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外文化交流的责任担当

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走向世界文化软实力强国，固然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但是如果文化自觉不能贯彻落实到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活动中，文化自觉的宏大目标就会落空。

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文化环境下，中国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而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战略的实施就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鲜明体现。在当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战略不仅集中展示了中国在文化认识上的新飞跃和在文化建设上的国际战略视野，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在实践方面也保持着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历史的责任担当。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程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为发扬光大中华文化，扩大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吸引力与亲和力，重塑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地位，中国共产党顺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文化交流的新趋势，在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积极吸纳他国先进文化，坚持文化“拿来主义”的同时，还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总体来看，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1.以文化“引进来”为主的时期（1978—1996年）

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在英、法、德、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率先诞生的，而是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家首先建立起来的。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与经典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生产力“落差”。用毛泽东的话说，国家不仅贫穷落后，而且“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而“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32]。对此，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已指出：“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33]。因此，要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要求我们在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同时，必须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成果。鉴于“文化大革命”和闭关自守政策给国内经济文化建设造成的严重破坏，中国政府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在纠正“左”的错误政治路线的基础上，在国内果断确立了经济优先发展的国家战略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邓小平郑重指出，新中国“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34]。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因此，出于改变中国经济落后，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良好愿望，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主要奉行的是“拿来主义”，基本上以文化引进来为主，实行的是文化单向交流战略，即通过引进中国经济发展急需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智力资源来解决经济发展需要的技术和人才“短缺”问题。这一时期，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文化交流全面启动阶段（1979—1989）。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中国把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智力作为对外文化开放的首要任务。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35]

（2）文化技术交流停滞阶段（1989—1995）。由于受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使中外国家之间的技术、文化交流陷入停顿状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才逐渐得到改观。

（3）文化技术交流大发展时期（1995—1996）。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发展，及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纵深推进，中国加快了对外技术引进和文化交流的步伐，国家不仅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推动技术引进和文化交流的法律法规，而且采取多种形式和措施，实现文化“拿来主义”。中国的文化引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

2.以文化“走出去”为主的发展时期（1996—）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文化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和文化软实力在国家对外战略中作用的日益突出，一些世界大国为继续保持或增强自己的世界竞争优势，纷纷拿起对外文化交流的武器，来推广本国的文化价值观，以扩大世界影响力。

面对着风起云涌的世界对外文化交流浪潮，中国政府认识到，要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就必须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向世界各国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介绍中国客观、真实的情况，增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在国际上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正确形象。因此，中国共产党适时地调整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开始逐步实施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战略转变。纵观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主要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是探索、发展阶段（1996—2004）。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新形势下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举措。面对国际上不同文化力量的相互激荡和影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文化“请进来”的同时，抓住和平发展的有利时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从而将中国在国际上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第一，对外文化传播不断发展。1998年中国国家广播电台在世界各地建立了29个记者站。它每天用38种外语、4种汉语方言和汉语普通话向全世界广播192个小时，并实现了数字化录播、卫星传送，覆盖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此外，还采用了4种语言进行了网络传播。中新社1998年每天能用7种文字向境外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外国驻华使领馆等提供新闻，海外直接用户达到1172家。而新华社则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个总分社、101个分社，形成了遍布海内外的新闻采集和编辑网络。

第二，中国文化行活动拉开帷幕。为加快中国文化走向世界，1999年，中国首次在法国巴黎举办了“感知中国”活动——“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周活动。继“中法文化周”之后，2000年8—9月，又以“走近中国”为主题的“感知中国”文化交流活动——“2000中华文化美国行”，在美国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主要城市举办。2003年10月6日，中国文化年以“古老的中国、多彩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为主题率先在法国展开。

第三，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不断发展。一是大力推动双边文化活动。仅2003年一年，中国政府主导下的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就达762起，13783人次；中国文化部与德国、印度、古巴、埃塞俄比亚等22国签署了年度文化合作执行计划，与丹麦签订了文化合作交流议定书，分别与加拿大政府、欧盟签署了文化合作联合声明。^[36]二是多边文化活动渐入正规。1997年中国加入国际法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先后从英国、美国、日本、丹麦等国追索回多批文物。2003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由亚欧会议26方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或高级官员及著名学者参加的文化与文明会议。在中方的建议下，会议以“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为主题，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以及促进和保护多样性获得统一性的方式与后续行动等问题。表示确认和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拟订的《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的国际公约》草案的一些核心内容。

