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是在开放的全球主义的文化生态中进行的。世界文化生态环境不但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生存，还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的文化行为。因此，要建立一个不同文化共存共荣的国际文化交流环境，营造一个较为公平、民主的世界文化生态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来斯特·皮尔逊就发出警告：“(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狭小世界，就会出现误解、紧张和灾难。”[72]
（一）美国的文化霸权秩序威胁世界的和平发展
国际文化秩序是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文化公司等国际行为主体基于文化国力，按照一定的利益原则，经过交流、合作、互动所形成的力量格局和交往机制。国际机制作为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s)，具有“制约和调节国际社会角色行为”，“一方面鼓励国际行为者的履约行为，另一方面通过禁止确定的行动来约束国家的行为”。[73]
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等诸多非物质因素，在扩大共识和形成国际准则方面日益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只要把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嵌入”到国际机制中去，实际上也就掌控了国际文化关系秩序和格局的主导权。
由于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在现有的国际关系格局中，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垄断了国际关系秩序的主导权。由于国际机制是国际文化关系秩序的基础，因此为实现单极霸权的图谋，美国一贯重视在国际上制定有形和无形的行为规则和制度，力图主导、操纵现有国际组织，按照美国的利益建立、控制、修改国际机制。可以说，美国在国际机制的建立、诠释和修改方面拥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权力，成为影响国际机制作用发挥的最大因素。“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这样地制造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新的国际秩序不仅在国外重复了美国体系本身的许多特点，而且使这些特点固定了下来。”[74]
美国文化霸权秩序的存在一是严重威胁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促进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人们所创造并寄居其间的文化传统不仅有着各自的内在丰富多样性，而且相互间各具千秋、难以归一。但多样差异和多元互竞本身并不是人类文明的灾难和悲剧，相反，正是因为这些差异多样和多元互竞，构成了人类文明的真正源泉和动力，创造出了人类的伟大文化和伟大人类。”[75]文化多样性的减少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文化生态百花园的失衡。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能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76]因此，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保持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与文化特性，就如保护濒临绝灭的稀有种属一样，是为了人类全体文化的永续存在而保存”[77]。而秉持单边主义的美国则企图通过控制国际机制的手段和方法，用西方普遍主义的文化模式来改造所有非西方国家特殊主义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最终实现世界的“美国化”。这不仅无助于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反而会湮灭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
二是不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和谐世界一个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在当代，各种文化只有互相宽容而非彼此排斥，才不会发生对抗与冲突。现行的各种国际机制主要是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的，主要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和意志，而没有充分反映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机制决策的权利和诉求。因此，在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文化国际制度、秩序呈现出极大的不公正性、不合理性。它不仅严重威胁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文化主权和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同时还诱发剧烈的国际动荡和冲突。“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美国凭借优势地位推行的文化战略，加深文化全球化在不同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强势扩张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独立发展的矛盾，导致以美国消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流行文化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矛盾”[78]。
（二）塑造新型国际文化秩序的战略选择
国际文化关系中的交流与合作是国际文化秩序的重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公平、公正的国际关系秩序的环境作保障。当前，要建立一个有利于不同文化共生的“和而不同”的国际文化新秩序，中国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积极参与国际文化机制规范的建构
一定的制度以一定的文化为背景。由于国际机制创建的本身是在一定的文化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因此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和主导国际机制的创建，既是一国国际地位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反映该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国际关系的能力。这是因为国际文化规范是国际文化秩序的基础。国际机制通过建立国际行为准则，规范和制约国家的国际行为。“如果一个国家能塑造国际规则并使之与本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一致，其行为在别国的眼中就更具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借助机构和规则来鼓励别的国家按照它所喜欢的方式来行事或者自制，那么它就用不着太多昂贵的胡萝卜和大棒。”[79]在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国际社会已由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竞争转向国际机制的争夺。掌握国际机制的制定权、参与权与解释权，就能左右国际关系秩序的发展方向。
