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新的形势，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外交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强调：“这次中央领导机构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第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3]在外交方面，他也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没有变，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和根本目标是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我国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不变。”[4]第三代领导人基本上继承了第二代领导人的外交方略。另一方面，根据形势变化，冷战后中国外交战略也有所创新和发展。
一、制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动荡，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各种方式对我国施加压力，并对我国实施联合“制裁”，使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本来比较平稳的关系出现波折。面对这一严峻挑战，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对国际形势的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5]。在其后的几次讲话中，又陆续加入了几句话：“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系列政策思想，为中国外交摆脱困境奠定了战略和策略基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非常准确地领会了邓小平外交思想，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原则坚定、策略灵活，以极大的胆魄驾驭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巧妙地把握时机、化解矛盾，迅速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几年后，钱其琛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用高度凝练的20个字概括了邓小平在这一历史关头为国家制定的外交战略：“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6]
在外交具体运作层面上，“韬光养晦”方针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四不”和“两超”：不扛旗、不当头、不对抗、不树敌，超越意识形态因素、超脱。苏联原来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现在这杆旗帜倒了，中国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去寻求取代苏联原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那种领导地位，也就是不扛旗。中国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和最有影响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中国不会去寻求当第三世界的头。中国在涉及自己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决不受任何国家的压力，但中国在进行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不寻求与西方国家对抗。中国对原苏东国家的变化保持自己的看法，不进行论战，不给自己树敌，而是严格坚持两条：其一，把这些国家政局发生的变化严格看作有关国家的内政，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其二，不论什么样的政党在这些国家掌握了政权，中国都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与他们发展友好关系。在处理与别国关系时，中国坚持了1982年以来执行的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不以一时一事论得失，超越意识形态因素发展国家关系的做法；而且在一些与我国利益直接关系不大的地区热点问题上持相对超脱的态度。[7]
二、提出新安全观
1996年7月，钱其琛在东盟地区论坛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地区的安全环境，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稳定安宁的地区环境，也为促进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我们主张，通过对话与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通过扩大和深化经济交往与合作，共同参与和密切合作，促进地区安全，巩固政治安全”[8]。表明中国根据时代潮流和亚太地区特点，提出应共同培育一种新型的安全观念，重在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安全。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同志访问瑞士期间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并阐述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他指出：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9]
中国新安全观的特点如下：
第一，从内涵上看，中国新安全观体现了安全的综合性。中国的综合安全观不仅将安全领域由军事、政治扩展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还关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走私、人道主义救援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第二，从目标上看，中国新安全观寻求共同安全。中国奉行的“共同安全”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愈发成为各主权国家和其他各种行为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体系，各国的安全既有本国的独立性，又受到国际社会系统的制约，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已不再是过去那种“零和关系”，国家的外部安全问题不再纯属一国事务或由一国的政策所能解决的。追求自身的绝对安全，把控制和影响他国的权利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仅威胁损害他国的安全，而且危害国际社会系统安全，最终也会危及自己的安全。
第三，从手段上看，中国新安全观以合作促安全。中国主张的是“安全合作”，而不是“合作安全”。安全合作就是国家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平等合作，扩大共同的利益基础，实现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安全合作，首先是指合作模式的广泛性，既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也包括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还包括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其次是合作参与者的包容性，不仅是指发展模式和观点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发展模式和观点不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兼容并蓄，增进合作，才有利于共同进步和发展。再次是对话的制度性，各国应建立定期对话机制，通过正式讨论带来长远利益。[10]
三、提出建立新型国家关系
中国领导人最初以俄罗斯为对象，提出过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关系原则，随后中国同一批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2000年1月，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江泽民总结道：“这十年中，我们还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先后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建立了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11]2001年7月，江泽民在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演讲时，三次提到“新型国家关系”，并在“三不”的基础上，增加了“完全平等、互利合作、睦邻友好”等性质。他指出：“回顾中俄关系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对于中俄这样两个相邻的大国，旧式的那种结盟和相互发生对抗，都不利于甚至会严重损害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只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完全平等、互利合作、睦邻友好的新型国家关系，才是最佳的选择。这种新型国家关系，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两国利益，体现了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12]
四、提出新型区域合作战略
在“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进程出现之前，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特别是在解决相关争端时，大都通过双边渠道，而不大走多边渠道。但随着“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进程的顺利发展，中国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多边进程，进而开始主动地推进乃至发起这样的多边进程。如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和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的“10+3”机制，积极推动中国与东盟的“10+1”机制，努力促成东亚首脑会议，发起并主持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等。这些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反映了冷战后中国外交许多新的理论和思维。它体现了新型安全观，突出单个国家的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紧密相连。它体现了新的国家关系理念，强调互信与平等原则；体现了新的共处原则，宏扬相互尊重与和睦共处的精神；体现了新的发展观，主张走公平互惠和共同发展的道路，强调平等和公平，突出互利和互惠，以共赢共荣为目的。所有这些，不仅为中国的外交工作，而且为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其他方方面面的工作，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新理论和新思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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