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与对外文化交流的关系

对外文化交流是一个主权国家为达到一定战略目标而采取的以文化软实力影响他国价值选择和国际行为趋向，最终采取有利于本国的态度、政策和行动的一种文化交流、沟通活动。因此，成功的对外文化交流，不仅有先进的文化作为支撑，而且还有丰富多样的交流方式、手段作保证。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和影响力因形式多样的交流手段而得以扩展、流传；交流手段也由于文化软实力的存在而得以彰显。可以说，文化软实力与对外文化交流手段互为手段和目的。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既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的国际感召力，也受制于交流的手段与形式。

（一）文化软实力与文化的互动

1﹒对外文化交流是实现文化互动的重要途径

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人们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下实践、创造的精神产物。因而，文化最初不但是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的，同时也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发挥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任何特殊性的力量都只有在他们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也就是说，维持与发展自身特殊性的“真正的力量”绝不是特殊性自身的“自言自语”和“话语独白”，也不可能是多个特殊性力量的简单相加，而只能是许多特殊性力量之间的相互交换、相互占有与相互利用。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这些分属不同地域的文化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是以孤立的形态按各自的方式发展着的。在传统社会，由于交往工具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各民族、各部落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单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彼此隔离、自我封闭的“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中。作为一个民族共有家园的文化只能借助手势、语言表达等传播中介在民族内部不同成员之间进行传承，而很少为他人、他民族感知和了解，所以也就谈不上彼此间的文化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但将过去封闭、孤立状态下的地域文化解放出来，将其拉到世界文化非线性的发展轨道上来，而且还实现了各具个性和特色的不同文化的激荡和交融。

在这个由多元文化构成的世界文化共同体中，文化交流、传播成为不同文化实现互动的桥梁和纽带。如果说，经济全球化之前，文化仅限于同一民族、国家内部纵向交流、传播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之后，则实现了不同文化间的横向互动。

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传播技术产生之前，不同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主要是借助于经济往来和人口流动实现的。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由于航运和铁路业的发展缩短了贸易周期并降低了运输风险和成本，因此安全可靠、价格低廉的交通条件带来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往。特别是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不仅导致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整体性变革，而且为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提供了新的手段和途径。经济交往的普遍性和高新技术的空前发展日益推动着文化的普遍性。一方面使人类突破了血缘、地缘等狭隘的范围的局限，相互之间建立了广泛而全面的文化联系。另一方面普遍交往的加强使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如果说，人类早期的文化交流由于受到交往工具的严重制约而呈现出偶然的、零散的、自发的和无序性的话，那么到了近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交流载体和手段的丰富、完善，人类不同文化的交流则呈现出常态化、刻意性和自觉性、有序性的发展态势。简言之，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那些局限于地域内的特殊性文化成为人类共同的实践财富，从而文化交往成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力量。可以说，文化间的交流是实现文化互动、发挥文化影响力的基础。文化交往越频繁越深入，文化间的影响也就越大。交往使主体的文化力量成为现实的力量。如果没有文化交往，任何特殊性文化都不可能成为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亮点，而只能具有地方性和局部的意义，有些甚至被遗忘，从而一切发明创造都必须在不同的地方从头开始，这无疑将大大延缓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因此，文化只有在交往中实现共享，才能生存和发展。马克思认为，共享人类实践活动的成果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这意味着文化交往只有打破自我积累与自我演化的时空界限，摧毁一切封闭的樊篱，走向愈益开放的状态，才能最终促成特殊性文化的世界意义的形成。

2.技术传播手段制约着文化软实力作用的范围

交往是人类文化得以产生、传承和延续以及获得新的生命力的前提和决定性条件。离开了交往，文化将走向孤立直至消融、灭亡。文化软实力亦是这样。正如我国著名学者王沪宁所说，软权力的“力量”来自其扩散性，只有当一种文化得到广泛扩散后，软实力才会产生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和世界影响力。“如果文化资源仅限于本国、本民族或是本地区，则不论她多么古老、多么辉煌，其社会价值也是不可能充分体现出来的。”^[2]汉斯·摩根索也明确指出：“如果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对它的人民的知识信念和道德价值观念有吸引力，而其对手却没有成功地选定具有这种吸引力的目标，或者没能成功使其选择的目标显得具有这种吸引力，那么，这个政府便会对其他对手取得一种无法估量的优势，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武器，它可以提高国民士气，并随之增强国家的实力，且正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会瓦解对手的士气。”^[3]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首先取决于其传播能力，谁的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如果说能够吸引世界目光、引起关注的文化内容是交流传播的“腿”的话，那么文化传播管道就是交流传播的“路”。在文化内容确定的情况下，渠道就成了传播效果的决定因素。

