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转型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总体趋向是什么?主要动力是什么?本节探讨这三个问题。
一、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具体内容和总体趋向
具体地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政策变化的内容可被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作出新的科学论断,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对一切国际问题,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实行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澳门问题。[18]
在上述政策变动的表象之下,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是:第一,提出外交工作的任务,除一如继往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外,主要是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并为此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第二,在重新阐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提出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实行真正的不结盟,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第三,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提出要根据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自身的利益要求来处理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关系,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也不再实施划分敌、我、友,团结一部分国家打击某个或某些国家的策略。[19]
外国学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的变化的观察和概括有着与中国学者不同的视角。瑞典学者哈里什·卡普尔认为,中国外交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行事方式上的变化。首先,中国外交风格的转变是最为显著的。过去在中国官方文件、报刊评论等方面习用的过于革命的、给人以好战形象的词汇,已经被温和的、务实的、不事张扬的语言所代替。而在早期中国外交行事方式中通常居主导地位的威吓性和教训性的调子也不复存在,取代它们的是谦虚、谨慎和思想开放。其次在决策过程方面。过去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对“高级”和“低级”问题未加严格区分。从80年代初期起,“高级”和“低级”政策被重新区分开来,决策过程比以前更加制度化。再次是学术界更多地参与外事讨论。
二是实质性的变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有四个主要的国内外目标,它必须为此四个目标制定对外政策,这就是国家安全、现代化、把周边地区与大陆统一起来和按照自己的形象建设世界。虽然目标始终如一,但从80年代初期起,在目标的含义和为达到目标而制定的战略方面,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安全上,原先认为国家是只能通过自立更生、某个大国的保护才能获得有效的保障。现在认为,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和执行一条“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比陷在昂贵的螺旋式的军备竞赛中更为有效的保卫安全的途径。在现代化上,过去采取自立更生的发展模式,现代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现在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并和国际经济体系有较多的相互作用,现代化对外交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国家统一上,80年代初期,重点不再放在暴力和单方面的统一上,而是放在经过谈判达成协议的和平统一上。有关地区可以保持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可以实行行政上的自治。在建设世界上,过去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向莫斯科的霸权挑战,大肆批判许多共产党的“修正主义”,坚持维护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从80年代早期起,它们都不再被提及了。中共提出关于党与党关系的新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双边主义和相互不干涉内部事务。[20]
美国学者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主编的《80年代的中国对外关系》从历史、国内政治、国际经济、亚洲地区、全球战略平衡、国家角色等八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中国外交的变化。哈里·哈丁认为,虽然中国官方强调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始终坚持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但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从这四个角度观察中国外交的变化:参与世界的程度,与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的结盟情况,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经济、军事和政治资源的多寡,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现状的态度。在参与世界程度方面,从孤立、封闭到开放、参与;在与苏、美两国结盟情况方面,从联美反苏到不结盟;在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资源方面,中国的资源日益增加;在对待国际秩序现状态度方面,从破坏现状到维持现状。在不同时期,中国外交扮演了不一样的国家角色——结盟的激进国家、独立的激进国家、孤立的革命国家、半结盟的改革国家、结盟的保守国家、独立的改革国家。中国外交的延续性体现在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关切,对外国经济援助、先进技术和现代制度的矛盾心态,分析国际事务的思维框架。[21]
美籍华人学者赵全胜认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具有五个特点:从鼓吹世界革命到谋求和平的国际环境,从敌视现行国际规范到承认国际秩序现状,从以政治和军事为重点到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从教条的共产主义到现实主义,从武力解放台湾政策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22]
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Michael Yahuda)从战略地缘政治和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相关的社会方面两个层面来分析毛泽东之后中国外交的延续和变化。他认为,从战略层面看,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外交政策延续性比较明显,但在中国外交方式上也有一些明显的新因素。中国的外交政策依然取决于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社会关系层面,新基础已经确立。国内政治、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新政策密切相关。[23]
本书以为,比较转型前后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变化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战略目标和任务方面,由不相信世界能保持持久和平,着眼于延迟战争爆发,推进世界革命,转向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二是在战略制定方面,由意识形态色彩浓厚转向以国家利益为重,由反对现存国际体系转向参与国际体系,认识到首先要发展自己,只有在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后,才能影响世界。三是在战略途径方面,由结盟外交转向全方位外交,由安全第一转向安全与发展并重,由对外封闭半封闭转向全面对外开放,由偏重双边外交转向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相结合。
