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转型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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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格局中，美国始终是主要对手。中国政府当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也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肆意践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事后克林顿派出以副国务卿皮克林为首的代表团，到中国作出交代。8月，美方对中方的人员伤亡作出赔偿，向死者家属支付450万美元，由中国政府直接分付给三位烈士家属和受伤人员。

冷战后，中国新领导人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贯彻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针对新形势，提出新对策，中国对外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活跃期，开拓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一、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关系斗而不破、稳定发展

在当代中国的对外关系格局中，美国始终是主要对手。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还是西方国家的领头人。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往往会影响一大片国家。所以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

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发展和强大。在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美国实施和平演变的重要对象，美国在人权、贸易、台湾、达赖等问题上对中国增大了压力，企图以压促变。挟战胜冷战对手苏联后之余威，美国在与中国的交往中盛气凌人，摆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架势。另一方面，美国出于自身全球战略和实际经济利益的考虑，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市场，又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中寻求同中国合作，需要同中国保持正常关系，以便发展经贸合作。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江泽民同志提出对美政策要以两面对两面，“既要有斗争也要有妥协，既要有斗争的勇气也要有斗争的艺术，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把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作为首要目标”^[27]。

1992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为了增加自己的选票，9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不顾中方的一再反对，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A、B型战机。布什的决定引起了中方的强烈抗议，中方要求美国取消这一严重违反《八·一七公报》的决定，否则中方将作出强烈反应。布什为平息中方的不满，派助理国务卿克拉克访华，向中方作出解释。中国副外长刘华秋在会谈中严词谴责美国“不可信任”，一面阻挠中国向中东地区出售防御武器，同时却公然违反《八·一七公报》的明文规定，向最敏感的台湾省供应先进的F-16战机，这是“十足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美方对中方的严词谴责表现得十分被动，除了说这次只是F-16战机的A、B型，不是更先进的C、D型外，强调美方愿为此次行动采取弥补措施，主要是：①向中方颁发出售卫星许可证，②两军恢复交往和对话，③恢复中美联合商务委员会和联合科技委员会的年度会谈，④美国拟支持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中方一方面在F-16战机问题上进行了坚定有力的斗争；另一方面也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掌握斗而不破的方针，同意克拉克不久再访华磋商如何落实有关弥补措施。^[28]

在克林顿任美国总统期间，中美关系的特点是起伏不定。美国制造的大小麻烦不断，小的如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美国国会反对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大的如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状况“挂钩”，1995年李登辉访美，1999年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方面虽然都是有理的，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还是有节的。例如，在1995年李登辉访美问题上，中国向美国提出了严重抗议，召回了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推迟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对美国的访问，中止了国务委员李贵鲜和空军司令于振武对美国的访问，暂停了副部长以上的高层互访和磋商。但为了体现对美斗争斗而不破的策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答应美方要求，利用东盟地区论坛的机会于8月1日在文莱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并接受了其转交的克林顿给江泽民的信。8月下旬，中方又同意美副国务卿塔尔诺夫来访，双方正式就恢复两国关系进行了商谈。及至10月24日中美两国首脑在纽约进行会晤时，两国关系已经基本恢复。至此，围绕李登辉访美问题与美国进行的斗争告一段落。经过这场斗争，克林顿政府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因此得以在克林顿的第二任期内比较平稳地发展，并得到进一步提升。1997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访华。1999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正式访美。^[29]

1999年5月8日，美国以精确制导炸弹突然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国记者3人殉职，21名中国外交人员受伤，大使馆建筑被毁。中国政府当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也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肆意践踏，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事件发生后，克林顿总统发表谈话，承认“这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他向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道歉，但又解释说，这不是暴行。美国政府随后向中国驻美大使递交了克林顿总统致江泽民主席的道歉信，答应对事件进行调查。5月10日，中国外长唐家璇向美国政府发出照会，提出四点要求：要美方正式公开道歉，对事件进行全面、彻底调查，迅速公布调查详细结果，严惩肇事者。5月13日，江泽民主席在欢迎中国驻南工作人员返回北京的大会上宣布，美国必须对这次暴行承担全部责任和作出全面交代，否则中国人民决不答应。5月14日，克林顿在与江泽民通话时保证要查清事件原因，让中国人民了解真相，并表示要“努力处理好这场悲剧，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发展”。事后克林顿派出以副国务卿皮克林为首的代表团，到中国作出交代。8月，美方对中方的人员伤亡作出赔偿，向死者家属支付450万美元，由中国政府直接分付给三位烈士家属和受伤人员。2001年1月17日，美国又支付2800万美元，作为毁坏使馆房产等损失的赔偿。及至1999年9月11日，中美两国元首在新西兰奥克兰会晤，双方同意，由于“炸馆”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两国关系应该迅速恢复正常，继续前进，并对结束两国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下了政治决心。

