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讲究纯正,在反对它的斗争中,融杂借用了一个依赖性的概念,即杂合的概念,不是要对抗本质主义,而仅仅是将之融杂起来。”(Friedman,1999,p.236)这些混合物、欧亚混血儿、种族通婚、各种混血儿在殖民世界中都曾经是一种禁忌,当各种界线边缘充满了痛苦的时候,跨越就牵涉到许多危险的关系。在一个以生物和血缘关系来思考的时代,边界也被生物化(“种族化”)了:引申开来,跨越也是如此。从Boullainvilliers伯爵和戈宾诺(Gobineau)到张伯伦和希特勒,地位、阶层、种族、国家全都被当作是血统世系中生物血亲的实体。(参见Nederveen Pieterse,1989,第11章)
到了世纪之交,遗传学经历了范式的改变,原先的主导思想认为基因融杂会走向虚弱、衰退;转变后的孟德尔式遗传学认为,基因融杂使机体愈加生机勃发,融合不同的血统会创造出融杂的优势,这个原则至今仍然主导着作物育种的公司。社会和文化上融杂的思想进一步延伸,重新评估了欧亚混血儿。(在19世纪的小说、心理分析、现代主义、手工制品中)融杂意识逐渐显现,在20世纪晚期,社会学意义上,融杂处于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霸权的急速衰落时期(它表达的就是衰落的主题),它也是处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更替和重组的过程之中。
如果没有先前关于差异、纯正、固定界限的假设,融杂作为一个观念是没有意义的。说它没有意义,不是指它描述得不够准确、不够真实,而是说,如果没有一个现存的对边界的关注,它就不值得如此立论,如果没有先前说的对纯正和边界的关注、没有对等级阶层的感情和对差异性的倾斜态度,融杂的观点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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