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公共部门的解决方案

部分有知需求只能通过政府提供的解决方案才能满足，例如改善空气质量或者控制人口规模，都需要以更加宏观、全局的方式实现。个人可以通过投票选举等直接途径或者移民和消极抵抗等间接途径来促使各级政府（从国家到州再到市）为他们的有知需求提供解决方案。

专门设立的环境管理机构和环境综合立法就是上述机制起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几乎每个主要国家都成立了类似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的机构。在美国，州政府（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和联邦政府都对汽车尾气排放进行管制，以减少释放到环境中的空气污染物数量。2012年，奥巴马政府要求汽车企业达到“企业平均燃料经济性”（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CAFE，通过一家企业在典型的一年中生产的所有车辆和轻型货车来计算）目标，即到2016年实现35.5公里／加仑，2025年为54.5公里／加仑。在国际层面，以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为例，它要求发达国家从2005年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一份有约束力的协议。

政府还提供类似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人们对非人类生命的有知需求。美国1973年的“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就是一项保护濒危物种免于因人类无节制发展（大多数是经济发展）而灭绝的法律。该法案由“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the United State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FWS）以及“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the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这两个机构执行。在国际上，联合国宣布2010—2020年为生物多样性十年，以唤起人们对非人类生命有知需求的意识。

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如何，各国政府都希望制定出能解决它们社会问题的措施。对于不太富裕的国家，最低安全保障是它们所需要的。就中国而言，虽然人口政策饱受批评，但控制人口增长仍是一项要务。几乎在所有国家，给予穷人最基本的安全保障都是最低要求。

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市级政府承受的压力尤其大。比起移民出国，一个城市的居民和雇佣这些居民的企业要搬迁到其他城市相对容易得多。如果一个城市无法充分满足居民的有知需求，那么这个城市的税收会减少，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相反，如果一个城市能够很好地满足有知需求，那些具备出色技能的人就会被吸引过来，企业也将随之而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些雄心勃勃的有知需求解决方案往往被市级政府采纳的原因。纽约市长Bloomberg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他甚至想限定在该市使用的可循环纸杯的款式以及能够买到的软饮料的最大容量，以满足与环境和健康相关的有知需求。

个人既是政府的客户也是它的股东。作为客户，在期望政府满足某些有知需求之外，我们也期望政府能保持公平，尊重所有人并把他们当作政府回报的来源对待。作为股东，个人希望在政府管理上能有发言权，希望知道政府内部运转情况，增加政府决策制定的透明度，也希望能够监督职业经理人（政府官员）的行为，根据绩效对他们进行奖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