人类学家萨皮尔说过：“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则明晰或则含糊地涉及传播。”^[4]文化传播的目的主要是让更多的人接受文化、享受文化，使人们在“和风细雨”中自觉自愿地接受或放弃某一价值观，而认同另一种文化价值观，进而改变人们的行为。而文化要通过传播、交流发挥其对其他文化的影响力、同化力，就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技术手段和传播工具。传播、交流手段的创新关系到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关系到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这是由于在对外文化交流、传播的过程中，技术手段和传播工具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是架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一般来说，媒介就是一种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中介性的公共机构。具体说，媒介就是拓展传播渠道、扩大传播范围或提高传播速度的一项科技发展”^[5]。正是由于有了传播工具，文化交流的产品和服务才得以面对市场，面对消费者。如果没有传播工具和路径，对外输出的文化产品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就无法实现。

因此，传播手段与传播方式的改变会极大地影响到文化传播的效果与传播的范围，影响到文化受众的心理结构、文化价值和行为取向，甚至由此引发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这就意味着物质技术手段和传播载体的强大与否，对文化软实力的扩散力、辐射力和影响力是不同的。物质传播技术实力强大的国家可以凭借其在技术传播领域的领先优势，快速、迅捷地将烙有自身价值观印记的文化推向世界，为世界更多的人提供更多自由选择的文化空间，并使文化选择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生变化。相反，一个国家即使拥有先进的文化软实力，但如果缺乏有效的文化传输工具和手段，传播技术落后、传播手段单一，也会无法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充分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魅力，从而难以发挥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的作用。时至今日，在世界的文化版图上，美国的大众文化和政治文化之所以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驰骋天下，显示其文化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就与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和无可比肩的传播技术的优势是分不开的。耶鲁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专家克莱思曾就此问题说，只有好莱坞拍得起几千万、上亿美元的大片，只有好莱坞有实力建立全球推销网。好莱坞得到华盛顿大力推动，有美国政府帮他们打开市场。你很难与好莱坞、可口可乐、迪斯尼这样的美国品牌竞争，因为那不是一部电影、一种饮料、一家游乐园，而是一个强大的商业文化体系，在它背后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美国是一个大众传媒的超级大国，美国传媒在世界上推介美国的形象、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影响全球的舆论环境、政治格局、文化生态。美国传媒的全球影响力反映了美国社会在推介美国形象和施展同化性权力方面的作为。”^[6]而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也想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魅力特色，但由于国家实力所限和文化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落后，渠道狭窄，不仅无法展示自己的文化形象，反而常常沦为中心文化的受众和世界文化竞争的边缘者，甚至处于世界文化的依附性发展状态之中。

总之，一个国家所具有的信息传播、交流能力和技术水平决定着其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深度与广度。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与政治理念只有通过不断的对外文化交流才能得以推广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和作用。对外文化交流的手段决定着文化软实力影响的范围及作用的大小，决定着“以文化人”实现的程度。文化软实力越是对外传播，其“软实力”的作用就会越大，就越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他国理解其外交政策和国内问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文化传播能力也就没有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扩散与文化传播载体的变革密不可分。特别是广播、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不仅使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给全世界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互通有无、资源共享的平台和环境，同时，也消解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屏障和壁垒，使文化交流不断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平面走向立体，由一元走向多元，由现实走向虚拟，真正实现了文化信息资源的全球流通、开放、利用和共享。正如汤普森所言，文化传播的当代技术革新对权力关系、交往方式、资源分配都产生了深层的规定。^[7]

（二）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的先进性

对外文化交流是参与国际文化竞争的重要手段，但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实效如何，从根本意义上讲取决于文化的内容。易言之，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决定对外文化交流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对外文化交流的艺术技巧再高明，形式再灵活，方法再多样，但如果没有强大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作支撑，那么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作用力、影响力也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甚至是昙花一现的，根本没有长远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不同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较量和比拼，尽管表现为文化内容和外交手段之争，但归根结底取决于文化软实力内容的争夺。文化的内容先进与否最终影响着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程度，左右着世界文化发展格局的走向。

任何文化都是特定时空的精神产物，因此，文化的先进与否，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不同维度加以考量。从空间上讲，先进的文化必然具有广博的世界地缘辐射力和强大的影响力；从时间上看，先进的文化一定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文化的时空性既是文化影响力的表征，也是判断文化先进性的指标。先进文化与文化的时空性要求是有机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只有充分反映时代的要求，才是先进的，也才能具有真正的空间影响力。

