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杂代表着“一种新的‘精英’意识”、“一种世界性的精英”(Friedman，1999，p.236;参见Ahmad，1992;Dirlik，1992)，在此可以体会到某种讽刺性的映射。从个人偏好出发的理解，会诽谤和中伤倡导某种观念的动机，而不是对这个观念本身进行争论和探讨，因此这种理解不是最高级的争论模式。那么，对那些谈论一致性、同质性的人们的动机，我们是否应该加以探讨呢?还有一些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和乡下人价值观的人在谈论边界，对他们的动机要不要进行探讨?还有一些人在本地工人阶级和轻浮的世界主义者之间制造敌对，这些人的动机呢?根据弗里德曼的解释，“世界主义者是现代性的结果，他们分享各自的经历，其实是基于一种明确的无根性……世界主义者认为自己是‘现代的’都市人……他们与国家的和种族的身份不共戴天”(Friedman，1999，p.237)。
希特勒的部分观点和“鲜血与土地”的纳粹意识形态与世界主义相背离，也与“城市生活是堕落的”相反，纳粹一方面把德国农民理想化，另一方面又反对犹太人。1953年德国的一份材料表明，“当它流向城市时，危险就威胁着国家，几代之后它衰亡了，因为它缺乏与大地的至关重要的联系，德国人要想活泼有生气，就必须扎根于土地”(引自Linke，1999，p.199)。
发现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是很不寻常的。这首先是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而非分析法的讨论，言简意赅的反驳如下:(1)对世界主义的具体探讨不属于该语境，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非要把它拉进来，那么不得不说，人类就是一个世界主义的物种，天生能够适应这个生态环境的多样性。(2)如果不能接受这个观点，那么世界主义就要在时间上先于现代性，要追溯到不同文明之间的手艺人、商人和朝圣者的漫游。(3)这里暗示的某种陈规与另一种陋习相呼应，即流浪的犹太人(Ahasverus)。(4)为什么“根基”“根源”应该成为准则，或者符合什么标准才能成为准则?游牧生活和漫游经历难道不也有很长的历史吗?(5)为什么与都市之间的密切关系，会必然牵涉到对国家和种族身份的仇恨呢?浪漫主义思想却完全相反，城市一直都是国家和地区身份认同的中心。(6)根据弗里德曼的分析，“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类型，其个性是反种族、反文化、反宗教的”(Friedman，1999，p.237)。在这个语境中，“反文化”有点儿讲不通，很显然，这种对现代主义的理解排斥了赫尔德和浪漫主义者，只假定了一种很单一的、理想化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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