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的地位与作用

文化软实力是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文化软实力’是指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它是相对区别制度、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因素而存在的软实力形态：在‘软实力’要素构成中，‘文化软实力’是其基石，它构成‘软实力’的深层魅力。”^[27]在当代，文化软实力既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政治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也是提升国家话语权，影响世界关系秩序走向的重要因素。

（一）文化软实力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来源

话语（discourse）是指在某种特定语境中所使用的语言。^[28]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把话语界定为一种“事件”，认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29]他指出，话语是由特定的言说主体在特定的环境中针对特定的目的，以特定的形式或手段表征出来的言语。话语一旦形成，就会以特定的概念、范围和规则建构自己的场域，规定着话语主体的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并表现出对其他话语的某种排斥性。

所以说，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它意味着哪些主体有发言权，哪些主体无发言权。一些群体或个体得保持沉默，或者他们的话语被认为不值得关注，言语系统在情感和思想层面上产生压制；尽管它是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行为人的控制系统，然而它是社会中的一种真实的权力。”^[30]“国家的发展必然与话语方式的形成相融合，话语方式建构性地塑造了国家权力”^[31]。显然，有话语，就必然有权力。作为一种支配性、控制性力量，权力蕴含在一切话语之中，话语的背后隐藏着权力的身形。

从国际层面看，国际话语权通常“主要表现在有国际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或非公开场合自由传播或表达与国家利益及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关的立场和主张，其反映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体现了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知情、表达和参与的权利运用。^[32]可见，话语权是一种控制舆论的影响力。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就能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通过话语传播影响世界舆论，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主导国际事务。所以21世纪世界“话语权”的战略竞争已构成影响国家实力和国际竞争的重要变量，并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战略竞争中一个新的制高点。

话语权的获得与一个国家的软、硬实力紧密相关。尽管国家博弈从根本上来说主要是基于硬实力的较量，但能否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对于国家在战略博弈中施展权力和外交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如果说，在经济军事主导国际政治发展的年代，硬实力可以使一个国家掌握话语权，“强权即话语”，没有硬实力就没有国际话语权，那么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则是软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获得话语权的重要来源，“软实力即真理”，掌握了文化软实力，就拥有了强大的国际话语权。

在当代，国际话语权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反映和集中体现。从根本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国际话语权，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第一，话语的本质是文化。人类的存在基础是社会实践。一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社会生产中不仅创造了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文化结晶，也创造出了进行文化交流的语言。对此，马克思曾说“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33]。因而话语必然要反映该民族国家的文化成果。文化不仅指导着社会成员对社会实践问题的主要思维活动和表达方式，还规定着话语表达的价值取向和意义。作为不同民族、国家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外化形式，话语是该国文化成就的重要指标。文化是话语或语言的重要资源和宝库，语言则折射着、反映着文化，是思维和思想文化的直接呈现。正如有学者所说：“语言的特征是由思想与语音的结合方式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的特征与精神相仿：精神在语言中生下了根，并把生命赋予语言……语言的特征是民族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自然结果。”^[34]

第二，文化影响甚至决定着话语主体的背景和素养。话语是通过话语主体来表达的。文化虽然是“人化”的产物，但同时“人化”了的文化也在不断地模刻着人。约翰·P﹒洛弗尔指出：“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35]文化一旦形成，便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客观力量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制约着人的言行举止。不同的文化背景不但塑造了截然不同的话语主体，也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文化素养决定着话语主体的语言驾驭能力。一个拥有广博文化水平的人，能够将文化的意蕴以优美的语言加以表达，而且还能根据他人的文化接受心理和特定精神需求，以幽默、风趣的表达方式，用他人耳熟能详的语言，在将自己语言蕴涵的意义清楚、完整地传达于文化受者的过程中，能够为其提供无限的文化想象空间，使其不经意间受到感染。反之，不仅起不到良好的文化反馈，甚至还会激起他者的不满与愤怒。显然，话语应用能力与话语传播主体的文化素养和受教育程度密不可分。

第三，话语权的权威性决定于文化软实力。话语权是在不同文化主体的较量中产生的。话语权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不同文化的自由选择中通过舆论的力量改变他人的“价值偏好”。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样性文化并存的世界，也是多种话语相互较量的过程。不同的文化主体在话语博弈中之所以产生不同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是不同的，因而被认同的程度也是不同的。由于文化受众是在文化传媒构建起来的环境中认识世界事务的，因而其在何种程度上能改变自身对事物认识态度的倾向性，主要取决于话语的权威性和合理性，而话语权的说服力、渗透力和吸引力主要来自于文化的软实力。在国际交往中，话语权以文化软实力的形式成为一种赢得人心和人脑的力量。即使是“话语霸权的确立，也不能靠外在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只能在接受者同意或服从的基础上达到控制和影响对方的目的”^[36]。正像奈所说：“软实力的获得靠的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者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37]文化软实力决定着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大小。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越强大，意味着它的国际话语权越强，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就越大。反之，一个没有足够的文化软实力资源作支撑的国家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是很难有国际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的。正如好的思想是一部文学作品的“灵魂”一样，话语权在当代也必须以文化软实力为依托。话语权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和力量展现。“如果我们认识到国家的权力不仅来自武力的使用（如警察），也来自它对思想的控制，文化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38]