也就是说，文化软实力产生于文化的先进性。只有先进的文化才能生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而软实力是一种关系性实力。^[8]它是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是在文化不断的博弈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比较优势，一种自信力、吸引力、号召力和亲和力。而当今世界是一个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地域形成的文化有其迥异的文化性质和文化形式。从发生学意义上看，文化的差异性根源于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总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漫长的生存和繁衍的过程中，人类不同的生存环境必然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从而造成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地域的人们思维、道德、情感等方面的差异，最终孕育出风貌各异、风格独特的文化。文化不仅把以文化为疆界的不同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同时也造就了不同于他民族和他国家的包括人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情感在内的为其所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就是文化的隔离机制。所谓文化隔离机制是指那些促使民族文化成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系统性和稳定性的内在机制，同时又是不同文化类型在人与自然矛盾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成的各种特点的具体表现。隔离机制主要包括自然隔离、社会隔离和心理隔离三方面。自然隔离是指地理环境、气候变化、人种类别上的差异；社会隔离是指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管理模式、军事实力等社会运作的各种要素；心理隔离则是心理原型、宗教信仰、伦理道德、集体意识等观念形态的综合作用。^[9]这些文化隔离，既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认同的基础，又是文化软实力产生作用必须跨越的障碍。由于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把世界上不同文化置于一个全面敞开、相互交流的文化“域”中，每一种文化都面对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世界图景，所以在整个世界文化交流与对话之中的文化，要在不同文化共同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占得先机，就必须牢牢掌握文化的先进性。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说到底就是该国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和亲和力。马克思曾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0]“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1]

这是因为，文化交流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任何外来的文化在发挥其软实力作用时，必然要接受该民族、该国家独具特色的不同于他文化的审美心理结构的检验和过滤，并按照与本国家审美结构的契合程度作出不同的文化取舍。这就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审美标准的契合程度直接影响、左右着某一文化为他国人民所认同的限度。也就是说，文化软实力取决于民众对该文化内在思想理论的认可和接受。只有理性权威、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文化，才能超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心理而拥有让人自觉听从和信仰的感召力，才能够在世界不同文化的较量中形成和拥有巨大的“软实力”和“文化核心竞争力”，才能占领全球文化空间的战略高地。

可见，文化的先进性及其表现出来的说服力是掌握群众、实现软实力的前提和基础，一种文化如果没有说服力，就不能从根本上掌握人民，这种文化最终必然会沦为空谈或说教而在残酷的文化大浪中被无情地淘汰出局。

换言之，只有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彼此竞争的国际文化格局中获得他者“价值认同”的文化，才能产生文化软实力。约瑟夫·奈指出，单靠传统的经济制裁、军事打击等强制性手段就会“用导弹打自己的投资”，相比之下，依靠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软权力”，尤其是利用其中的文化传播之类的无形力量，利用大量制造的文化产品和现代传播工具，从观念上、感情上、心理上去影响别国人民，则是另一种代价小而收获明显的软力量资源。这种无形的力量没有导弹驱逐舰护卫下的货轮那样气势汹汹，但是它却能够散布在全球的广阔空间，影响千百万人的思想感情，从而最终改变导弹和货轮的归属。^[12]

综上所述，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文化交流的成与败，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而非这个国家历史的长短和文化资源的丰俭，也不取决于这个国家国土面积的大小。诚如有学者所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资源实力(包括软实力)的意义在于国际关系，其价值是在国家间的互动中通过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资源实力的价值不在于自我持有，而在于对外作用。可见，评估一国实力不仅要看资源数量，还要看其质量，看它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对其他国家施加了影响。”^[13]没有高质量、高品质的、令人向往的文化内容，对外文化交流就失去了强有力的战略依托和恒久的生命力。

总之，在文化软实力与对外文化交流的关系中，交流、传播虽然是实现不同文化交融的重要手段，是文化软实力由潜在因素转化为现实能力的重要通道，但文化的内容不仅决定着对外文化交流的范围、力度，还决定着对外文化交流的生命力、持久力，是国际文化竞争的根本力量所在。文化有深度，对外文化交流才有力度。文化先进，对外文化交流才有广度。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其说决定于哪个国家的外交手段更丰富、方法更灵活、途径更多样，倒不如说取决于哪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更先进、更适应于当今时代发展的需要。凡是先进的文化，必然具有强大的文化渗透力和吸引力、感召力。正如约瑟夫·奈所说：“在传统的力量政治世界中，典型的问题是谁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能赢。在信息世界中，政治‘可能最终依赖于谁的故事能赢’。”^[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