（2）第二阶段是中国文化外交大发展、大活跃阶段（2004—）。在经过文化“走出去”的初步探索阶段之后，2004年始，中国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注意研究中国以往对外文化交流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在广泛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以孔子学院的世界建设为契机，开始积极主动地寻求与他国的大规模文化交流，并在文化开放中不断丰富和充实文化外交的内涵，优化文化交流的手段和方式，从而使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勃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第一，大力开展汉语的国际化推广。语言是增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相互了解、沟通的重要桥梁。中国政府为通过汉语言教育向世界推广中国的文化，一是建立孔子学院。自2004年11月，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截至2011年底，已在105个国家建立了358所孔子学院和50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达到50万人。2005年6月又在中国网(www. China.org.cn)开设了孔子学院，以英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等6个文版的形式宣传中国。二是建立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承担着在驻在国“举办文化活动、提供信息服务、开展教学培训”三大功能。1988年7月和9月，新中国首批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分别在非洲的毛里求斯和贝宁建成并对外开放。截至2011年，中国共在国外建立9个文化中心，开展各类活动超过2500次，直接参与中心活动的公众总人数近60万人次，各类注册学员总计约3万人次。

第二，进一步举办形式多样、题材丰富的文化周、文化年活动。“中国文化年(文化节)”项目是展示中国、沟通世界的标志性活动。自2003年始，中国先后在英国（2003—2004）、法国（2003—2004）、美国（2005）、印度（2006）、俄罗斯（2007—2008、2010）、意大利（2008—2009）等国成功举办了“文化年”（“文化节”）和“汉语年”活动。这些形式多样、题材丰富的文化周、文化年活动，不但丰富了彼此的文化交流内容，还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极大地促进了国家间关系的良性发展。

第三，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为展现“文化中国”的崭新面貌，中国本着“品牌制胜，文化致远”的理念，加快了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如在图书出版方面，2005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局联合发布《“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决定以资助翻译费的方式鼓励各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并向国外出版商重点推荐了国内20家出版社出版的1200余种反映中国文化和面貌的图书。这是中国政府首次资助推动中国图书的对外推广工作。2009年开始，国家又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它以资助系列产品为主，既资助翻译费，也资助出版及推广费，采取政府扶持资助、联合翻译出版、商业运作发行等方式进行。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一批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骨干文化企业开始拓展国际文化市场。如2007年4月17日，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在英国投资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伦敦分社正式成立。2006年8月，中国电视长城欧洲平台在法国开播。总之，中国通过实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向海外成功地推介了中国的优秀文化，扩大了中华文化的知名度，为以后开辟海外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积极开展对外文化合作。一是积极参与联合国发起的多边文化合作活动。自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已有43处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是举办国际文化高层论坛。2004年6月中国苏州举办了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发表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2004年10月中国又参加了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五届亚欧首脑会议上，中法两国共同提出了“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对话宣言”。同年10月还在上海召开了“国际文化政策论坛”第七届部长年会。会后发表了《上海声明》。2005年在广东佛山召开了亚洲文化部长论坛及第七届亚洲文化艺术节（2005）等。三是举办大型国际文化体育活动。2008年中国在北京成功地举行了奥运会。2010年又举办了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同年在广州还举行了亚洲运动会。这些活动向世界展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形象，架起了中外人民友谊和相互理解、沟通的桥梁，极大地增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亲和力和吸引力，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塑造出了一个更好的国际文化环境与国际政治环境。四是积极开展国际学术、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开展来华留学生培养、出国留学、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和邀请外国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来华进行学术交流、参观访问等教育文化交流活动，加大国外公众了解中国的渠道,增进他们与中国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据统计，2013年共计有来自200个国家和地区的356，499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46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育教学机构学习。

（二）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嬗变

时代主题是科学制定国内外政策的根本依据。正如列宁曾指出的：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37]。

在文化自觉中坚守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国文化开放主义一贯秉承的思想与原则。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里，中国以坚持多元文化兼容并包、共存共荣的文化和谐主义为旨归，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大力开拓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广阔空间，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但是由于时代主题的转换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战略也在发生与时俱进的变化。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无论是在交流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方面，还是交流的形式方面都发生了全新的认识和嬗变。