（二）文化软实力是影响国际秩序的重要变量

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主要角色围绕某种目标和依据一定规则相互作用形成的运行机制，它表现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和顺序，具有相对稳定性。^[39]

国际秩序规定、影响着世界权力、资源的配置和各国的利益分配，事关世界各国的发展和繁荣，因此自1648年标志主权国家诞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对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争夺成为国际关系格局变迁、演进中的一种常态现象。

在传统的国际政治语境中，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扮演着主要角色和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因此，国际秩序是国家特别是世界大国武力博弈的结果。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旋律，军事手段和战争的作用和范围受到了较多的限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利益彼此交融，使得通过和平方式建构国际秩序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采纳。

换言之，随着国际关系的制度化程度越来越高，通过建构国际规范、国际机制来建构国际新秩序，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必不可少的战略选择。“国际制度力量的崛起以及国际关系的制度化发展是20世纪国际关系发展的最重要成果之一。”^[40]

所谓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是指“在某一特定问题领域里组织和协调国际关系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41]。作为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国际机制一旦建立，就成为相对独立的变量，影响着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所有国家。“国际规则、共同的信仰、话语、文化和其他社会结构可以对不同的行为体提出相同的行为要求，它们可以塑造和限制行为体的偏好方式。”“规范的语境(context)影响决策者和大众的行为。”国际机制对国际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具有建构作用。在当代国际社会，国际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构成性”地影响国际行为体的内在认同和价值取向。即是说，国际规范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不仅可以修正主权国家旧的认同，重构新的认同，影响、左右国家的战略决策和行为，而且还驱使其自我约束，以国际社会公认的方式行事。显然，哪个国家主导了国际规范和机制，也就占据了国际秩序“制高点”。

由于国际制度、国际机制的变迁决定着国际秩序演变的发展方向，在当今权力争斗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国际社会已经由传统意义上的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重点的竞争转向以国际机制和规范为重点的政治博弈。而谁将从中最终脱颖而出，占得先机，从而赢得战略主动，将日趋取决于博弈各方之间的力量对比，特别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力量对比。这是因为，文化是制度之母，制度是文化的载体和体现。一定的制度总是反映和体现着一定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因而，国际制度就是文化理念在国际政治中的制度化的结果和再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国际制度、国际机制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国际秩序其实就是一种国际文化秩序。“国际制度的基本文化内涵，决定了国际制度乃至国际秩序的核心内容。”^[42]换言之，文化软实力同经济、军事硬实力一样同样可以改变不同国家彼此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及其建立有利的规则和制度、控制国际行为领域的能力。”^[43]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只要有吸引力、亲和力和感召力，别国就会自动向它靠拢；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关系秩序，它就必然会在国际社会中占据领导地位，并凭借对国际规范和机制的掌控，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美国学者史蒂文·克拉斯纳所认为的：“在一个国际体制中，一个成员国如果能够把它的文化基本价值，发展成一套体制内的游戏规则，自然有助于提升其在体制中的权力地位。”^[44]

冷战后，面对着作为资源和权利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的国际制度、国际规范这样一种社会博弈规则，世界所有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抑或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更加关注价值观和文化等软实力的输出，纷纷借助文化交流平台，将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观念等参与到对整个世界秩序的塑造过程中。妄图通过对国际机制和规范制定话语权的掌控，将自己的文化价值理念转化为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制度，以此提高谋求国家自身利益的政治合法性，赢得相对他国的权力优势。因为国际机制是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集中反映，因而国际机制在本质上决定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

在国际文化交往实践中，一个国家只有通过文化软实力的输出，才能成功地将自有观念(或自有知识)发展为世界共有观念(或社会共有知识)，才能将一套自己国家的价值内核嵌入到国际机制和规范中，并受到世界民众接受和认可的国际规范，主体才能确定彼此之间的关系并采取相应的行为方式。在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通过国际秩序谋求建立有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工具和武器，及影响国际关系秩序的重要因素和变量。

