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竞争的文化转向

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国家间的权力竞争逐渐由传统意义上的硬实力转向软实力。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在这样一个时代，虽然军力仍然是最终的权力形式，但对于现代大国而言，诉诸武力比以前几个世纪的代价要高得多。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使其权力被其他国家视为合法，它将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受到更少的抵制。如果其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则其他国家将更愿意追随其后。……它就无须以高昂的代价实施强制性权力或硬权力。^[1]

（一）软实力

软实力概念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其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一书中首次提出的。2002年，他又在其发表的《美国霸权的困惑》一书中进一步集中探讨了“软实力”的问题。

根据约瑟夫·奈的分析，国家的行为权力划分为“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两种不同类型。按照奈的界定，硬实力是指通过军事、经济等看得见的方式使他国屈从自己的能力。主要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而软实力是一种柔性力量，这种力量主要依赖自觉或不自觉的社会各领域的制度、理念和进程的吸引力，^[2]“软实力的获取和运用都有赖于承载这种‘吸引力’的信息在国与国之间的传输，也就是包含软实力的信息的跨境流动，所以内化于国际体系的权力格局中的软实力结构更接近于一种信息结构，它来自于各个国际行为主体的目标、行为准则、理念等为体系格局所接受的程度，当某个国家的软实力上升成为国际体系主导的信息结构，该国就拥有了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控制或影响能力”^[3]。

在约瑟夫·奈看来，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是一种使他国改变政策和服从自己的能力，其根本不同点在于，前者注重“强制“和”威胁”，以迫使别国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后意注重“吸引”和“引诱”，使别国自愿地而非强制地追随自己。即是说，软实力是一个与硬实力相对的概念。与硬实力通过威胁或者奖励手段，让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之能力不同，软实力则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以达己所愿的能力，“强调与人们合作而不是强迫人们服从你的意志”^[4]。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约瑟夫·奈说：“这种左右他人的意愿的努力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无形力量资源关系紧密。这一方面可以认为是软力量，它与军事和经济实力这类有形力量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力量形成对照。”^[5]换言之，软实力依靠的是某种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和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和政治制度设置别人议程的能力，是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以促使他们产生预期的行为。他说：“衍生软力量的资源很大程度上产自一个组织与国家的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其国内惯例及政策所树立的榜样，及其处理与别国关系的方式。”^[6]“软实力很多产生于我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通过我们的文化、我们在国内所实行的政策以及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表现出来。”^[7]在《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中约瑟夫·奈进一步指出，软实力取决于拥有制定能影响其他人优先选择的政治纲领的能力。软实力不仅仅是影响，也不仅仅是说服，“它是引诱和吸引的能力”。

对于软实力构成的要素，约瑟夫·奈认为，主要“来源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以及国际机构准则和制度”^[8]。2004年，他在其著作《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又强调指出，国家的软力量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实践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9]

关于文化。约瑟夫·奈认为，文化是“软实力”的首要资源。他指出，一种文化如果能吸引人心，人们对它有好感、有兴趣，主动地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它乃至崇拜它、宣传它，其中并无任何受“强制或威胁”的被迫成份，那么它就具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关于政治价值观。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价值观要得到他国的认可，其行为方式和所倡导的价值观必须一致。一个国家只有拥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体系，才能增强一个国家政策的合法性。他说：“当一个国家的文化涵括普世价值观，其政策亦推行他国认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那么由于建立了吸引力和责任感相联的关系，该国如愿以偿的可能性就得以增强。狭隘的价值观和民族文化就没那么容易产生软力量。”^[10]

关于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主要是指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奈在其2004年出版的著作《软实力》中写道：“如果一个国家可以塑造国际规则，使之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相吻合，其行为就更可能在他人看来具有合法性。如果它可以使用和遵循那些能够引导和限制他国自愿行为的制度和规则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胡萝卜与大棒。”^[11]

总之，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虽然不像硬实力那样具有明显和直接的力量,但却有更加持久的渗透力。软实力同硬实力一样，都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不仅要有以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硬实力，还要有以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软实力。没有软实力，就只是一个物质外壳，没有内涵，没有支撑。^[12]

（二）软实力凸显的动因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之所以被人们关注、谈论，并被世界的政治家们所热衷追求，主要与下列因素紧密相关：

1.战争空间的空前压缩

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从国家的产生发展到现时代，国家利益一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当代，“国家利益优先、至上”仍然是世界流行的原则。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说：“利益确为政治之精髓，且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13]马克思也明确指出：“凡是有某种利益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14]

