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决策层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中外关系的新发展，进行了外交战略大调整，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战略。那么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战略是否发生了转型？它是如何进行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一、中国外交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是官方和大部分学者的共识。1988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会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写道，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党在对外关系的政策方针方面也进行了必要的和重要的调整，党和国家在这方面的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如同在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样，其总设计师是邓小平。[7]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认为，根据新时期国内任务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新发展，自1982年前后，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逐步进行了调整和充实，更好地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8]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认为，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邓小平同志及时地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任务的需要，对中国外交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发展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面开创了新的外交局面，把中国外交推上一个新的历史时期。[9]高放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78年，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第二阶段是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两个阶段的国际战略既有内在联系，更有重大区别，实现了战略大转变。[10]曲星认为，80年代的这次调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政策所经历的最重要的调整，这不是单纯为应付客观形势变化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而是在总结了对外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什么样的外交战略最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后，所采取的主动行动。这也不是一次短期的、策略性的调整，而是长期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调整。[11]瑞典学者哈里什·卡普尔在《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80年代的中国外交发生了实质性变化。[12]
二、中国外交战略转型进程
据原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宦乡介绍：“四人帮”垮台后，我们有两年的徘徊。这两年从内政上讲是我们重新考虑内政基点的时候，经过许多考虑后决定，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在外交上也有一个转变，但这个转变过程比较缓慢，需要比较谨慎，让这个弯子转得比较自然。这样，经过1979年、1980年的酝酿，1981年、1982年就开始作出外交政策的调整。[13]
在80年代的中国外交转型中，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十二大报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明确将中国的外交政策定位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过去相比，十二大报告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宣示有三个明显变化：一是不再认为和平不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报告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但是，经验也表明，世界人民能够以坚持不懈的斗争打乱它们的战略部署。如果全世界人民真正团结一致，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我们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中国同许多西方国家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是都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愿望，在开展经济文化合作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和巨大的潜力，多年来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二是不再以国际主义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原则，鼓吹世界革命。报告不再提及世界革命，认为“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信共产主义最后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但是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14]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公开提出外交政策要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坚持维护国家利益，这是第一次，具有历史意义。三是不再提及“三个世界”理论，在对外关系中不再明确区分敌我友。报告无一处提到“三个世界”理论，不再说以“三个世界”理论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不再将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不再实行与苏联势不两立的对抗政策，表达了有条件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愿望。[15]总的来看，十二大报告宣示的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已经大大地淡化了，现实主义精神越来越强。
到了1985年6月，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正式明确提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两大转变：一是改变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不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迫在眉睫；二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外交政策，不再实行“一条线”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16]1986年3月25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说法，并系统地阐述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容，明确提出：“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17]这份报告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外交战略的全面调整已基本完成。
三、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特点
与改革开放前的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相比较，80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转型具有这么四个鲜明特点：
（1）渐进性。无论是60年代初中苏关系从联盟到敌对，还是70年代初中美关系从敌对到建立战略关系，都是巨大幅度的战略调整，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具有突变性，表现为大转弯、急转弯，对外关系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而8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则是渐进的、平淡的，似乎不如前两次调整那么引人注目。如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从1979年开始，年底中断，1982年再次启动，到1989年才完成。
（2）全面性。改革开放前两次外交战略调整重点在于大国关系、安全战略，是有限的调整。80年代的外交调整不仅包括具体对外关系和国别政策的调整，而且在于外交战略指导思想的调整；不仅涉及大国关系，也涉及与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的关系，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不仅包括安全战略，也包括对外经济、文化、科技战略。
（3）深刻性。与改革开放前的外交调整相比较，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引人注目的深刻变化在于外交哲学、外交思维方式的变化，突出之处在于目标和任务更加务实、明确、集中，不再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目标和任务，不再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最高指导原则，而是将国家利益放在制定外交政策和处理对外关系的首要位置。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是为国家安全、发展、统一利益服务，中心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实现现代化服务，为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服务。从维护国家利益、推进改革开放出发，强调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与所有的国家都建立、发展友好关系，进行来往。不再谋求建立反对超级大国的国际统一战线。不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不再认为这两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互相取长补短的关系。
（4）稳定性。与改革开放前中国外交战略的多变相比较，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交战略则比较持续、稳定。虽然历经80年代末的国内政治风波和90年代初国际格局的剧变，冷战后的中国外交战略迄今尚无根本性的变化。
总之，在当代中国外交史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发生的变化是明显的、巨大的，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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