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初，反对军备竞赛、争取实现裁军就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核国家中，中国第一个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3]但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国际军备控制持不参与的态度。多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条约，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仅参加一项，即1973年8月签署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附加议定书。[4]那时，中国批评军备控制活动是歧视性质的，它限制那些没有军备者，而对有军备者却没有提出裁减的要求。因此，中国拒绝参与多边军备控制的谈判，并且谴责这些活动，谴责美苏双边军备控制协议，说这些裁减是假的，其目的是为了使它们的霸权地位制度化。[5]
这首先表现在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1962年8月23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苏联方面准备接受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关于苏美谈判签订防止核扩散条约的建议。中国政府一再向苏联政府指出：腊斯克的建议是企图迫使无核武器的社会主义国家承担不拥有核武器的义务，它的主要矛头是指向中国的。1963年4月20日，苏联政府在致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对中国政府进行了指责，并表示，苏联方面坚持同美国签订不扩散核武器协议。6月6日，中国政府致苏联政府备忘录批驳了苏联对中国的指责，警告说：如果苏联政府同意签订协议，或代替中国承担任何国际义务的话，中国政府将保留自己对此发表声明的权利，苏联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把我们的分歧正式公开在世界敌人面前的后果和责任。苏联政府拒绝考虑中国方面的意见，于1963年7月25日同美国、英国的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与防止核扩散密切相关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条约排除了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三国仍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继续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中国政府于7月31日发表声明，指出这是三个核大国为了巩固自己的核垄断而签订的条约，与裁军是背道而驰的。声明建议召开世界所有国家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8月2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给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中国政府7月31日声明中提出的建议。这个建议遭到苏联政府的拒绝。苏联政府于8月3日针对中国的建议发表声明，硬说三国条约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攻击中国用彻底裁军的响亮词句掩盖自己,对裁军没有诚意，并企图利用这个纲领为中国拒绝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作掩饰。8月15日，中国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苏联同意签订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苏联政府放弃了自己的立场，接受了美国的立场，对帝国主义作了无原则让步的结果。[6]
其次，表现在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态度上。美、苏于1968年6月12日向联大第一委员会提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以下简称《条约》）并获通过。7月1日开始，条约供各国签署。条约于1970年3月5日开始生效。该《条约》的主要内容：一是防止核扩散，二是推动核裁军，三是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条约》开放签署后，中国当时没有加入，因为中国认为，《条约》对缔约国规定了不同的权利与义务，有失平衡。美、苏两国大力推动制定这一条约目的在于制约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而其作为最大的核国家却并不打算认真承担核裁军义务。实际上，在《条约》生效的当时和以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进一步升级，更不必谈什么核裁军了。因此，美、苏当时积极鼓动制定这一《条约》是有欺骗性的。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尚未恢复，在美国等国支持下的国民党集团仍盘踞在联合国内，并非法地签署了这一《条约》，所以中国当时不加入这一《条约》。[7]
最后，表现在参与联合国裁军活动上。联合国高度重视军控和裁军问题，历届联合国大会和有关委员会都把裁军和安全问题作为重要问题进行审议，并通过大量决议，宣布70年代为“裁军十年”。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那时，中国着重利用联合国的讲坛揭露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扩军备战，特别是批判苏联标榜裁军的虚伪性，当时对具体裁军措施的审议持较超脱的态度。从70年代初期参与联合国的裁军活动到8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里，中国没有提出过任何关于裁军的提案。中国除了对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旨在反对军备竞赛和军事扩张的提案投票支持外，对不少提案都持超脱态度，对苏联的一些提案往往投反对票。在许多会上，中国批评和揭露超级大国口头上高唱裁军，实际上加紧扩军，强调裁军取得进展的关键在于拥有最庞大武库的超级大国率先采取实际行动。1972年10月24日，中国代表在关于裁军问题的发言中指出：“全世界都很清楚，目前大搞军备竞赛的不是别人，正是两个超级大国。要裁军，首先就要裁他们的军。”“当前，两个超级大国的核竞赛有增无已。”“他们炮制的什么‘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什么‘防止核扩散条约’，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都是为了维持他们两家的核垄断和核霸权。”[8]中国主张，有核国家，特别是拥有最大量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应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无条件承担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义务。撤退驻扎在国外的一切武装部队，撤销设置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国际军备控制持不参与态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对时代主题的认知相关。60年代初期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9]《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认为，60年代的历史，雄辩地证实了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预言。经过60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世界的革命力量壮大了，阶级阵线分明了。世界基本矛盾的新发展必然要继续引起革命。70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更大兴起的年代，将是帝国主义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溃的年代，将是全世界革命势力同垂死挣扎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剧烈搏斗的重要的年代。不管美帝、苏修怎样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势力范围，不管他们施展多少阴谋诡计，发动什么样的侵略战争，都逃脱不了注定灭亡的命运。他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10]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下，裁军的口号显然是不合适的。正如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发言中指出的：帝国主义“宣传军备竞赛是战争的根源，鼓吹全面彻底裁军，他们的目的，说穿了，就是要掩盖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这一基本事实，要各国人民放弃反帝反殖斗争，在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威胁面前解除武装，听从他们任意摆布”[11]。
其次，与中国的安全威胁认知相关。新中国成立之时，恰逢东西方冷战开始不久。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东亚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对抗中首当其冲。二战后在亚洲爆发的两次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中国都难以置之度外，独善其身。在50年代，美国对中国实行政治上敌视、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政策，在中国的周边构筑了包围圈。在6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并无松动，反而扩大了越南战争的规模。与此同时，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大大增加了驻军，并不断挑起边境冲突，制造事件，使得中国的北部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美国不再是中国的威胁，但苏联依然严重地威胁中国的安全。在严重的外部威胁下，中国要维护自身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就必须加强国防建设，而不是裁军。正如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发言中指出的：“中国历来赞成裁军。但是，我们反对不加区分地把裁军说成什么是对各国人民至关重要的问题和普遍的要求”。“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有什么军可裁？没有。对他们来说，当前的重要问题和普遍要求绝不是什么裁军，相反，是加强自己的国防能力，抵抗外来的侵略和压迫，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12]
最后，与中国对军备控制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密切相关。当时中国的战争与和平观认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就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要保卫世界和平，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可是，现在却有人说什么军备竞赛是战争危险的主要根源，而且把军备竞赛的责任加在所有国家的身上；他们宣传只有在全面彻底裁军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从人类生活中彻底地消除战争威胁。这种说法是没有常识的，是骗人的。”[13]可见，当时的中国不认为通过军备控制的国际努力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以至最终消灭战争，当然，也就不参与裁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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