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杂与长期性

融杂是自然界中很普遍的现象。蜜蜂和其他昆虫在花儿之间传送花粉，促成了植物群的多样性，自然界中本来就有异花授粉，而人类历史中融杂其实也是很普遍的。几千年来，在我们长期融杂的进化史之中，在地域上和象征意义上，我们都划分和管制着空间，或者更准确地说，这几千年的人类历史都点缀着融杂。多亏了形形色色的界限，多种多样的文明才得以繁荣，同时也受到了扼制。这些界限出现了、又消失了，创立起来、为之争战、然后又放弃。

很多当代的论争不是把自古以来的历史、而是把近期的历史看作他们意见的分歧之处，根据弗里德曼的看法，“在现阶段，文化已经将界限冲破，并与其他的文化相融杂，产生了大量新型的种类和融杂物。”(Friedman，1999，p.237)一个从历史上看貌似有理的观念是，文化从来都是冲破界限的，各种界限都是暂时的，都是有争议地叠加在混合的根基上的。最近的时段并非标准(如果从表面上看就是标准)，整个进化的历史才是尺度。当代的一个区别性特征就是，这是一个加速融合的时代，因此，新的东西不是融合本身，而是融合的范围和速度。

人口迁移、跨文化贸易、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以及异族通婚都是贯穿历史的普遍现象，偶尔还有一些人为强制性的人口转移、移民社群或者放逐，等等。有时候会出现所谓的“人口嫁接”，在巴比伦，亚历山大大帝就曾经强迫他手下的7，000名士兵与7，000名波斯妇女结婚;而且，浩大的公共建设工程也会牵扯到成千上万工匠的迁移。

我们可以认为，融杂在历史上是分层次的，包括前殖民地时期、殖民地时期和后殖民地时期等层次。每个层次都有显著不同的融杂，各种界限的作用也是如此，这些界限作用很突出，因此也代表着对差异性的不同情感(对殖民地国家来说，这几个阶段是前殖民地时期、帝国时期和后帝国时期。详见表5.3)。

表5.3融杂的历史分层

但是，我们还应该把史前时期补充进来，作为融杂的更早阶段。我们的共同起源是在非洲，进化的历史已经证实，人类是一个混合的物种^[13]。这个物种后来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类聚”，这种“类聚”从来没有排斥过大规模的跨洲的相互接触和人口迁移(Gamble，1993)。这种混合的人类遗产被各种各样的文化所证实，考古学家们辨认出了这些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它们到处传播、蔓延，与后来晚些时候出现的各种界限完全不一致。技术的扩散——比如游牧、农业、骑马、马蹬、双轮马车、马鞍、弓箭、青铜、铁器等——又快又远，进一步表明了人类早期的远程交流(Mcneill，1982)。世界人口的一半说的语言来自单一的、共同的起源——印欧语系(Mallory，1991)。还有一个更深的标志是世界宗教的传播，疾病的传播也是一个标记，标志着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插曲(McNeill，1977)。除了各种技术、语言和宗教之外，诸多象征符号的蔓延也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标志，这在艺术史中已得到了验证(Wittkower，1989)。人类学家已经研究了很多习俗和食物的传播。换句话说，我们的诸多根基都是深刻地、本质地、结构性地融合在一起的，不可能有另外的方式，融杂是物种进化的本质，而历史就是一幅拼贴画(见表5.3)。

在进化的时光中，融杂一层一层深深地叠加在社会阶层之上，是形形色色的远途跨文化贸易、征服和帝国的历史片段，也是诸如横贯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和三角贸易^[14]。在这些层面当中(或者超越这些层面)，我们可以区分出各式各样的融杂，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确定以下几种历史中常见的融杂形态:

跨生产方式的融杂。这造成了融杂的、不同的社会结构，它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当中，或者跨社会形态地把狩猎/采集和耕作及田园耕作结合在一起，把农业和工业、手工业和工业结合在一起。半封建资本主义、封建资本主义也都是例子。正如关于生产方式的争论表明的那样，生产方式并非是一个接续一个出现的，而是同时共存的。

工业化之前和之后的融杂。农业革命是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断裂，工业化是第二次，带来了全球化发展的鸿沟，19世纪是一个标志，第一次使用了化石燃料(蒸汽机)。

融杂的规则模式。社会市场、福特制^[15]、市场社会主义和中间路线都是

管理的混合形式的典型例子^[16]。

除了融杂的国家以外，还有很多融杂的地区，跨越了几个不同地理和文化的区域，比如非洲的苏丹地带。东南亚兼有印度—中国人和马来人的特征，是马来人的世界，印度—中国、中亚和南亚、中东、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社群，都是古代的融杂文化。正如威利斯(Willis)指出的，“有克里奥尔人的很多社群，也有很多克里奥尔^[17]的社群”(2001b，p.175)。融杂的社会包含了所有能接触到的文化，不管是在贸易和交通的十字路口，还是跨越几个不同的文明地带。加勒比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岛屿文化是有相互联系的文化，并且发展出了多种融杂的语言。从墨西哥到巴西，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他们自己看作是混血儿。融杂的城市通常都坐落在文明的十字路口、海港、贸易干线，也牵扯到重大的移民事件。伊斯坦布尔、威尼斯和托莱多都是典型的例子，还有巴格达、开罗、拉合尔、德里、加尔各答和孟买、中国香港、蒙巴萨岛和马赛、新奥尔良和旧金山也是如此。

在各种融杂的社会中，我们可以区别出两种不同的融杂社会。一种是它们的自我定义在传统上就是融杂的，比如墨西哥和桑给巴尔岛;第二种是它们对自我的传统理解是单一文化的，在那些地方，多元文化的识别和认同是最近才发生的转变。葡萄牙和西班牙现在是混融文化，但是它们的国家身份归功于再征服。希腊一直是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它一旦形成了民间文化，它的民族身份就转向了东方。在英国，英格兰和不列颠的身份代表着单一文化(小小英格兰)和多重身份，它忽视了英格兰的身份向来就是涉及不同种族的混合，包括凯尔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丹麦人、罗马人和诺曼人(MacDougall，1982)。所有的国家都分享着这种多重的传统，就像谚语所说的，缔造法国人花了200年，国家民族的个性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工程，而它如今又被重新定义了。

在有的国家，融杂并没有形成国家个性的一部分，它只是在背景中若隐若现，在挪威的一个博物馆里面，有一段说明文字写道:“有一种独特的珠宝，从都柏林到伏尔加河都可以找到。”有的地方性博物馆和民间博物馆常常会揭示出跨界文化的延续性，而这是气势恢宏的国家博物馆所忽视的，它们与更深的文化层次和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意识紧密联系着。

还有一个就是不同社会中的各种融杂地区，比如尼泊尔的Khacharas(尼泊尔父亲和藏族母亲的后裔)、斯里兰卡的中产阶级市民、开普敦的有色人种(Februari，1981)，还有很多遍及世界各地的不胜枚举的例子，比如在日本，“随着跨国的环太平洋货栈的扩张，各式各样的太平洋克里奥尔人社区出现并繁荣起来:有神户克里奥尔人、旧金山克里奥尔人、横滨克里奥尔人凡此种种。”(Willis，2001b，p.175)。近来另一个融杂之地是国际教育(Willis发明了一个新词来说明这个情况“eduscapes”)。随着跨国主义的日益兴起，几代后，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小孩”也出现了。

与深刻的时代背景相映衬，当今对融杂的探讨显得是如此肤浅，因为前200来年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事件完全主导了这些讨论，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些事件投射的含义和它所涉及的对界限的成见(Nederveen Pieterse，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