展过程。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社会中，各村落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单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彼此隔离、自我封闭状态。人们不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常生活，还生活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孤立隔绝状态中。如果说，有文化交流的话，也只是限于同一民族不同人群之间的“纵向传播”中。多元文化之间的横向交流很难实现。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交往工具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总体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尚需为摆脱生活贫穷而奋斗。因而无暇去从事文化的创作，更谈不上进行文化交流活动了。进入近代之前，虽然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有所发展，但这种交流也仅限于相邻的民族、隔绝和地域中，靠面对面的直接交谈来实现的，不仅地域集中，交往的次数少，且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地理大发现虽然完全沟通了欧、亚、非、美四大洲，推动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从而使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成为现实。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开始向更深和更广拓展，文化交往的范围大大扩展，文化交流的范围逐步由地区走向全球，但这种文化交往也主要发生于洲际性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

到了20世纪，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向全世界的不断扩张，文化交流工具也得到快速发展，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相继问世。它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打破了传统社会文化传播的血缘和地域限制，使人们的视觉和听觉延展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圈之中，在实现了不同民族文化发展的共时性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了主体之间交往方式的进步。使得世界不同文化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巨大发展，人类文明交往由此逐步由地缘性的区域交往发展为全球化的现代交往。正如赫尔德所言：“在当代新的电信技术尤其是国际传媒公司的出现已经使全球文化交流得以产生，这时的文化交流在范围、强度和多样性以及传播速度等方面都超过了更早时期。”^[70]

2．从自发逐步走向文化自觉

在人类文化交流的早期，虽然经济全球化把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时的人类文化交流是自发的，偶然的。进入近代以来，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而逐渐变得增多起来，但这种文化交流更多地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逼使下而被迫作出的回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实行的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瓦尔制度“都包含着极大的内在矛盾”，“都不是为了耕种土地的人民群众的利益”。“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和淫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71]马克思还说：“不列颠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是肮脏的。”但是“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72]，推动了西方国家和非西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在丰富和推动不同民族文化的内容的同时，播下了新的文明的种子，但总的说来，非西方民族、国家在东西文化交流中是被动的，是对列强枪炮撞击机械回应的结果。

随着近现代以来世界体系的形成，一些民族、国家的开明人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外来文化。文化交流从自发逐步走向自觉。

一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为每一个民族的自我把握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外在参照系。世界各国认识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尽管有他国所难以比拟的独特魅力和智慧，但其自身文化也有其缺陷和“短板”。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样。只有参与交往的民族把相互之间的活动、活动成果以及其创造的生存发展条件纳入自己的对象世界，把与其他民族及其创造成果的关系转化为自己的成果，从而把其他民族及其创造“变为自己的主体活动的条件”，以“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从而“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能力，”才能实现西方文明向人类社会昭示的未来前景，完成自身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落后的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都必须参与到世界性的相互交往中来。因此，落后的民族要获得先进的生产力就必须加强与资本主义的交往”，因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73]

面对着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策略，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改造自己的文化传统。比如，与我们一水之隔的邻邦日本，虽然在近代同样遭受西方列强的入侵，但由于他们能积极主动地向西方学习，大大早于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并迅速崛起，先于中国跨入现代文化的行列，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二是交往是保持文化存在的条件。文化是每一民族、每一国家客观物质实践活动的精神产物。文化要在人类实践的活动构成中持续发展，一是要继承创新，二是要主动地进行文化交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民族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自己的生产，还取决于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交往是保持文化存在的条件。如果没有文化交往,任何特殊性文化都不可能成为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亮点，而只能具有地方性和局部的意义，有些甚至被遗忘，因此一切发明创造都必须在不同的地方从头开始，这无疑将大大延缓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地发展。”^[74]

总之，经济全球化以来，各个国家深深体会到，只有以一种健康、理性的心态来认识不同文化，以宽广的胸怀和创新的精神融入世界文化潮流，才能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促进本国家文化的发展。

3．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逐步凸显

文化的交流与交往是多向度的，不同的文化只有在彼此尊重、互相平等的基础上，才能促进彼此文化的发展。应该说，按照有些学者的论述，在18世纪中叶以前，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无论“西学东渐”或“东学西送”，大体都是本着平等友好的态度来积极开展的。东方人从西方那里学习到了大量的天文、历法、地理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西方人也从东方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

持续到近代之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空前发展，这种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局面便被打破。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后，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5]。但是国内市场的出路是有限的，因此为获取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和原料供应、廉价的劳动力，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武力，采用疯狂的暴力手段，鲸吞海外殖民地。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人类封闭自守的历史因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而结束，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空前加强，从而使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成为现实。但最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在不断的对外扩张中，不断利用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世界性竞争优势，通过建立有利于自己经济发展的国际劳动分工和扩张体制，把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之沦为殖民统治的对象，从而建立了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中心，以附属国和殖民地为外围的不平等的从属关系。这就是，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宗主国与附属国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76]沃勒斯坦也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不断趋于扩大的世界体系。它由多个处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中心国构成，而其他国家则处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边缘位置，构成了众多分散的边缘国。还存在一些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区国家。一般说来，中心国主导了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通过设计精妙的体制，中心国让每一个边缘国都处在对中心国的依附状态中，同时，又使边缘国之间处在分散的甚至对立的状态之中。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构成了一个等级性的资本主义结构体系。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因为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是直接与他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是我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人们是自己观念思想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他们受自己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所制约。意识形态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77]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处于主动或优势地位的比较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各种途径向不够发达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输送产品和传播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体现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文化上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不但其国家形象处于被西方“他者”叙事的处境，而且其发展方向和进程也常常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左右和控制。不平等的“二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主要特征。正如亨廷顿所认为的那样：“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因此，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所有其他文明的力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文明世界最为普遍的特征。”^[78]尽管此言有些夸张，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4．文化帝国主义抬头

