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如果说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出于理想和现实两个方面的考虑，有一定的理想性，那么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政策实践则具有较强的务实性。务实性主要体现在继续坚持“韬光养晦”不动摇的同时，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有所作为的分量也相应增加。在“积极有所作为”的同时，保持清醒头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与中国的实际国力相适应。

（一）积极参与南北对话协调，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

作为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协调机制，八国集团在全球政治、经济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为促进与发展中国家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和了解，八国集团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始于2002年6月。当时，八国集团首脑与埃及、塞内加尔、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南非5个非洲国家的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举行了对话会。2003年6月，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东道国法国除了邀请上述5国之外，还邀请了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和马来西亚7国参加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前举行的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就全球经济和安全问题等交换意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首次参加对话会。此后，胡锦涛主席几乎每年都参加了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

二十国集团（G20）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新机制，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一至两次副手级会议。中国是二十国集团创始成员国。中国组团出席了历次二十国集团副手会及部长会。中国是2005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成功地举行了第七届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两次副手级会议以及相关研讨会等活动，赢得各方好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先后举行了6次峰会。这6次峰会胡锦涛主席都出席了，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同推动下，第三次峰会宣布二十国集团将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二十国集团峰会也将机制化，自2011年起每年举行一次。这一决定意味着二十国集团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

（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国际金融体系

中国积极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治理结构改革。2009年9月24至2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美国匹兹堡举行第三次峰会上发表的《领导人声明》宣布，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同意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至少增加5%，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2010年4月，世界银行春季会议通过改革方案，世行发展委员会表决同意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3.13%的投票权重，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重提高到47.19%。这次改革使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重从之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行第三大股东国。

中国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主要国家的工作，推动改革取得进展。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首尔峰会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达成共识，承诺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约6%的份额，发达的欧洲国家让出两个执董会席位，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于2010年11月5日通过了改革最终方案。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权重上升2.398个百分点，达到6.394%，排名从第六位上升至第三位。201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朱民副行长就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首次由中国人担任高级管理层职务。

中国还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倡议。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开始着手探讨危机根源，总结教训，以在此基础上寻求补救和预防措施。为了揭示危机产生的深层次根源，2009年3月底，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连续刊发了周小川行长的三篇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和《关于改变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张，推动将该项讨论纳入二十国集团部长会和峰会议题。周小川行长的文章引起国内外学者和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评论，对即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起到了有效的舆论引导作用，并推动了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反思和改革，2011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法国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列为二十国集团最主要的议题之一。^[26]

（三）倡导和促进建设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反对和抵制保护主义

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形势下，一些国家纷纷出台保护措施，发达国家也相继提出“产业回归”“再工业化”“买国货、雇国人”等观点。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与贸易地位上升，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多，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中国推动自由贸易，积极维护多边规则，因为自由贸易符合全球人民的福祉。自由贸易能扩大市场、深化分工和促进竞争，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自由贸易总是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对外开放三十余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多边贸易体系下自由贸易成功的一个佐证。贸易保护主义得不偿失。贸易保护主义不同于正当的贸易保护，它是对多边贸易规则中救济措施的滥用，不但会损害本国消费者利益，也容易招致对方的报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拯救不了本国经济。比如，印度2009年1月禁止进口中国玩具，引起其国内玩具价格上涨30%以上，有的地方玩具脱销，消费者普遍抱怨，不得不又对进口禁令作出修订。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困难，贸易保护主义只能使全球经济雪上加霜，更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为此，中国积极支持自由贸易，维护开放、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体系，推动多哈谈判早日取得成功，为困境中的全球经济带来新的亮色。^[27]

（四）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区域合作进程

在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各国更加重视区域经济合作和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也加大了这方面的力度。一是重点推进周边区域合作，以中国—东盟（10+1）、中日韩合作、东盟—中日韩（10+3）为支撑，全面推进东亚合作进程。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依托，深化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务实合作。利用南盟观察员这一渠道，逐步加大对南亚区域合作的参与。二是积极发展跨区域互利合作，不断加强中非、中阿合作论坛、中欧领导人峰会、亚欧峰会、东亚—拉美合作论坛等跨区域合作机制，深化拓展与欧盟、非盟、阿盟、美洲国家组织等区域组织互利合作。三是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巩固和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推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建设，抓紧完成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正在进行的自由贸易区谈判。

（五）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中国一贯重视南南合作，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多边经济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随着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非常重视与这些国家的协调与合作，积极推动多边外交机制的发展。一是高度重视“8+5”中的“5”。2007年6月，在德国海利根达姆首脑会议期间，八国首脑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5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时确立了“8+5”合作机制。6月7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柏林出席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集体会晤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中方赞同继续加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对话，同时也要努力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对话形式、议题设定、对话成果等方面的发言权，努力建立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28]二是加强“金砖四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为应对危机，“金砖四国”领导人于2009年6月16日在俄罗斯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商讨对策。会晤时，四国领导人就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以及“金砖四国”未来对话与合作前景等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并在会后发表了《“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胡锦涛主席在会上作重要讲话，就“金砖四国”下一步合作和发展提出四点建议，其中特别提出要深化经济合作。三是中国一向重视与77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组织的团结与合作，积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自强，注意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总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而且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利用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中国正在努力从国际经贸规则的“参与者”向“制定者”转变。

【注释】

[1]康绍邦、宫力主编：《国际问题二十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

[2]王万征：《中国的发展改善了全球环境》，《红旗文稿》，2010年第10期。

[3]朱民：《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及对中国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1期。

[4]张燕生：《积极推动和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人民日报》，2011年1月5日。

[5]杨洁篪：《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7页。

[6]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7]邹加怡：《关于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的几点观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5期。

[8]［德］托马斯·菲斯：《超越八国集团的全球治理：高峰会议机制的改革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9期。

[9]《世贸组织总干事认为国际经济治理机制需要全面改革》，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0-12/09/c_12860993.htm。

[10]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2010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重探全球发展之路》，联合国网站，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licy/wess/wess-current/2010wess_overview-ch.pdf.。

[11]Ronald L. Jepperson，Alexander Wendt，and Peter J. Katzenstein，“Norms，Identity，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in Katzenstein，ed.，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52.

[12]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13]朱光耀：《世界银行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求是》，2005年第15期。

[14]《陈德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表示：中国将以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为新起点进一步扩大对外 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http：//bgt.mofcom.gov.cn/aarticle/c/d/201101/20110107383619.html。

[15]杨洁篪：《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1页。

[16]陈德铭：《关于国内外贸易的几个认识问题》，《求是》，2009年第7期。

[17]陈德铭：《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经济日报》，2010年9月29日。

[18]邹加怡：《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中国理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7期。

[19]《戴秉国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hdqzz/lhg_3/xgxw/t572243.htm。

[20]《中国参加的多边军控、裁军与防扩散条约》，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 fmprc.gov.cn/chn/wjb/zzjg/jks/jkcjty/t228262.htm。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

[21]《戴秉国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hdqzz/lhg_3/xgxw/t572243.htm。

[22]《戴秉国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hdqzz/lhg_3/xgxw/t572243.htm。

[23]《戴秉国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hdqzz/lhg_3/xgxw/t572243.htm。

[24]杨洁篪：《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0页。

[25]《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26]易纲：《“十一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外交往与合作》，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publish/bangongting/82/2011/20110113182233985864603/20110113182233985864603_.html。

[27]陈德铭：《关于国内外贸易的几个认识问题》，《求是》，2009年第7期。

[28]胡锦涛：《在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集体会晤时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6/08/content_62132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