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的转型引起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持续、密集的关注，研究热情至今不衰，产生了不少成果。
从中国学者的成果看，文献众多，可谓汗牛充栋。博士论文类，有朴瑞玲的《论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1998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外交史、教材、论文集类，有代表性的如韩念龙主编的《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田曾佩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石志夫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0—1989、1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宫力主编的《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刘山、薛君度主编的《中国外交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李宝俊的《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曲星的《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杨奎松主编的《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逸舟主编的《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等。论文类，有代表性的如高放的《中国国际战略的演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9期）、李慎之的《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章百家的《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秦亚青的《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时殷弘的《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朱立群的《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的变化》（《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等。
在国外学者的著作中，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变化进行研究的代表作有瑞典学者哈里什·卡普尔的《觉醒中的巨人》等。该书认为，中国外交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事方式上的变化，二是实质性的变化。美国学者哈里·哈丁主编的《80年代的中国对外关系》，从历史、国内政治、国际经济、亚洲地区、全球战略平衡、国家角色等八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中国外交的变化。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的《结束孤立：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对外政策》从战略地缘政治和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相关的社会方面这两个层面，来分析毛泽东之后中国外交的延续和变化。对冷战后中国外交转型进行研究的代表作有美国学者金骏远的《中国大战略与国际安全》等，他认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形成了指导中国国际行为的实际大战略。中国大战略的目标是：在美国居于支配地位的单极国际体系的限制下，力图使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该战略意在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现代化继续创造条件，以减少风险，即避免其他国家视中国能力不断增长为不受欢迎的、危险的威胁，或先发制人地对这一现象加以预防。埃文·梅代罗斯和泰勒·伊拉维尔在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中国新外交》一文认为，诸多证据表明，冷战后的中国外交发生了许多可喜的新变化。首先，中国的外交行为已摆脱了受害者心态。其次，中国外交的参与性更强了。
概括起来，现有文献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解释有以下六种模式：
一是国际格局变化模式。这种解释模式认为，世界格局是影响中国外交战略制定和调整的主要因素。比如，宫力等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调整对美战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因为当时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由于在侵越战争中失利进行战略收缩，而当时处在军事实力增强阶段的苏联则急剧地开始了它的全球扩张。在这种国际局势下，中国领导人从反对霸权主义和捍卫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调整外交政策，实行了“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10]这一模式的解释有两个不足：一是没有考虑到国内因素；二是没有解释中国领导人是如何认识、把握国际格局变化，并据此作出调整外交战略决定。
二是国内政治变化模式。这种解释模式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是由国内政策变化推动的。例如，牛军认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国内政治，是国家发展战略转变的结果。[11]章百家认为，以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对外关系全面发展。这个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引人注目的调整出现在1982年，但事实上调整从1978年开始，直至1985年才基本结束。与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那次调整形成对照，这次外交政策的调整主要是由国内因素促成的。80年代初外交政策调整的推动力，不仅来自政治和经济变革进程的实际需要，也来自对以往历史经验的不断反思。[12]这一模式的解释有两个不足：一是没有考虑到国际因素，如果没有国际因素的作用，只靠内部因素的变化，不足以推动中国外交的调整；二是没有进一步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发展战略的变化。
三是国内、国际变化综合模式。这种解释模式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战略格局变化这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例如，贾庆国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具有十分深刻的国际和国内的背景，包括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衔接、中国的崛起、中国政府对世界事务的看法。[13]简三强的《作为适应性行为的外交政策调整：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82—1989）》运用詹姆士·罗西瑙（James N.Rosenau）提出的适应（Adaptation）理论来解释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军事/战略政策、对外经济关系、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国家统一政策的变化。他认为，是国际、国内压力导致了中国80年代外交政策上的变化。国内压力包括国内形势的复杂性、改革派上台，国际压力包括中美关系中的困难、与莫斯科关系的新发展、反苏霸权政策的局限性。[14]赵全胜的《理解中国外交政策：微宏观相结合的方法》认为，是宏观、微观结构的变化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外交的调整。宏观结构的变化包括从革命到现代化、从垂直权威主义到水平权威主义、从僵硬到灵活，微观过程的变化包括对国内、国际环境的判断、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外交决策的参与角色、机制和偏好等。[15]这一解释模式比国际格局变化和国内政治变化模式的解释更为全面，但不足也是明显的：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基本国情、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在当时并无根本性的变化。
四是最高领导人更替模式。这一模式认为，中国外交战略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例如，瑞典学者哈里什·卡普尔认为：“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中，最富魅力的领袖的去世，总是带来对外政策的重大变化。”[16]这一模式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不能解释，华国锋继任后，并没有大幅度地调整中国的内外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最初他依然坚持毛泽东在世时制定的“一条线”战略。邓小平去世后，第三代中国领导人基本继承了他的外交战略。
五是国家身份变化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和行为是基于国家身份，不同身份的国家会有着不同的观念和因之产生的政策；在同一个国家，如果其身份发生了具有意义的变化，它对国际社会的观念和政策也会因之而产生变化。例如，秦亚青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家身份的重大调整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是国家经济利益，其次是中国开始全方位地参与国际社会内的活动，再次是对国际社会的参与加大了中国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制度的认同程度。从这三个层面看，中国从一个国际社会之外的政治革命性大国转变为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经济发展中国家。这种国家身份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对国际社会、战争、冲突等一系列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认知，也是中国外交战略新思维的基点和依托。[17]这一模式视角比较新颖、独特，但也有不足之处，就是作者没有进一步回答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的国家身份发生了变化。
六是世界观转变模式。这种模式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发生的持续变化，首先开始于中国人世界观的转变，特别是中国领导人世界观的转变。例如，朱立群认为，观念的转变改变了中国的国内国外议程，推动了中国对自身利益和身份的重新认知。其中，中国政府的领导能力是重要干预变量，它使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始终坚持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展开。观念、利益、身份和国内政治的交叉互动推动了中国外交的新发展，是中国外交变化的内在驱动力。因此，“观念转变”“领导能力”与“中国外交变化”构成了现阶段中国外交变化动力的解释模式。[18]这一模式克服了国家身份解释模式的不足，分析深入了一步，但也有不足之处。该模式认为，中国国内变化的起始原因是中国领导人世界观的转变，却没有详细回答什么是世界观，中国领导人世界观的转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世界观转变的动因是什么。世界观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太模糊，不够具体、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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