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现代性

现代性是社会学对全球化的思考主题。在几个突出的概念中，全球化就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例如Giddens，1990)^[1]，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与全球化相结合，现代性提供了结构和分期，此外，这种思考反映了社会科学中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到伯曼(Marshall Berman)对现代性的普遍看法。全球化和现代性一起形成了一个组合，这个组合之所以是已经成形了的，是因为它与全球化早期的一个概念非常相似:即世界市场的扩展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很相似。二者在时机上和步调上完全一致:都起始于16世纪，在19世纪晚期达到高潮;在结构上也是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的范式认为，国家和个人这两个现代化的媒介都是世界市场扩展的必然结果。有一种观点认为，普世主义就是市场逻辑和价值律法，换句话说，就是关于人类成就的现代价值观。“世界体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最为人熟知的全球化概念，它的成果是把“社会”当作分析的单位，关注点狭窄，另外，它也确实具有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局限(Nederveen Pieterse，1989)。

现代性/全球化的方法有几个问题。在现代性或全球化的概念中，不管重点是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现代性，都认为全球化发源于欧洲和西方，事实上，它是“西方化”理论的另一个名称，它也复制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所有问题:欧洲中心主义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化上，都是一扇看世界的狭隘窗户，在这个意义上，应该将之称为西方化而非全球化。另一个问题是，全球化理论转而成了现代化理论的附属品。正当现代化理论在社会学和发展理论中已经过时的时候，它又在全球化的名义下东山再起了——在全球化的保护伞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再次回归。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对吉登斯(Giddens)论著中(1990，pp.138－145)现代化的重要性提出了异议，罗伯逊思考全球化的方法是多维度的，重点放在社会与文化的诸多过程上，然而，他也有一些比如像“全球秩序”这样的偏见。根据阿纳森(Arnason)观察，这些偏见“暗含着帕森斯社会学理论^[2]的方法，从一个人为孤立的、统一的社会到全球化的环境”(1990，p.222)。现代性再次成为主题(Tiryakian，p.1991)，表明了一种对现代性思考的持续兴趣，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从关注社会结构的倾向中产生出了一种解释，而现代性黑暗的方面却在这个解释中被遗漏了。根据鲍曼(Bauman)的《现代性和大屠杀》一书，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对此给予了鞭挞，而现代性的理论——无论它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却没有给予任何批评，“这场讨论中模糊的地方太多了，有可能没法理解文化控制，谈论现代性有可能变成谈论文化上的改变，而这种文化改变在更大的历史意义上来说，必然就是‘文化宿命’……这将会抛弃所有理性的文化批判”(John Tomlinson^[3]，1991，p.141)。

通常来说，有关权力的诸多问题在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看法中都被边缘化了，帝国主义在有关现代性的解释中也明显缺席。必须首先检验社会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是先于全球化的，而且为全球化准备了条件，而不是反过来，全球化构成了现代性的条件。现代性/全球化的观点暗示着，全球化的历史起始于西方的历史，然而，准确地说，全球化难道不是起始于世界历史的吗?现代性/全球化的观点不仅在地理上是狭隘的(西方化)，而且从历史上来看也是非常肤浅的(1500年以后)。相关的时间构架如表4.1。

表4.1全球化的时间表

显然，广义上的全球化包含了许多全然不同的观点，最基本的理解通常都是很中立的，比如，“全球化可以定义为，增强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把各个遥远的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某个地区所发生的事情是被千里之外发生的事件所决定的，反过来也一样”(Giddens，1990，p.64)。可以把这种“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增强”看成是长期的过程，将之追溯到第一次人类迁移和长途的商贸关系，随后在许多特定的条件(技术、宗教、文献、帝国、资本主义的传播)下迅速增强。或者说，也可以认为它仅仅存在于这个过程中较晚的历史阶段，可以溯源到全球化社会关系的加速发展时期，是在特定条件(世界市场、西方帝国主义、现代化发展)下全球化的动力。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狭义上来理解全球化，把它当作一种特殊形式或只存在于特定的时期。比如，汤林森(Tomlison)就认为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继任者(而非帝国主义是全球化的一种模式);詹姆森(Jameson)认为全球化是由晚期资本主义创造的新型文化空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观点则是把全球化与时空压缩、弹性积累的后现代条件联系起来了。然而，“全球化增强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这一重点预设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先行存在，因此，全球化是对一个阶段的概括，这个阶段紧紧尾随在全球性的现状之下;全球化也是世界性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这种有历史深度的认识将全球化带回到世界历史中，远远超越了现代性/西方化的局限。

关于现代化/西方化问题有一种看法是，现代性的多重途径避免了欧洲中心主义的重负，还提供了一个角度去重新质疑西方的发展。本杰明·尼尔森(Benjamin Nelson)发展了这个观点，这是他关注“文明间碰撞”的一部分(1981)。“所有不同的社会都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现代性，”形形色色的现代性是现今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Gaonkar，2001;Eisenstadt，2002)。

现代性的多重路径是与现代性的史实观念相吻合的，这种观点在南半球和东亚非常普遍(Singh，1989)。日本的现代化走的就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路径，这种观点在日本的社会学中已经是陈词滥调了(Tominaga，1990)，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现代化也已经举世皆知(Li，1989;Sonoda，1990)。由此产生出一种类似于多中心主义和发展多途径的看法(Amin，1990)，但这种看法仍然是静态的、单维度的代表，即中心的倍增仍然取决于中心主义，通过选择其他中心主义——比如说中国中心主义、印度中心主义、非洲中心主义或者多元中心主义——来弥补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的自恋是没有用的，事实上，出现了许多“泛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土耳其主义、泛欧洲主义、泛非洲主义，等等。19世纪种族划分的逻辑就是在文明的名义下开始的，然后转而成了政治方案。这种用一个中心主义来替代另一个中心主义和地区的观念，其实遗漏了“全球化的多样性”这一最基本的重点，也没有认识到从中心地带到边缘“融合的影响无处不至”这一事实;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