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决定了最大限度地争取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利益，并为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必然成为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但实现这一任务的国家力量却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国家力量主要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由于实力常被视同为物质性实力，所以，在国际斗争舞台上，国家自助行为常用的是“硬实力”，即一定国家和社会的军事力量、自然资源和其他有形的物质力量。具体来说，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的综合能力：“人口的多少和领土的大小，资源的储量，经济力量，政治的稳定性和能力。”^[15]可以说，在传统的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拥有的“硬实力”的多少、强弱，决定了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该国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现实主义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就把国家实力归结为两种：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权力对比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军事实力对比，军事力量是国际政治的最终手段。”^[16]所以自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建立以来，军事力量一直被国家视为在国际无政府社会中安身立命之本，一直被视为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权力来源，几近成为权力的代名词。军事力量权力化的倾向使得“国际政治权力＝国力＝军事力量”的公式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17]世界各国或为了扩张国家利益，或为了确保国家安全，无不强调对权力的追逐。“政治家和民众最终谋求的可能是自由、安全、繁荣或权力本身……但只要他们力求通过国际政治手段来实现其目标，就总是要争取和扩大权力。”^[18]追求“硬实力”构成了各国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最重要内容。之所以这样，按照现实主义理论，是因为国际社会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缺乏一个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加之国家是自私理性的行为体，且国家间的互信不足，因此面对着残酷的“弱肉强食”的无休止的国际政治权力斗争生态环境，深受“霍布斯丛林逻辑”文化观念影响的政治国家必然会采用一种“自助”（Self-help）行为，通过不断增强国家权力来进行自我保护。“在无政府状态中，不存在自发的和谐一致……因为每个国家都是它自身利益的最终评判者，任何一个国家可能在任何一个时间使用武力去推行它自己的政策。由于任何国家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使用武力，所有国家都必须始终准备着或者用武力反击武力，或者付出软弱所造成的代价。”^[19]

在权力政治的逻辑支配下，物质主义虽然通过采用硬实力控制、奴役、掠夺等手段征服了他国人民，为自己国家赢得了应有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地位，但这种为了国家自身利益不顾他国感受而不断疯狂追求硬实力增长的举措，也为国家安全带来了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这就是，国家间相互硬实力的政治博弈和搏杀不仅没有实现增进自身国家安全的战略目的，相反，换来的却是以彼此间国家军备竞赛的螺旋式上升和双方安全交互递减为显著特征的“安全两难”境地和局面。而且这种穷兵黩武，依靠暴力，凭借军事战争手段得来的常常只是一种肉体征服，而不是“身服而心也服”，所以一旦时机成熟，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动员、凝聚起强大的民族力量，奋起武力反抗，其所花费的代价是平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其后果也是难以预计的。

也就是说，传统的权力手段（更确切地说是硬实力）已不足以完全解决国际政治中的两难困境。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的不断加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国际利益关系格局使得经济威胁、军事讹诈等强制性行为的代价变得十分昂贵，军事力量难以转化为国际政治中的现实实力。因此，寻求新的权力分配方式，以应对传统国际政治中的“双败”结局已势所必然。迈克·本森(Mark Beeson)和亚历克斯·贝拉米(Alex J.Bellamy)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安全的供给需要一种超越传统黩武主义(militarism)和新现实主义零和博弈的方式。当最强大的武器装配不能使自己的国民免受攻击的时候，就不得不追问支撑其理论基础传统战略学说的有效性和恰当性。”^[20]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乃至世界要从“霍布斯文化”的“两难境地”的轮回中解脱出来，仅仅依靠硬实力，片面地靠武力征服、压制是不行的，还必须占领文化和道义的战略高地。

鉴于在国际政治方面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方式越来越不得人心和武力的使用代价更大、成本更昂贵的现实情况，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纷纷把文化“软实力”这一新的权力源泉纳入到国家政治发展的战略轨道中，并将其作为实现国家对内对外目标的重要内容和手段。正如美国外交史学家弗兰克·宁克维奇在其《文化外交》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渗透工具。”^[21]于是，相对于传统的主导国际权力结构的硬实力地位相对下降而言，软实力，尤其是其中的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影响力等无形的力量的地位相对上升，并日渐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权力角逐的焦点。

2.全球公共问题的凸显

人类社会自进入现代文明以来,现代化浪潮便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工业化的长足发展、知识的爆炸增长、科技理性的发达、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的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物质上的空前繁荣。但是随着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化的滥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文精神与工具理性、精神自足与物质欲求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也在不断激化，人类文明陷入无尽的现代困境。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对自然的日益增大的干预能力，使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同时，对自然的盲目掠夺性开发和非理性干涉导致大量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存在着极不和谐的紧张状况。人类第一次面临全球性的危机和挑战：现代化是一个创造与毁灭并举的过程，它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而证明它的存在。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它更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达到了现代想象(modern imagination)的极限。现代性中存在着一种进步的危机(crisis of progress)，^[22]而“世界性”风险和危险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对千百万人乃至整个人类都可能是严重的威胁。^[23]全球性风险使得当今社会成为“世界风险社会”。这就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兴起，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继传统安全之后的另一突出问题。所谓“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问题是相对传统安全问题而言的，指的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环境污染、跨国犯罪、传染病、突发事件、信息网络安全等问题。