（三）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强弱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对参与国际竞争及国家间的交往等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和精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合力，包括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七大要素。^[45]综合国力是构成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系统的各个要素“合力”的结果。从构成的要素上看，综合国力主要由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文化力、国防力、资源力等要素要件构成。从形态上看，既存在有形的物质要素，也存在无形的精神要素。前者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军事实力等，后者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

由此可见，文化软实力是构成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不仅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是推进政治建设、发挥政治制度优势的重要手段和力量。完全可以说，文化软实力在现代综合国力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1.文化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首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和繁荣，就不可能为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不能为文化价值观的建设和对外交往提供重要的物质条件。但是经济实力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软实力的建设不但能为经济实力的发展提供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的人才支持，还能为其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46]。这是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精神文化的指导下进行的，都蕴涵着精神文化的无尽力量。

（1）文化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先后经历了两次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是依托于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二是依托于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以高科技为先导的文化密集型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产品已经以信息、通信方式、品牌产品、金融服务、媒体产品、交通、休闲服务等形式遍布各处。文化产品不再是稀有物，而是横行天下。”^[47]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是中国新时期经济建设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共十七大报告不仅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要求，而且明确指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的方法：“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了：“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要求。为此，要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必须要有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紧密配合。文化软实力建设，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化产业依托现代高科技，具有科技含量高、污染低、发展快、效益好等特点，既有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资源消耗的降低，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消费需求的刺激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在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发生根本转变的态势下，作为新兴产业和未来的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正日益凸显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而“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该国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最直观表现”^[48]。“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其文化软实力的扩张和渗透力都较强；文化产业发展得较为成熟的国家，其文化软实力都有着较大的优势”^[49]。因此，建设文化软实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

（2）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活动成功的必要条件。一定的文化是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经济、政治的反映，又反过来给经济、政治以能动的影响。文化软实力的大小、强弱，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快慢和综合国力的高低。如果把经济军事硬实力当作常数，那么文化软实力就是变数或乘数，它倍增或递减着国家的综合国力。可以说，文化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50]日本的“文化时代经济研究小组”在其撰写的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基本思想：“管理经济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是人，经济活动的机制在于各种文化之中”。可见，作为软实力的文化信念、价值观念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是未来社会向前发展、进步的精神支柱。

2.文化是影响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文化与政治密切相关，“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实用性的关系，而且也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更加细密的关系，因为政治作为改造现实社会及结构的一种手段，由于其自身构成的特殊性，它要求必须对文化的相互关系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意识”^[51]。

一是文化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黏合剂”。任何国家要维持正常的发展，不仅要靠军队、法院等国家暴力机器，同时还要依赖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教化。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从而使他们顺从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52]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曾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能同时既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行使霸权，又在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之内行使霸权的话，它的统治就不会持久。”^[53]因此，一个国家要实现社会治理的长期化、永久化，就必须掌握文化的领导权。这是因为，文化具有社会凝聚功能、思想整合的功能。通过文化对于社会的政治思想观念的教化，才能改变人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并使之向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才能在统一文化、制度的规约下，减少社会不确定性因素的发生，不断增加社会的互动和共识，进而通过集体的文化共识，实现使社会有序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反之，没有民众支持的政治体系必然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理由，“没有共同的价值，权力竞争就可能很激烈，大量的社会紧张状态就会存在”^[54]。

二是文化软实力能够为政党合法执政提供道德辩护。任何政党要使政治统治永久化，必须最大程度地获取民众的支持和认可。马克斯·韦伯说：“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55]换言之，任何统治集团的权力离不开文化力的支撑。统治阶级只有将自己的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认同与支持，才能获得合法的执政地位。“意识形态赋予政府、公司或大学等机构合法的地位。意识形态的改变——通常这很困难——是为了适应或调整周围‘现实世界’的变化。”^[56]因此，“一个政党要争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成为一个‘历史集团’，从而使社会成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57]。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文化对一个统治阶级的政治“合法性”直接发挥着诠释与辩护的功能。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只有将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政治主张通过自己所掌握的舆论宣传工具在具体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中张扬或倡导，从而对人们的思维、行为方式产生普遍的影响，形成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观念，才能唤起社会对该文化支撑的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敬仰。“合法性作为对政治利益的一种表达”，“是对统治权利的承认。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试图解决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即在于同时证明政治权力与服从性”^[58]。反之，如果一个政党不能有效掌握“文化”领导权，不能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统一在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之下，就不能长期地掌握政权，维护自己政治统治的稳定性。

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既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若只是经济强国、军事强国而非文化强国，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强国。离开了文化的支撑，即使有繁荣的经济，强国地位也难以确立。