1.战略地位：从依附性到独立性的转变

从根本意义上讲，对外文化交流是一个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构成部分，发挥着经济、政治外交所难以发挥的作用。因此，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政府就高度重视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注重加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认为只有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文化往来，才能使中国彻底摆脱“一穷二白”的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处于一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冷战的世界环境中，一方面，奉行冷战思维的世界两霸——美国和苏联——为了争夺世界主导权，处于激烈的“零和”博弈之中。他们或直接对抗，或通过分别以自己为首领的“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的集团形式对立。美苏的对抗对世界的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由于60年代的中苏交恶，迫使中国在国家安全威胁敌人的名单上添加了除美国之外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与世界两大超级国家敌对的直接后果，就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认识，夸大了世界战争的威胁，促使新生的中国把加强军事力量、捍卫新生政权的独立和国家领土完整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内容和外交的主要任务。

战争与革命时期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是紧紧围绕政治和军事外交而展开的，军事外交处于龙头地位，牵引着国家总体外交的展开。^[38]以致无论在外交观念、战略规划上，还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外交变成了单纯的政治外交或安全外交。这一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被定位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喉舌”，对外文化交流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军事外交的战略需要而进行的。也就是说，相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而言，对外文化交流处于次要的地位。对外文化交流不仅因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而逐渐失去了文化的特性，也由于文化的外延与政治边界的重合而导致了文化沦为政治的附属品。^[39]对外文化交流扮演着政治关系的“婢女”身份。作为国家政治关系的延续，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交流无时无刻不是同中国的军事外交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外文化交流反映着军事外交关系，是中外军事外交关系的晴雨表。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外交，或是服务于联合苏联打击“美帝”的需要，或是服务于中美合作，抗击“苏修”的要求，没有独立性可言。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化软实力作为国际政治中除了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之外的“权力的另一面”而出现在国际关系较量的舞台上，“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40]。针对这一变化，中国政府紧紧围绕“文化为什么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主题，在对世界文化发展和自身文化经验审时度势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文化的力量，科学分析文化软实力的实质，逐渐形成和树立了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对外文化交流战略。

首先，科学定位文化外交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对对外关系中过于突出政治因素、忽视文化独立性的危害进行了深刻反思。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41]。鉴于此，邓小平要求把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具体到对外关系上，就是明确提出经济上实行开放的同时，文化上也要实行对外开放。认为只有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才能全方位展示中华文化的伟大魅力，促使其他国家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经济社会成就，才能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共十八大在继承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的基础上，更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将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维护中国海外合法权益”的要求和任务。这表明，中国对对外文化交流的地位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文化外交的价值和主体地位更是得到了国家空前的积极认同，对外文化交流已经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的高度。

其次，文化外交机构的设立。为充分发挥人文交流的优势，增强对外文化交流“四两拨千斤”的战略作用，确保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正常进行，中国政府还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对外文化交流的新机制。2004年外交部成立了专门负责对外文化交流事务工作的专门机构——公共外交处。2010年外交部新闻司又将“公共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2010年8月，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外，为增进中外人民理解与合作发挥平台和桥梁作用，上海、天津和广东等省市先后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这些主管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的设置，进一步凸显了对外文化交流在国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又对更好地推动国家对外文化工作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总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文化交流已逐步从原来依附于政治和军事外交的地位中走出来而发展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个支柱”^[42]。

2.外交理念：从意识形态性到超意识形态性的转变

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文化概念。它是一个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框架，具有“在可以商量的限度内决定政治活动与政治信仰可能采取的形式”^[43]。二战后，世界陷入美苏冷战的泥淖中。美苏之间的冷战虽然形式上表现为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但其实质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约翰·伯顿描述说：“在世界主要分水岭的两边，都表现出某种传教士的狂热。两种意识形态都为双方宣传的使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互相攻击信奉不同意识形态双方的意图。苏联和美国都相信，理性、意识形态、道义、历史以及法理规范都在自己一方。双方都是布道者，都同样受到理想主义的驱使。”^[44]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美国都把推翻、消灭或埋葬对方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长期置身于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国际政治生态中，因此意识形态因素这只“无形的手”也曾左右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对外关系上，毛泽东不但将文化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绝对等同起来，而且还无限拔高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他看来，文化作为观念形态，总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是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他说:“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45]“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46]因此，中国的对外交流本质上都反映着意识形态要求的好恶。表现在处理国际文化关系时，中国基本上都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尺和依据来决定是否发展同他国的文化关系的。换言之，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中国文化外交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方面，中国把“以苏为师”，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学习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和优先方向；另一方面，在大批、特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拒斥与“洪水猛兽”般的资本主义文化往来的同时，极力向世界输出“中国革命”，声援和支持世界各地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在战争与革命年代，中国文化外交长期存在着“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等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处理方式，由此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加剧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立。中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为此就要寻求共同利益，超越对立的方面。但由于中国的对外文化政策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因素，导致中国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封闭。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47]二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造成严重影响。“以苏为师”虽然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但这种无视国情，机械照抄、单向移植和生吞活剥苏联模式的弊端，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正如1977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籍科学家时所说的那样，“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48]。