中国是合理、公平、公正的国际关系秩序的提出者和坚定的维护者、捍卫者。作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要承担起推动构建国际文化新秩序的重要责任，就必须积极参与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与创新。这既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和平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需要。这是因为，“真正的世界大国，不论历史上或现实中，都很在意自己在国际上各种机制的参与性”[80]。因此，要赢得中国的国家话语权就必然有文化输出和文化规则的输出。中国只有转换自己以往的角色，由国际体系的反对者与旁观者变成积极的参与者和改造者，在进一步学会更好地利用国际文化规则，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更多地参与国际文化规范、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国际机制的合理化建议，才能将自己维护世界文化共同发展繁荣的文化诉求嵌入到国际机制中去，并转化为他国自觉的文化行为，从而阻止不利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实现的国际游戏规则的生成，完全、彻底地改变中国是国际文化机制和文化秩序的长期的主要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的角色，并在文化制度层面上主动实现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为此，第一，要坚决维护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日益增长的文化利益，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大繁荣，同时要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魅力，增强其在世界上的公信力、说服力和感召力。第二，提升自己在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改变目前国际议题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和设置，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状态的不利地位，进而改善不平等的国际文化旧秩序，促使全球文化秩序朝着平等、民主、繁荣与和谐的方向转化。
2．加强同法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文化合作
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即使同自己持同一文化价值的西方国家也难以幸免。针对美国文化的大肆扩张和泛滥对本国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造成的挑战，这些国家奋起斗争。前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格指出：“美国娱乐业是金融上、文化上的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不再或者很少攫取别的领土，但却攫取别人的意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81]法国为抵制和限制美国文化娱乐产品在法国的销售、传播，保护法国文化和文化产业，规定法国的电视和广播节目至少有40%的时间要使用法语，并明确规定法产商品的商标必须使用法文，同时法国还针对美国自由文化贸易的主张，先是在1994年的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提出了“文化例外”的主张，并被欧盟所采纳；后又提出了文化多样性的主张。与美国一墙之隔的加拿大则针对美国文化的入侵，首次提出了“文化主权论”，并为此制订了文化限制措施。不但如此，加拿大政府智囊团还提出：“通过鼓励讨论文化与贸易的关系，与那些同样关心文化主权的国家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盟；为保护文化多样性，要劝说其他国家把文化产品与其他商品和服务区别开来。”[82]此外，芬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相继提出“全球文化地方化”的口号。中国虽然与欧盟、法国、加拿大等国在意识形态等文化价值观方面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某种情况下，欧盟、加拿大与美国甚至会结成同盟，共同对中国施压，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共同之处，中国与欧盟、法国和加拿大的共同命运决定了双方在文化领域的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当前，中国应充分利用它们与美国的矛盾，在积极开展双边、多边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积极开展国际方面的有限合作，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3．依托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话语权
同中国一样，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长期处于文化被动接受者的地位和处境中。正如有学者所说：“国际文化秩序主要由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他们把握国际文化市场规则的制定权，维护对其有利的国际文化分工体系，削弱发展中国家发展文化产业和开拓文化市场的能力。”[83]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传播技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输出，不仅大肆侵占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领土和市场，而且还利用其抢占的国际机制“制高点”，居高临下，根据自己国家利益的需求和意愿，为发展中国家“量身定做”文化标准和制度，并将其安排强加给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权益受到严重侵害，长期处于国际话语的边缘地位。“美国文化的强势传播边缘了其他国家的文化，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文化依赖，制约了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的发展，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殖民。”[84]
面对国际文化领域的强权政治，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意识日趋觉醒。在国内加强了文化发展意识和保护意识；国际上，为捍卫本国文化的安全和复兴，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改往昔单打独斗的做法，纷纷走联合自强之路。从20世纪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就把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视为同等重要的问题，要求改变国际信息流通不平等、不均衡和不对称的现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广播、电视、新闻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建立了许多有影响的跨区域性合作组织，如“非洲国家广播电视组织”、“加勒比广播联盟”和“阿拉伯卫星组织”等。这些组织的建立，显著提高了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为广大发展组国家传播自己的声音，赢得国际话语权争得了战略主动，创造了条件。