（四）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保障

诺伯特·阿特认为：“(国家)安全是国家保卫本国不受攻击、侵略、征服和毁灭的能力。”^[59]布朗指出：“国家安全是这样的一种能力(力量)：保持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基于合理的条件维持它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经济联系，防止外来力量打断它的特质、制度和统治，并且控制它的边界。”^[60]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主要指人们认为自己所属‘国家—民族’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不会在全球化大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的‘安全感’”^[61]。

文化安全是主权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的基本表征和条件之一。所谓国家文化主权，就是国家对公共文化事业进行政治安排的权力，其具体表现是，一个主权国家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独立自主地对国家领土范围内包括国家自身的文化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受他国的干涉)进行改革和建设，从而不断地增进国家的文化利益。国家文化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内容和重要保证。如果一个国家丧失了文化主权，那就谈不上什么国家文化安全；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受到威胁，从根本上说，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文化主权受到了威胁或削弱。这是因为，主权是权力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更多地表现为文化上的认同。“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是文化整合共建群体文化意识和参照系统的过程，是国内人们对共同体形成文化认同的过程。”^[62]作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深层次的安全，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否处在安全状态，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拥有充分独立自主的文化主权——这是国家文化安全最核心的内容，要看这个国家的人们是否拥有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这个国家在其主权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是否拥有合法性。^[63]

1.文化认同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条件

国家在维护文化安全过程中始终要维护身份的自治权。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指出，合法性国家应具备两方面的特征：其一，在政治经济系统之外，社会文化生活获得健全的发展，从而在社会文化领域确立了一整套普遍有效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规范，这些行为规范能够促进个体的自由发展和群体认同的形成；其二，国家认同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支持，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的一体化。^[64]易言之，国家文化安全来自于对本国文化身份的认知和坚守。而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确立的。文化确立了国家的身份，身份在文化中得到了彰显。因此，强化一个国家的文化身份，就必须加强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因为文化认同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理解、自我定位和自我主张的问题。国家身份稳定性的维护既是努力延续其价值体系与社会制度的过程，又是对它们不断加以修正与完善，使其更为合理的过程。因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确立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直接相关。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对一个群体或文化身份的认同感，或者是个体受其所属的群体或文化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的认可或赞同。它反映和折射的是群体、民族的文化归属意识和价值取向。只有本民族、本国家的人民对本民族有高度的文化认同，它的身份便能稳固地确立，才能在国内面临社会分化的危况时，面临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时，超越不同族群或利益集团的社会认同，产生强大的亲和力与感召力。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没有共同的信仰或历史经验，单纯依赖政治意识形态把来自不同文化与族群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国家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危机。^[65]19世纪意大利文化批评家桑克蒂斯曾经说过：“缺乏力量，因为缺乏信仰。缺乏信仰，因为缺乏文化。”^[66]文化认同及其安全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是国家根基得以维系和生命继续前行的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的命运就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命运。如果说一种文化如果丧失了个性就等于丧失了生命力，那么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对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认同，也就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中丧失了自我身份，从而沦落成为肆意被他国控制和驱使的文化附庸。所以列宁指出：“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67]

2.文化认同是抗击外来文化侵蚀的强大武器

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要生存、发展都离不开与他国的联系，因而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内文化认同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威胁问题。能否在同外来文化的争夺中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文化认同，事关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危。李大钊曾言：“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68]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认同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的全部内容和意义。文化的力量只能通过文化的力量去解决。面对着外来文化特别是文化霸权主义对本国文化影响范围的挤压，国家必须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因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只有靠民族精神的支撑和牵引，才能真正凝聚起来、组织动员起来、团结起来，捍卫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69]

而民族精神的培育弘扬离不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众所周知，人的社会行为都是在文化环境中生成、发生的。本尼迪克特曾说：“每一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长大成人，能参与各种活动时，该社会的习惯就成了他的习惯，该社会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该社会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70]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文化通过为社会成员提供共同的理想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而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语言的人群紧紧联结在一起，使本民族、本国家的每个成员对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深刻的认识和崇高的责任感，从而在这个人类交往范围日益扩大而地球日益“缩小”的时代，牢固地树立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共同迎接异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挑战，为捍卫自己的文化和生活世界的独特性而斗争。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丧失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就如同水上浮萍，失去了根而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因此文化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个迷失了自身历史和文化身份、传统的国家，注定无法塑造一种向心的精神力量，用来动员和组织自己的人民，形成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的局面，因而也就难以真正谈得上国家的安全。所以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在其《文化战略》中指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71]如同军事安全必须有强大的军事武器作后盾一样，国家文化安全也必须要有强大的文化武器在手中，这样，才能筑牢国家文化安全的屏障，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度，并由此赢得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