一言以蔽之,中国外交转型后的最大变化是把以我为中心的世界革命斗争论改变为由我作表率的世界和平发展论。睦邻周边,亲近亚太,远联欧美,广交非拉,汇入世界,协和万邦,这24个字大体上反映出中国外交战略的走向和趋势。[24]这个趋向具体表现在中国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观念和行为的重大变化上。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际观念和行为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对国家身份的再定义,从一个革命性国家向现状性国家转化;二是战略文化的再建构,从冲突型战略文化向合作型战略文化转化;三是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再思考,从高度关注政治、军事安全向加强经济安全、非传统安全、相互安全的转化。这些调整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新思维,推进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合作关系。[25]还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化”,就是促进外部资本、技术和原料的输入,同时促进中国产品的输出。对外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愈益并入世界体系,从一个体系外国家成为一个体系内国家,从一个反对国际现状的国家成为一个维护国际现状的国家。[26]另有学者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发生的持续变化,总体表现出全面融入国际体系、推动国际合作、不断走向多边主义的特征。[27]
二、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动力
从历史进程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战略发生转型的直接动力来自于国家战略转变的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人民日报》发表的元旦社论强调:“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在思想上来一个大解放。当前,摆在我们经济战线面前的任务,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从第一天起就要抢时间,争速度,加快前进的步伐。”[28]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强调指出,80年代中国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件事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件事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29]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重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在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30]中国领导人“就是根据这三大任务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的”[31]。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话来说,中国的基本国策可以被概括为这么两句话:“一是,用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来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二是,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来保证建设能够专心致志进行而不致中断。”[32]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使得国际上能维持一个比较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国搞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国希望争取50年到100年时间的和平,不行的话,至少争取20年到30年的和平。也就是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中国就主动了。[33]
国家战略包括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安全和发展战略都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这首先表现在安全战略的调整上。邓小平对当今时代和中国安全环境作出了重新判断,使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他强调:“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他要求军队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到时候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34]有学者认为,邓小平鼓励解放军更加专业化,但没有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财政资源。在80年代,用于国内经济建设的投入显著增长,国防支出却几乎保持不变。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国防支出实际上是下降的。负责预算的解放军官员承认,官方预算只能满足实际军事需要的70%左右。[3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坚持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较大幅度地减少了国防投入。从1979年至1994年的16年间,国防费的绝对值年平均增长6.22%,与同期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年平均上涨7.3%相比,实际负增长1.08%。[36]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国家战略最大的变化在于发展战略的再制定上。首先是调整了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不再提不符合中国实际,不可能实现的在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在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共十二大确认了这一战略,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37]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80年代初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
邓小平不仅调整了战略目标和步骤,而且改变了战略措施。毛泽东没有说不要做经济工作,即使在“文革”中,他也提出“抓革命,促生产”,1975年,他还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用的办法是通过对内抓阶级斗争、对外搞封闭半封闭、以自力更生来促进经济发展。邓小平则重视通过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来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所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38]
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虽然是中国的国内政策,但它始终要求对外政策的紧密配合,没有对外政策的配合,改革开放的国内政策就无法实行。为配合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80年代上半期,中国外交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中美建交后,中国一度加强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不过,从1982年起就放弃了这一战略,开始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致力于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中国不断改善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在力争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同时,逐步使中苏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前进;同时继续发展同西方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此外,中国还积极拓展多边外交,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活动和区域性争端的解决。[39]
总之,外交战略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战略重点从抓阶级斗争转向搞经济建设,外交战略的目标和任务也相应地从着眼战争革命斗争转向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外交工作的重点由延迟战争爆发、支持世界革命转向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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