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上的融杂

就文化的不同形式而言，融杂是“各种形式从不同的现有实践中分离出来，又在新的实践中与新的形式相结合的方法”(Rowe＆Schelling，1991，p.231)。这个原则也适用于社会组织的结构形式。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即国家形式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和功能，而不是相反(Greenfield，1992)。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全球化的现阶段又对国家有所削弱——就好像是在经济的全球化中削弱了国家经济一样。在文化上，爱国主义也有所衰落。但这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因此，构成人口统计上全球化的各种移民运动也产生出一种在海外的爱国主义和远距离的民族主义，就好像是爱尔兰人、犹太人、巴勒斯坦人的移民社群内的政治关系，以及在多伦多的遭流放的锡克教徒、在伦敦的泰米尔人、在德国的库尔德人等(Anderson，1992)。

全球本土化还能够加强地方主义，或者跟地方主义齐头并进地发展，有句话说得好，“全球化地思考，区域化地行动”。这种区域性的和全球化的动力相互串联，在少数族群中也发挥着作用。这些少数族群呼吁超越国家主权的跨国际人权标准，还有那些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也找到了支持地方诉求的跨国际互助网络。种族身份政策和宗教复兴运动也在全球化的光照中被重新理解，“身份模式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一方面宣称对区域化保持忠诚，另一方面又想分享全球化的价值和生活方式”(Ken Booth，引自Lipschutz，1992，396页)。罗伯逊注意到，特质和个性其实是一种全球化的价值，“特质的普遍化”，或者说“特殊身份的全球化稳定性”正在四处上演(Robertson，1992，p.130)。

全球化的动力，比如世界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涨落会导致种族身份的重构，20世纪80年代的非洲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Shaw，1986)。国家发展的各种政策可以引发激烈的种族运动(Kothari，1988)。因此，“全球化既能够唤起人们政治差异的意识，也能唤起人们共同身份的意识。国际交流的增强不仅仅是消除了相互理解的障碍，也突出了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诸多冲突”(Held，1992，p.32)。

全球化既加强了超级大国的地方主义，也增强了小国家的地方主义。欧盟就是个最恰当的例子。欧盟的形成是为了抗衡来自日本和美国的经济挑战，它不仅仅代表其内部的市场，它也正在通过行政的、法律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形式不断发挥作用，欧盟包含了多重的欧洲:多个国家组成的欧洲、多个地区组成的欧洲、“欧洲文明”、基督教等等。这个辩证法表明，比如说，在北爱尔兰的全体选民都向欧洲法庭呼吁，在英国法庭的裁决中，给予斯特拉斯堡^[4]地区以人权，令加泰罗尼亚^[5]能够从侧翼包围马德里，让布列塔尼可以求诸布鲁塞尔或者跟其他地区建立联系(比如加泰罗尼亚和鲁尔之间的地区)来智取巴黎。的确存在着这样一股潮流:全球化—地方主义—亚地区主义。或者说，“全球化促进了宏观上的地方主义，后者又促进了微观上的地方主义”(Cox，1992，p.34)。

“贫困地区的微观地方主义将会是一种手段，人们不仅仅用它来明确文化身份，而且还宣称它在宏观区域的层面上成功地维护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的良好运行。因此，从主权国家到宏观区域的不同层次，都提出了重新分配的问题，同时，如何使用再分配的财富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把权力下放和分散到微观区域的问题。”(Cox，1992，p.35)

在结构上，全球化意味着组织有效模式的作用在提高:无论是跨国的、国际的、宏观区域的、国家的，还是微观区域的、市政的、地区性的，等等。公司、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专业人士和计算机用户等各级管理相互交错，这近似于罗西瑙(Rosenau)的“后国际政治”的概念。该概念由两个互相作用的世界组成，它们的成员各有重叠:一个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主要的参与者是国家;另一个是多个中心的世界，参与者形形色色，有公司、国际组织、种族团体、教会等。这些功能不同的、多中心的网络接下来又嵌入到更加广泛、四处蔓延的景观之中，诸如金融景观、种族景观等^[6](Appadurai，1990)。此外，不仅这些组织的模式非常重要，而且这些组织之间的空间、距离也很重要。那些各种移民社群、迁徙者、流亡者、难民、流浪者居住的地方，就是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986)称之的“缝隙之地”，而且这些地方被认为是社会重建的重要资源。

在政治经济学中，融杂、融合的形式更加宽泛，生产方式的相互联系是紧随融杂原则的。二元经济^[7]的观点只看到分离的、不同的经济部门;而“相互联系”的观点能够看见引起融合效果的互动部门，比如一只脚踏入农业生活和生产的“半无产阶级”^[8]。二元经济是把不同的部门分成传统的或现代的、封建式的或资本主义式的，而“互联”的观点则坚持生产模式的相互渗透。不均衡的“互联”转而又造成不对称的整合(Terhal，1987)。依附论^[9]可以看作是一种结构上的融杂理论，依附的资本主义就是一种融杂，其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帝国主义的逻辑已经交互混合了。承认这种融杂的情况就可以把新马克思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古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是“永远不变的革命动力”):即，常规资本主义通向发展的道路，而依附的资本主义则是将“不发达发展成更不发达”。“半边缘”是个有争议性的概念，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融杂的形式^[10]。在更宽泛的语境下，混合的经济、非正式的部门以及“社会经济”的“第三方”，包括各种合作的非营利组织，都可以被看作是名目繁多的、融杂的经济形式。社会资本家、城镇企业家、企业成员——这些我们的时代的所有主题——在特征上都是彻头彻尾的融杂。