帝国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按照1917年列宁在其论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定义，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侵略、扩张、压迫、霸权、掠夺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帝国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由“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

1969年，美国学者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中则把文化帝国主义界定为“一个综合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把一个社会带入现代世界体系。这个过程具有一种社会机制，即通过吸引、压迫、强制，有时是贿赂手段使该社会主导的社会阶层形成符合现有世界体系统治中心的价值观，增强现有世界体系统治的结构”^[79]。

文化帝国主义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的必然逻辑。资本的不断增殖的需要驱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奔走于世界，为自己的投机资本寻找一个有利可图的安全处所，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一国到多国甚至全球发展。经济殖民必然导致文化殖民。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不仅凭借强大的物质力量打开了受助于地域保护的他民族、他国家的疆界，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扫除了空间壁垒，同时也为资本主义的文化扩张创造了条件。在文化扩张的构成中，资本主义日渐催生出对自身文化的盲目优越感。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写道，历史“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着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80]。他把世界各民族分为“历史民族”和“无历史民族”两大部分，认为世界历史是以自由为特性的“世界精神”发展和实现的过程；唯有日耳曼民族才具有能力作世界“精神高等原则的负荷者”，^[81]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

现代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功使西方人陶醉于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体制中，认定自己作为“上帝的选民”有责任把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传输给其他国家。因此，为达到“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2]，“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3]，以西方文化、价值尺度为唯一圭臬，并规范世界各异质文化。

西方国家在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性的支配下，为了使经济政治上依附自己的弱小国家文化上也归附自己，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优势，还以“救世主”精神和“传教士”心态，采用软硬兼施、文武并用的手段对非西方国家进行疯狂的文化殖民。“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显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84]一方面，使用武力对被征服者进行残酷的武力镇压，实施疯狂的肉体消灭，试图借助暴力强制手段将本国的文化价值观灌输给殖民地人民；另一方面，通过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等的对外传播、交流，解构他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身份，把“西方文化”变成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公有财产”，以最终实现文化上的殖民和文化霸权。所以“在今天的世界里，可以把这些事实与帝国主义及其历史和形式联系起来看。当代亚非拉国家虽然政治上已经独立，但在许多方面仍然受人主宰，没有主权，跟欧洲帝国直接统治的时代没有两样”^[85]。

【注释】

[1]转引自韦森:《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2]〔英〕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3]〔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1页。

[4]《文明与文化——国外百科辞书条目选择》，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95～96页。

[5]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9页。

[6]〔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报告》，戴侃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7]转引自陆扬:《论文化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8]参见胡潇:《文化现象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

[9]邹广文:《文化、文化本质与文化变迁》，《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4期。

[10]林宗:《文化经济论的时代意义》，《思想战线》2006年第1期。

[11]〔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2]〔加〕谢弗:《文化引导未来》，许春山、朱邦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1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15]同上，第217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17]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1页。

[18]〔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5页。

[19]〔瑞士〕A.H.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刘聪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

[20]〔英〕利德尔·哈特:《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438页。

[21]参见钮先钟:《战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页。

[22]Ingrid d’Hooghe.The Limits of China’s Soft Power in Europe:Beijing’s Public diplomacy Puzzle．The Hague Nether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lingendae 1’,Clingendae 1 Diplomacy PapersNo.25，2010.

[23]张文勋、施惟达:《民族文化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24]甘阳:《关于中国的软实力》，《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12月26日。

[2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2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

[2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

[29]同上，第176页。

[30]赵志刚：《我国军事对外宣传跨文化传播探析》，《今传媒》2010年第10期。

[31]〔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杨岐鸣、王燕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05页。

[32]转引自〔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4页。

[33]沈本秋:《扩张主义文化与文化扩张》，《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34]周丕启:《国家大战略概念与原则》，《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7期。

[35]〔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来克韦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页。

[36]〔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37]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38]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39页。

[41]转引自周余云：《论政党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7期。

[42]Frank A.Ninkovich，The Diplomacy of Ideas:U﹒S﹒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1938-1950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43]沈国放、赵启正：《赵启正谈跨文化交流》，《世界知识》2008年第4期。

[44]《外交部将设立公众外交处》，《北京晚报》2004年3月20日。

[45]王列、杨雪冬编译：《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47]闵家胤：《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48]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Foreign Affairs，Vo.l 72，No.3,Summer 1993.

[49]汤一介：《“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文汇报》2004年12月24日。

[50]Gunnar Myrdal.Asian Drama: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Vol.1.New York:Pantheon, 1968,p.95.

[51]《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57～558页。

[52]〔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146页。

[53]孙晓凌、汪北华：《从思维方式看中西文化差异》，《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54]《孟子·滕文公》（上）。

[55]UNESCO.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Paris,November 2，2001：2．

[56]曾端祥：《“全球化”发展新态势与中国战略选择》，《江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5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

[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6～207页。

[59][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0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0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66]同上，第114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53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54页。

[69]马骏骐：《碰撞、交融：中外文化交流的轨迹和特点》，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

[70]〔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58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7～250页。

[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

[74]〔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7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7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7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78]〔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79]关世杰：《国际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80]〔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1956年版，第148～149页。

[81]同上，第397页。

[8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8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84]同上，第772页。

[85]〔美〕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