紧紧依靠第三世界国家是中国国家对外战略的基本点，也是中国地缘文化战略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主要以经济援助和政治合作为基础，以反帝、反殖，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目标。与双边和多边蓬勃发展的经济、政治合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与它们的双边和多边文化领域的交往则相对较少。在新的历史新时期，文化软实力作用的凸显和文化霸权主义横行于世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双边合作的内容，把“加强彼此的文化交往作为发展双边关系的‘润滑剂’”[85]。中国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和这些国际性组织的多边文化交流和合作，在大力推进汉语教学，不断推广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把双边文化交流为主，逐步扩大、提升到多边层次，并使之常态化、机制化。另一方面，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努力争取国际文化交流、传播领域的话语权，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期盼和人心所向。各国文化实力对比的结果就形成了世界文化关系格局和秩序。目前，要凭中国一己之力是很难与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相对抗的。因此，中国要在共存共荣的“和而不同”的原则指导下，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合作，尤其是在国际文化机制制定过程中的沟通、协商，以集体的力量应对霸权政治，这样，既可以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增强在国际社会的文化话语权，更好地维护自己正当的文化权益，又能够通过联合发展中国家的反文化强权力量，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力量平衡和稳定，从而逐步改变世界文化版图上“北强南弱”的文化不均衡秩序，最终达到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
综上所述，良好、有序、和谐的国际文化交流秩序，是建立在民主、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只有联合和动员一切主持正义，爱好和平、民主的国家，才能谋求建立新型的国际文化新秩序，从而为中国乃至世界不同文化的共生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文化生态环境。
【注释】
[1]张帆、王红梅：《文化的力量:德国歌德学院的历史和启示》，《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第11期。
[2]Richard J.Payne.The Clash with Distant Cultures:Values,Interests,and For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P.78﹒
[3]王岳川、胡淼森：《文化战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3页。
[4]〔美〕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刘江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5]苏旭：《法国促进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努力》，见郑秉文、马胜利主编：《走近法兰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0页。
[6]British Council，“annualreport2010/11”，http://www.britishcouncil.org/new/PageFiles/13001/2010 -11%20Annual Report2.pdf,p.7,2011-12-14。
[7]《英国财政大臣布朗到中国推销英语教育》，《新闻晨报》，http://news.sina.com.cn/a/2005-02-23/01535172520sshtml,2011-12-23。
[8]〔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9]杨明辉：《美国文化产业与对外文化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5期。
[10]唐晋主编：《论剑：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式软实力》(壹)，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11]《各国文化产业化探析》，中国经济网，http://www.ce.xwzxshgjgdxw201111/07/t20111107_228 820238.shtml.
[12]沈壮海主编：《软文化真实力》，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13]〔英〕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页。
[14]〔英〕M.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15]周凯：《美国价值观传播的文化介质解析》，《当代传播》2011年第4期。
[16]吴咏梅：《“哆啦A梦”让世界亲近日本》，《世界知识》2008年第16期。
[17]〔法〕多洛：《国际文化关系》，孙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页。
[18]〔加〕马修·弗雷泽：《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19]转引自蒋蓓、伍慧萍：《德国对华公共外交:以“德中同行”活动为例》，《欧洲研究》2011年第4期。
[20]《孔子学院：向世界的一声问候》，《光明日报》2012年1月5日。
[21]任杰：《第四届孔子学院大会开幕非母语汉语学习者超4千万》，﹝EB/OL﹞,http:Mgb.cr.i cn/ 27824/2009/12/11/3365s2702185.htm.
[22]赵金铭：《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推广（代序）》。见赵金铭总主编的对外汉语教学专题研究书系（22种），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页。
[23]许琳：《汉语较快走向世界是件大好事》，《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增刊）。
[24]林华东：《制约语言传播的几个因素——论汉语的国际推广》，《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5]董璐：《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不同理念下的跨文化传播》，《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26]〔美〕E Werner J.Severn,James W.Tankard,Jr.Communication Theories:Origins,Methods and Uses inthe Mass Media.USA:Addison Wesley Longman,Inc.2000(5th edition).P.111.
