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前，中国领导人观察、思考和处理国际问题有两个角度：一方面，仍然坚信并运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理论来理解国际关系的本质和规律及发展趋势，追求世界革命；另一方面，作为灵活的具有现实精神的共产党人，又采用均势论和国家利益的观点来观察国际形势，制定、调整外交战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既是理想主义者、革命者，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希望通过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也是现实主义者、爱国者，他们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的生存和安全。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评价的那样，中国领导人，
既是中国人，也是共产党人。或者说，尽管他们是共产党人，但他们还是中国人。这些人既狂热，又注重实效。他们是意志坚定的思想家，对世界如何发展、或应该如何发展的看法同我们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又是坚毅的现实主义者，面对苏联的威胁、日本的复兴以及台湾独立的可能性，他们认为需要我们的合作。中国领导人非常严肃认真，不会为任何机会或便利而动摇自己的信仰。他们原则性很强，不过在这个框架内，他们愿意注重实际。这反映了他们的历史感和发展的紧迫性之间的一种平衡关系。一方面，50余年来，他们一直在克服内外部的艰难险阻。他们从长远角度看问题，认为历史站在自己这边。另一方面，这些领导人都已年过70，无疑想在谢幕之前达成某些目标。他们整日冥思苦想的，不外是保卫国家和政治体制的长治久安，代代承传。[1]
澳大利亚学者彼得·范乃思（Petter Van Ness）的研究表明，中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有着很大的差异，尽管中国声称支持一切反帝反修的革命运动，但在实践上却有极大的选择性，选择支持的标准是极为务实的。他选取18个国家作为检验中国政策倾向的案例，发现中国对于革命目标的选择不是按照纯理论，而是按照爆发革命的国家的政府对于中国的友好或敌视的态度。那些与中国有外交关系、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中国恢复席位、与中国的贸易额超过7500万美元以上而又与美无防务条约关系的国家的革命运动，几乎得不到中国的支持。而与这些条件相反的国家则最有可能成为中国支持的革命目标。此外，还有地缘因素，亚洲邻国对中国来说非敌即友，如与中国敌对，其国内的革命运动必会成为中国反美外交的手段。[2]所以虽然“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在宣示上言辞激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但在实践中、行动上还是基本上谨慎、务实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日益加剧，而美国在内外交困下有了调整对外政策、打开对外关系的意图。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抓住美国愿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时机，调整对美政策，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使得中国不但顶住了苏联的巨大军事压力，保障了国家安全，而且使中国外交在70年代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开了与西欧、日本、大洋洲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之门，为7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所以中共中央积极评价了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决策，认为“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3]。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4]
总之，在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时期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原因，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中国应如何处理同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在实践和理论方面只是部分地得到解决。中国同现存世界打交道的过程表明，在实现独立自主之后，中国还需要学习以积累经验，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现自己在现存世界中的真实利益之所在，才能完成自己的政策转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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