历史充分证明，这种外交工作与意识形态挂钩的做法，不但授人以柄、故步自封、画地为牢，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困境中而难以自拔，也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中国只有“超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实行全方位的文化开放战略，才能在充分吸收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坚固大厦。其实，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认识到，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的时代已经过时了，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再存在，两大阵营的概念不合乎今天的世纪，因为不但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49]。所以他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从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战略高度出发，要求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而必须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同时尊重和考虑他国利益：“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50]。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国家利益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开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桎梏，积极发展对外文化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全方位的对外文化关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51]因此，中国政府放弃了过往只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片面做法，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同世界一切国家、政党发展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关系：不仅积极发展同相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文化关系，而且还勇于发展同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文化关系；中国不但发展同广大第三世界的文化往来，而且还积极开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发展同国外执政党的文化交往，还创造条件开展同非执政党的文化关系。当今中国的文化外交真正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二是积极同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文化对话。冷战后，西方国家在借助多种管道向中国进行政治文化的输入和渗透的同时，还不断拿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政治文化作幌子，向中国施压，力图使中国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演变。但在新形势下，中国并没有因为同这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同而与之相对抗，而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坚决反对它们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调整和改善同美国、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与它们展开积极的政治文化对话。以人权问题为例，截至2013年，中国与德、英、法等欧盟国家共进行了32次人权对话，与美国进行了18次人权对话。

3.交流形式：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转变

在战争与革命年代，由于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等敌视政策，加之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文化战略，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外交存在着形式单一、交流范围有限等问题。一是以对外文化宣传为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因此1949年10月新中国刚成立，就把对外文化宣传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首要工作来抓，不仅建立了大量的宣传机构，而且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这种以“斗争哲学”为原则的对外文化宣传，突出的特点是“以我为主”，以支持“世界革命”为主要目的，不仅对外宣传主体比较单一，而且内容单调，形式机械、呆板，缺乏相互间的文化互动与融通。二是文化交流对象有限。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主要是与中国持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与中国拥有共同命运和民族解放任务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而非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三是交流形式单一。发展并加强与国际多边组织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双边文化交流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但二战后由于联合国及其所属组织在一些事关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重大决定上常常为美苏两霸所把持、操弄，且常被两个超级大国用来作为对付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工具，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对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则多采取排斥、抵制的态度。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仅置身于联合国这一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之外，还长期游离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等国际性组织之外。不仅经济政治上没有来往，文化上也独善其身。因此1978年前的中国文化外交主要是以双边交流的形式展开的。无论是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流，还是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交往皆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鉴于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这一国际政治现实，中国政府以史为鉴，在广泛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文化外交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设“文化大国”的战略需要，文化开放中不断丰富和充实文化外交的内涵，创新对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方式方法，灵活运用各种手段和形式，全方位、多渠道地宣传、推介中国。中国文化外交逐步实现了过去以单一方式为主到多样化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外交主体多元化。长期以来，由于外交被狭隘地理解为一种主权国家的政府官方行为，加之认为“文化为外交服务”，“外事无小事”，因此中国的文化外交长期以来完全是由政府担当，一手操办的。二战后，“国家已经不是国际舞台上的唯一主体了”，“非政府国际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大众运动等非国家主体日益发挥着一定的政治作用，使得国家以往发挥的绝对作用大大减弱”。^[52]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注重发挥政府文化外交主导作用的同时，还积极动员和发挥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个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努力打造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官民并举、相互配合的对外文化工作新局面，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初步实现文化交流主体范围从政界到普通民众的转变。

第二，文化交流规模、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交流的途径更加广泛，交流的形式更加多样，交流的领域更加扩大，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目前，中国已同145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1000多个文化组织和机构有着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

文化交流领域除了涉及文学、艺术、图书、广播、科学、技术、教育、卫生、体育、博物馆、文化保护等方面外，还涉及政治文化交流、军事文化交流。其交流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如2003年10月，中国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给法国带去了200多个品种各异的交流项目。这对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深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