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类联合看作是一个主题

所有的国家、民族都可以融为一体吗?全球会出现一个中心吗?

——沃尔特·惠特曼

各种先知预言和乌托邦都唤起了人类的联合，从《但以理书》^[5]到乔基姆(Joachim de Fiore^[6]，后者的“第三时代”理论预言了人的整合)，从阿肯纳顿(Akhenaton)^[7]和亚历山大(Alexander)到再洗礼派教徒(Anabaptists)^[8]，人类从部落信仰发展到普遍信仰、从犹太教到基督教、从《圣经·旧约》到《圣经·新约》的转变为福音传到外邦打开了一扇门。道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都以不同的方式在规模和思想上形成了全球性的宗教，在《古兰经》里，文化差异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人类相互了解的一种方式。

在什么情况下文化可以繁荣?有一种观点是，在当地的、小范围的社会里文化繁荣更为普遍。因此，根据印度哲学家和瑜伽修行者斯里·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的意见，“当群体生活四处分散开来时，会失去其原有的强度和效率”(Aurobindo，1999，p.109)。然而，奥罗宾多^[9]相信，人类的联合都有一个普遍的过程。地方主义的支持者反对全球化，或者说反对全球化的当今形态(Mander and Goldsmith，1996)，提出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一种最近越来越普遍的观点认为，文化的繁荣通常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融合交织的基础上，而且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通常是在大河交汇之处，三角洲一带，或者是在旅行、商贸聚集的大城市或中心。不同文化或族群相互遭遇、碰撞，促进了文化的繁荣。除此之外，文化繁荣还要求当地居民必须有对人类的团结与联合有着宽广的胸怀和远见卓识。比如说，蒙古族当时就有非常普世的价值，莫卧儿帝国涵盖了多元文化，同时也被其他的多元文化所包含，在伊斯兰世界，莫拉维·贾拉鲁丁·鲁米(Molana Jalaluddin Rumi)、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伊本·鲁西德(Ibn Rushd)这些人的作品，以及摩尔时期的安达卢斯(Al-Andalus)的繁盛都是很好的例子。此外，还有很多众所周知的时期也具备这些特征，如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等等。

这些时期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时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集多种纷繁复杂的文化成就之大成，而后人却常常认为这些文化是当地的天才们所表现出来的(后人如此宣称的目的是为了树立他们自己的美德和力量)，那些融杂着不同文化潮流的、复杂交错的历史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好像久而久之，这些潮流就自动干涸了，或者改变了河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哪一个世界文明仅仅是本地的或区域性的成就，如果没有跨文化的基础，就不可能理解这些不同地区间的成就。人类的记忆保存了事物的正面或表象，却忽略了背后的蹊径;只记得险峰，却忘记了攀登的过程。尽管如此，在这些文化繁荣当中，还是有很多人具有真知灼见的，他们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或者对这些文化的繁荣满心欢喜，比如伊拉谟斯、歌德(和他的诗集《西东合集》)、莱布尼茨、贝多芬、康德的世界大同以及贵格会教派。还有阿拉伯世界的复兴党、印度的文艺复兴、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主义和黑人的文化复兴等等，这些激励人心、富有感召力的组织和运动，都或多或少地对西方殖民主义表示了抗议。

这些普世主义者通常都是温和的中间派，他们可以写出一部历史，讲述各个文明中心不断变化的地理情况和特征，而人类的团结并不是公平竞争的，它通常都包含着一个组织化的等级制度，该等级制度围绕某个成就的核心(比如以血统或者信仰的纯正性来衡量)组成一个同心圆。或者说这个等级制度好像一个楼梯，上层是真正的信仰者或者成功者，顺级而下，底层则是流浪汉、乞丐。因此，人类的团结和人类的等级制度常常是并肩而行的:中国(中央王国^[10])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欧洲，中世纪的三方(雅弗、闪、含^[11]的子孙代表了三大洲)也是一个例子，还有东方三博士的敬拜^[12](每一个都代表了世界的某个部分)，但丁《神曲》里的天堂与地狱(测绘了属灵世界和人间世界的地图);位居罗马、象征着四条河流的贝尔尼尼喷泉代表了罗马天主教世界，上述一切都是既代表了团结联合，又代表了权力;既是包容的、又是排斥的。它们启发了跨文化的转变、融杂、融合，也激发了无数次的宗教战争、政治迫害、种族灭绝、大屠杀，这些行动都不断重复着同样的模式，不同的只是当时是强调了团结还是强调了等级。团结与联合常常是具有内在的意义或目的，而等级则成了外在的表现或结果。与启蒙主义相伴而来的还有一套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权力、军事力量或经济成就方面也可以想象，同样存在等级制度(比如权力的平衡、超级特权、很大的权力、较小的权力、没有权力)。因此，当前的等级制度其实是同时存在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中间的。

罗马天主教会、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耶稣会会士、共济会会员都有跨越国界和民族的种种设想，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也都喜欢把人类的整合做成各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国际主义方案;雅各宾派把共和的理想传到了英国和爱尔兰，再跨越欧洲大陆，将之带到了美洲;还有各式各样的民族运动也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势头，工人运动也举起了联合和斗争的旗帜——“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妇女运动与反奴运动结合了起来(Billington 1980);民族主义也暗含了国际主义。因此，热忱的民主主义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13]也提出:“我们应当把人类看作是一个身体，而一个国家就是它的肢体，任何指尖上的疼痛都会影响全局。”(引自Keys，1982，1页)文化的国际主义兴起于1914—1918年之后(Iriye，1997)，去殖民化运动号召世界上所有被压迫者和“不幸者”联合起来(Fanon，1967)。的确，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时间是否真的能把我们带向人类的团结与联合，这个问题取决于如何理解这段征服、奴役和殖民主义的历史。我个人主张要辩证地看待这些不同的事件:帝国和帝制及其瓦解一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的相互作用(详见第四章);是文化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简单的冲突(Dathorne，1996)。

团结和等级，或者说等级中的团结的双重特征，也被应用于耶稣会的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14]的论著中，他提出了“日益增长的人口密度”的说法和由此产生的“复杂化”。他提出人口密度在日益增长，因此，人的复杂化程度和人类思想圈(noosphere)^[15]都在提升，而且最终人类会共同迈入大团结。而批评家们争论说，德日进低估了全球化的不平等和阶层分化，以捷径来实现人类的联合可能会导致等级制度的后果，因此如果要认真对待人类整合的问题，就必须严肃对待不平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