由各种不同的逻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融杂在不同的空间、地点表现也不同，因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混合过程中出现的都市化——比如拉丁美洲的部分地区——产生了诸多“农民城市”(Roberts，1978)。边界地带就是各种不同的组织模式交汇之处——比如自由企业区和境外银行业务区(国家主权和跨国公司的融杂交汇处)、海外军事力量以及各种管制站(Enloe，1989)。边界通常都是富有重大意义的话题(Anzaldúa，1987)，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模糊性和重新定义也是一个为人熟知的主题(Helly＆Reverby，1992)。全球化的城市及其民族融杂的街区(比如纽约皇后区的Jackson Heights街区)也是全球化景象中另一个融杂的空间。国际性的金融交易中信息技术的运用(Wachtel，1990)也带来了资本的多维空间。

融杂的另一个维度涉及对时间的体验，比如在拉丁美洲，有一个混合时间的概念非常普遍，在那里，时间的混合指的是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共存和散布(Caldérson，1988;Vargas，1992)。而一个与此相似的观点是，“内在的非同步性”是“第三世界文化的一个普遍特征”(Hosle，1992，p.237)。

因此，全球化扩大了组织的选择范围，所有这些选择在操作上都是同时性的，这些选择跟特定的社会、机构、法律、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是相关的，重要的是，任何一种单个的模式都不具有优先权或垄断性，这就是现阶段的全球化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全球化的显著区别之一。过去那个时代是伟大的民族主义时代，总的来说，那时国家就是唯一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组织。当国家的普遍建立成为全球化的某种表达时，动力却并没有在此停止。

增加的全球化人口密度和相互依赖的总趋势，现在已经转而成为组织形式的多样化。结构上的融杂和组织的不同模式之间的融合造成了合作形式的多样化，也引发了很多新的、混合的合作方式。这一方面是专业化和恰当的资本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文化融杂和多重身份的必然结果。多重身份和社会学科的“去中心化”必须建立在某种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这种能力使人能够同时得益于好几种组织形式，因此，全球化就是一个“自我资源”的多样化和扩大化。

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关于历史领域的范围和研究的深度。西方化即现代性的观点对全球化的看法，仅仅是把全球化的动力看作是近期内出现的，而从广义上理解的全球化却指的是世界范围的历史形成，包括了许多共享的全球化体验所带来的全球化记忆的发展。这些林林总总的全球化体验范围很广，从不同文明间的碰撞——比如长途商贸和移民——到奴隶制、征服、战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等，不过也有人认为后者与全球化文化无关:

不像民族国家的文化，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是没有记忆的。建立“国家”是为了利用和唤起潜在的民众体验和需要，而一种“全球性的文化”却无法解决生活的需要，也不能构建身份认同……根本没有所谓的“世界记忆”可以用来团结全人类，最全球化的经验——殖民主义和世界大战——仅仅只能提醒我们历史当中存在的分裂。(Smith，1990，p.180)

然而，假如冲突、征服和压迫只是分裂民众，那么国家就只不过是分裂的史前古董，因为国家大多都是从冲突中产生出来的(e.g.，Hechter，1975)。同样，总的来说，认为冲突只仅仅对人类造成分裂的观念是肤浅和错误的:它们也将人类联合了起来，哪怕是用非常痛苦的方式产生出某种矛盾的团结(Abdel-Malek，1981; Nederveen Pieterse，1989)。从对抗和冲突中产生出联合也是辩证法的常识，这也是后殖民主义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例如《亲密敌人》(Nandy，1983)。由镇压和对抗产生出的亲密关系并不罕见，就像以色列作家乌里·阿夫内里(Uri Avneri)关于巴勒斯坦人的作品《我的敌人朋友》(1986)。由共同的政治和文化体验而绑定在一起的、冲突不断的联合——包括那些统治的经历和体验——也已经成为融杂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在很多方式上，以前的大英帝国仍然保留着整齐划一的空间，特征就是共同的语言，在法律和政治体系上以及基础设施、交通规则、帝国建筑等方面都有共同的要素，印度和南非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样的，这些都是大英帝国的遗产(King，1990)。

罗伯逊谈到了全球性的历史深度，特别是世界宗教的传播，但是，考虑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将成为整体的这一意识会在范围上和深度上有所改变”，他保留了从16世纪才出现的全球化概念，他认为，“当代的全球化”也与“文化的和主观的问题”相关，“当代的全球化”意识到了全球性的人类共同处境，而这种全球意识承载着许多相互决定性的含义，即反身性(reflexive)的含义(Robertson，1992，p.183)。毋庸置疑，这个反身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揭示出能够对全球人类处境起作用的潜在力量。另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好的理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反身性会停在西方的大门前，以及为什么它没有从不同文明间各种联系的深厚历史中产生出来，这种联系包括了世界上各种宗教的影响，为什么它也没有理解这种深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