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联合国的裁军活动中逐步活跃起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决策层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中外关系的新发展，进行了外交战略大调整，提出了一整套新外交战略。相应地，中国的军控政策也发生明显变化。目前，中国共加入了20项多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条约，其中有8项是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的。^[14]可见，中国是从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开始参与国际军备控制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由于是开始参与，所以有所疑虑，比较谨慎，有选择地参与，逐步扩大、深入。

第一，积极参加联合国裁军活动。中国每年参加联合国大会主要讨论裁军与安全问题的第一委员会的工作，出席联合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年度例会，并出席了三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1976年第31届联大通过决议，决定于1978年召开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合国大会。这是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起步，中国对参加这次裁军特别联大有过疑虑，担心在超级大国加紧军备竞赛、缺乏裁军诚意的情况下举行这样的会议不仅无助于推动裁军进程，反可能助长和平幻想。后应南斯拉夫等不结盟国家的要求，为了表示对中小国家的支持，中国才决定派遣以黄华外长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黄华的发言受到了与会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重视。发言中阐明的两个核大国对裁军负有特别责任，应率先采取行动的思想，在文件中获得了认可和反映。这样，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可以说为以后中国全面参加裁军会议工作提供了契机。联合国在1982年和1988年还分别召开了第二、三届裁军特别联大，中国都参加了。为开好这两次会议，中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第二，主动提出自己的裁军提案。到80年代中期，中国在联合国的裁军活动中逐步活跃起来，对裁军问题的卷入加深。在1984年第39届联大期间，中国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裁军提案——《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决议草案。在中国提出提案后，不结盟国家向中国代表建议，为了显示国际社会反对外空军备竞赛的共同要求和愿望，联大最好通过一项而不是多项提案，因此希望中国能考虑同不结盟国家的提案合并。经过磋商，不结盟国家的提案吸收了中国提案的某些内容，中国同意不要求把自己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以增进同不结盟国家的友好合作。在以后的几届联大，中国提出的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决议草案都采取同样的做法——为了支持不结盟国家提案而主动撤回。1986年第41届联大期间，中国提出了“核裁军”和“常规裁军”两项提案。两项提案均获顺利通过。自1986年至1990年，中国连续5年在联大提出内容基本相同的“核裁军”和“常规裁军”提案，均顺利通过。中国的这两项提案推动了裁军进程。1987年12月，美苏签订了《中程导弹条约》。1990年11月，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团国家之间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鉴于美苏已对核裁军迈出步伐，欧洲的常规裁军已开始启动，中国决定从1991年起，不再向联大提出这两项提案。

第三，开始实质性参与国际军控谈判。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设立了裁军审议委员会作为联合国关于裁军问题的审议机构，还决定将裁军委员会会议改组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地点在日内瓦，并将其确认为国际上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中国是有分量的核国家，国际社会非常期盼中国更多参与。当时中国对参加实际的裁军讨论和谈判思想上有顾虑，行动上有些拘束。中国在1979年先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进行探索实践，1980年起正式参加会议，并在1983年派遣专职裁军大使负责谈判工作。中国代表团本着促进裁军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的一贯立场，积极参加了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各项工作。中国以建设性的姿态和合作精神参加了裁军谈判会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

第四，中国不仅在国际论坛上积极倡导裁军，而且还主动采取了许多实际裁军行动。1986年3月，中国宣布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中国于1985年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到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423.8万减到323.5万。之后，又作了进一步裁减。至1990年，全军总员额减到319.9万，共裁军103.9万。^[15]通过将大量的军事工业能力和军用机场、码头、营房等设施转为民用，支援和促进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国政府还对国防费用开支实行自我限制和压缩，一直保持低水平的军事预算。从1978年到1987年，随着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防建设处于低投入和维持性状态。国防费年平均增长3.5%，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14.1%，国家财政支出年平均增长10.4%，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从1978年的4.6%和14.96%下降到1987年的1.74%和9.27%。^[16]在当时冷战尚未结束的情况下，采取单边裁军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信心、决心的。所有这些行动和措施，不但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有助于国际裁军努力的进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军控政策上的大幅度调整，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国家战略转变的推动。改革开放后中国军控政策调整的直接动力来自于国家战略转变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之相适应，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邓小平强调，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他要求军队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到时候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17]国家战略的转变推动了军控政策的调整。

其次是国际安全形势的改善。裁军与安全历来相辅相成、休戚相关。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可为国际裁军提供动力。改革开放后，中国调整了时代观，认为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随着时代观的变化，中国领导人不再以战争与革命的框架来分析国际形势，而是从和平与发展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国际形势的特征和发展趋势，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可以维护；认为世界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国际合作成为世界潮流。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在世界各国人民为维护和平、谋求发展所作的巨大努力的推动下，制止军备竞赛和侵略扩张，主张实现真正裁军和早日解决地区冲突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苏最近就中导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东西方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18]正是因为判断国际安全形势正在并将继续逐步改善，中国才下决心大幅度单边裁军，并积极参与多边裁军。

再次是对军控的性质和作用看法的改变。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国际社会军备控制的诉求进行了正面肯定。1983年9月27日，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指出：“广大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渴望实现裁军。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来表达这一愿望。近年来在一些国家里兴起的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就其主流而言，反映了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人们面对日益严重的核战争威胁，迫切希望和平的强烈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寄以同情的。”^[19]可见，中国对军备控制的看法已经从过去认为它是对中国无任何益处的东西方斗争，变为认识到中国能够从军备控制的努力中获益，并参与到国际军备控制的工作中去。由于出现了这一转变，中国开始以全面和重视的态度面对军备控制问题。^[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