[27]〔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28]〔美〕梅尔文·L.德弗勒、埃弗雷特·E.丹尼斯：《大众传播通论》，严建军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29]金立鑫：《试论汉语国际推广的国家战略和学科战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30]〔美〕EJuliaT.Wood.CommunicationinOurLives.USA：WadsworthPublishing，2008（5thedition）.p.19.
[31]王炳南：《寄希望于人民——民间外交工作的体会》，《世界知识》1980年第19期。
[32]转引自陈清华：《关于海外受众接受心理的外宣策略》，《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33]Joserph S.Nye Jr..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Op-Ed.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December 29，2005.
[34]江玮:《公共外交协调机构酝酿起步》，（2011-03-10）21世纪网，http://www.21cbh.com/HTML /2011-3-11/zOMDAwMDIyNTgzOQ.html.
[35]葛军：《法国人在重新认识中国——吴建民谈怎样介绍中国》，《世界知识》2004年第4期。
[36]〔新〕陆宜逸：《中国软实力的盲点》，《海峽时报》2007年7月9日。
[37]张胜军：《新世纪中国民间外交研究:问题、理论和意义》，《国际观察》2008年第5期。
[38]高飞：《加强软实力建设——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当代世界》2012年第4期。
[39]参见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
[40]檀有志：《网络外交：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件新式武器》，《国际论坛》2010年第1期。
[41]〔美〕约瑟夫·奈：《谁与争锋：变化中的美国力量本质》，吴晓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42]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5～407页。
[43]〔加〕马修·弗雷泽：《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44]郭熙：《华语研究录》，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5页。
[45]刘敬师：《浅谈日本侨团的几个特点》，《侨务工作研究》2012年第41期。
[46]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47]曹云华：《论中国－东盟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和平与发展》2009年第1期。
[48]王永章：《实现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人民日报》2007年11月29日。
[49]杨立新：《论文化精品的生产和发展》，《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50]孙家正：《提高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求是》2006年第1期。
[51]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页。
[52]《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http:/www.gov.cn/zwgk/2010-10/18/content_1724848.htm.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54]殷庆威：《对生产力发展阶段和历史类型的文化阐释》，《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4期。
[5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news1sina1com1cn/c/2004-10-121。
[56]华英：《人才国际化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57]陈艳：《试论高等学校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经济师》2006年第5期。
[58]唐任伍、赵莉：《文化产业——21世纪的潜能产业》，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
[59]〔意〕阿·莫拉维亚：《关于长篇小说的评论.小说的艺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60]安·德·戈德马尔：《小说是让人发现事物的模糊性——昆德拉访谈录(1984年2月).小说的艺术》，张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6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71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97页。
[63]〔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
[64]〔美〕D.诺斯等：《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65]〔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页。
[66]〔美〕麦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67]齐勇锋：《文化体制改革难点探析》，《中国经贸导刊》2007年第5期。
[68]〔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69]郭可：《我国英语广电媒体发展趋势及战略思考》，《对外传播》2004年第5期。
[70]蔡武：《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
[71]胡锦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7/23/c_12367399.htm.2010年7月23日。
[72]Lester Pearson：Democracy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p83-84.
[73]KeohaneR,NyeJ.PowerandInterdependenceRevisited.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Autumn，1987.
[74]〔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75]万俊人：《“致中和”：文化对话与文化互镜》，《跨文化对话》（第一辑），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121页。
[76]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5-09-16（1）。
[77]费孝通、李亦园：《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6期。
[78]韩源：《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形势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4期。
[79]〔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盖玉云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80]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
[81]〔加〕马修·弗雷泽：《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82]张玉国：《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83]石逢健、钮维敢：《文化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安全国际空间的拓展》，《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
[84]陈阳：《全球传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85]刘乃亚：《互利共赢：中非关系的本质属性》，《西亚非洲》2006年第8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