总之，在处理中美关系的大大小小的麻烦中，中国始终以大局为重，既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又注意有理、有利、有节，稳定和发展了中美关系，保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不受干扰。

二、与一系列国家建交、复交，实现关系正常化

与苏联、东欧剧变后独立的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1992年2月，中国首任驻俄大使王尽卿递交国书正式就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俄罗斯议会先后批准了两国东段边界协定。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基本完成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30]同年12月17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华。双方宣布“相互视为友好国家”，中俄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俄。两国领导人宣布，中俄两国将推进“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即不对抗、不结盟，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1996年4月，叶利钦再次访华。两国领导人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此外，中国与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国家都迅速建立了外交关系，尤其是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良好，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四国签订了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与印度尼西亚复交，与新加坡、文莱建交，与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1967年10月，中国与印尼中断外交关系。经过友好谈判，1990年7月，中国与印尼两国外长在北京会晤后宣布，自1990年8月8日起恢复外交关系。同年10月，中国与新加坡两国外长在美国纽约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建交公报，两国原商务代表处随即升格为大使馆。1991年，中国与文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年11月，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四川成都会晤后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

1992年5月13日，韩国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中韩建交的正式谈判。经过三次谈判，双方关注的问题基本解决，完成了建交谈判。8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与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在北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建交公报》。自此，中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三、积极参与多边外交

冷战结束后，随着各国利益相互交融日益加深，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地区性挑战的需求不断上升，多边外交空前活跃。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在不断总结外交经验的基础上，对多边外交的作用和多边机制的重要性有了更全面、深入的看法，多边外交工作进入了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多边外交政策经历了曲折历程。改革开放前，20世纪50年代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在多边舞台上的首次亮相，艰难地打开了对外交往的局面。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开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但是从总体上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多边外交的参与特点是有限、谨慎，不甚广泛、深入。在多边条约方面，据统计，1979年前的29年内，中国加入的国际公约仅有40个，参与国际立法活动更是寥寥可数。^[31]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虽然参加了联合国的有关活动，但那时主要还是把联合国作为宣示中国对外政策的讲坛，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有限。改革开放后，参与多边事务的广度和深度明显增强，中国广泛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加入各种国际条约，参加的国际会议越来越多。

例如，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活动。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提议召开亚太地区部长级会议，讨论加强相互间经济合作问题。1989年11月，澳大利亚、美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加拿大及当时的东盟六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了亚太经合组织首届部长级会议，标志着这一组织正式成立。截至2009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共有21个成员。亚太经合组织的组织机构包括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委员会和专题工作组等。其中，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亚太经合组织最高级别的会议。1990年7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新加坡通过《联合声明》，欢迎中国、中国台北和香港三方尽早同时加入这一组织。1991年11月，在“一个中国”和“区别主权国家和地区经济体”的原则基础上，中国、中国台北和香港（1997年7月1日起改为“中国香港”）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依托。中国对外贸易的大约70%、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70%以上来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区域经济。自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以来，亚太经合组织便成为中国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开展互利合作、开展多边外交、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舞台。作为亚太大家庭的一员，中国一贯重视并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中国国家主席出席了历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出了许多积极、平衡、合理的政策主张和倡议，得到了亚太各经济体的接受和赞同。

又如，参加亚欧会议（Asia-Europe Meeting—ASEM）。该会议是亚洲与欧洲之间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政府间论坛。1994年10月，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问法国时提出了召开亚欧会议的构想。这一构想得到了各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1995年3月，欧盟部长理事会正式通过支持召开亚欧会议的决议。亚洲的东盟各国和中国、日本、韩国也对这一构想表示赞同，并给予积极支持。亚欧会议的宗旨是通过加强亚欧两大洲间的对话与合作，为两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以建立亚欧新型全面伙伴关系。目前，亚欧会议成员48个，其中包括亚洲16国、欧洲28国、大洋洲2国以及东盟秘书处和欧盟委员会。亚欧会议主要包括政治对话、经贸合作、社会文化及其他领域交流三大支柱。中国一直是亚欧合作进程的积极倡导者和建设性参与者，致力于推动亚欧合作机制的深化。李鹏总理出席了首届亚欧首脑会议。朱镕基总理出席了第二、第三和第四届亚欧首脑会议。中国先后提出建立亚欧新型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加强政治对话与磋商、提升经贸关系、加强环境与农业领域合作、拓展文化文明对话、推动青年交流等主张。中国倡议和主办了多个部长级会议和其他重要活动，涉及海关、科技、环境、文化等多个领域。

总之，90年代的中国外交转型非常成功，迅速适应了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巨变，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正当权益，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注释】

[1]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65页。

[2]《美国全球战略与中美关系——刘建飞教授访谈》，《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2期。

[3]江泽民：《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

[5]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1页。

[6]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载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页。

[7]曲星、钟龙彪：《当代中国外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4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