非传统安全问题和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使得一个国家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如果说传统安全带来的威胁主要关系到民族、国家与政权的生死存亡的话，那么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威胁则主要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由于非传统安全问题大大超越了以往国家安全的边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安全威胁。因此，如果不加以治理的话，在风险流动过程中还可能转化为新的风险，而风险的意外后果或副作用往往呈现出全球性“蝴蝶效应”。所谓“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是1960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文兹（Edward Lovenz）发现的。他指出，在一个混浊一体的气象世界里,当各种客观条件具备时，一只小小的蝴蝶在最佳时间和最佳地点煽动一下翅膀,就有可能掀起世界另一端的台风或者龙卷风。^[24]“蝴蝶效应”的国际政治含义是，在一个相互联系、高度依存的世界里，任何国家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的。在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中，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事变都有可能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易言之，在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的全球化时代，每个单个国家的安全都依赖于其他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新的国际关系已发展成为一个网络，将所有的国家囊括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游离于这个安全网络而独善其身。在当今世界，“不管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不能摆脱全球问题的影响和制约，任何国家和民族若无视全球问题中所内含的人类共同利益的存在，不仅会损害自身，而且要殃及整个人类”^[25]。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只顾及个体、团体、国家的利益而罔顾地球共同利益的做法是人类长远利益的最大安全威胁。很难设想，一个经济全球化时代，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却只是各行其是，自扫门前雪。

要有效治理风险，增强人类生存的共同安全，必须改变传统的安全观和实现方式。除了各个国家肩负起自己应该承担的世界责任外，各个国家和地区还应当从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原则出发，共同承担起风险治理和保障世界公共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寻求多元化合作治理，建立起复合治理结构，才能达到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互补，发挥公共治理和安全民主的威力，谋求风险治理的最大成效。而这除了需要世界各国加强经济、政治方面的安全合作之外，还需要不同国家在文化方面集思广益，凝聚共识，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全新的思想和观念。对此，“9·11”事件发生后，约瑟夫·奈就指出，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单靠超级大国掌握的硬实力并不能解决所面临的全部挑战。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毒品走私、传染病、环境保护和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时，离不开多边合作和非国家行为体的软实力。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世界各国应摒弃分歧，增强合作意识，同心协力应对新的挑战和威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所撰写的《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报告则呼吁“建立一套新的全球伦理”。报告认为，全球伦理的第一个来源就是“人类寻求安全、减轻痛苦的本能”。报告指出：“自从人类脱离茹毛饮血的时代，不同人类群体之间从未停止过发明、创新、制度经验和知识的交流。正是通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人类社会才得以不断发展前进。因此，通过在一套全球伦理的框架下进行对话，达成一系列新的社会政治共识，促进文化繁荣，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也就是说，单纯通过增强硬实力的方式去寻求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解决是不行的。行之有效的政治合作和文化交流，不仅能够增强国家之间的合作，把跨国交往引上正常的轨道，而且能够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遇到的困惑提供启迪。“不同的文化类型应当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以便共同探讨与人类和世界的未来有关的重大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26]。这样，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应对风险的公共秩序。

3.文化全球化的降临

当今世界，人类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它以资本为主体，以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以电子计算机等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技术保障，凭借发达的信息手段和运输工具，促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从经济运动的角度看，生产活动国际化、商品市场一体化、资本流动扩大化和经济信息化已然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标志。经济交往势必带动文化交往，因此全球化决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它广泛地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经济全球化不仅打破了地域性、民族性的界限，把全人类带入一个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新平台，使各国经济依存度逐步加深，同时全球化把世界和历史浓缩成一个新的内在相关的文化场景，不断改变和创造着人类生活的新维度。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双重推动下，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格局：一方面，文化几乎无孔不入,越来越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建立在文化交流之上的沟通和交流，相应地会增进各个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宽容，不同国家的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另一方面，文化的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形式和内容，而文化竞争很可能促成优势文化的扩大，致使劣势文化受到冲击乃至被吞并，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不同程度、不同层次和不同规模的文化冲突。如果不能加以积极引导，就会导致文化的危机，对文化的发展构成威胁。

总之，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传统视域下的经济社会交往日益变成文化交往。一个国家要对世界产生影响，不仅要靠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要靠文化力量。正如在商品交换中，人们必须依靠自己商品的成本优势与质量优势去赢得竞争胜利一样，在跨文化的交往与交流中，人们也必须以自己优秀的文化去赢得其他文化的尊重与认可。

因此，文化全球化的降临，唤起了人们的文化意识,文化问题变得比以往更加突出，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世界各国普遍认识到，要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文化竞争中突围而出，就必须深入挖掘自己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不断提升本国文化的层次和质量，加强文化的建设，在对内提高文化的凝聚力、号召力的同时，对外提高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以自己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去影响其他文化，形成更加广泛的价值认同，从而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使文化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发挥、提升、增强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面临的一个新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