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

东—西方是划分世界的特殊方式。作为一个用词，它可以追溯到对希腊和波斯的区分，这种区分在特洛伊战争中被戏剧化了。欧洲精英的古典教育，以及他们对希腊和拉丁遗产的喜爱和尊重，产生了对文化加以划界的意识。古代人对差异性的某些情感遗传到了现代人身上，因为划分东西方之后所产生的全部影响都作为西方古典遗产的一部分发挥出来了，而长期以来东西方的相互渗透以及东方世界和希腊世界的相互影响却被掩盖了。

当然，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人为的、有争议的划分和有争议的文化立场，而并非是对各种事实关系的客观描述。这种区分不是建立在现实上，而是更多地是在修辞和表象层面上发挥了作用。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人口迁徙可以回溯到进化(发展)的时期(McNeill，1982)，因此早在如此区分东方和西方之前，人们早就已经相互交织在一起了。我们可以把进化时期看作是全球化的史前时期;称其为史前时期，是因为跨越空间的这些关系还是稀疏而不规范的(也是未加记载的)，称其为全球化是因为它们也为以后的交通、交流奠定了基础^[1]。物种的生态适应能力使它们能够遍布全球。在全球化的史前时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已经建造起了各种基础设施，在早期的全球化中，贸易、交流的数量和密度大大增加，一种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

古代埃及与摩亨佐－达罗^[2]和哈拉帕^[3]有商贸往来，罗马与印度的科钦进行贸易往来，相互间的联系日益重要。中国丝绸在罗马帝国的外贸中占有重要地位(Cohen，2000，p.11)，这种情况只有在货物供应充足、长期进行贸易和双方直接进行接触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古代那些大河流域的文明中心——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斯河以及长江、黄河，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彼此分享各种技术、知识和某些神秘派别的仪式。在埃及的学校可以学到柏拉图，埃及也与亚洲有贸易往来，并且分享着各种知识。马丁·波纳尔(Martin Bernal)在《黑色雅典娜》一书中提出，古代希腊的成形得益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和波斯的影响，而这些文明又为亚洲的各种文明所影响。

罗马有一句谚语叫“光从东方来”，军队的士兵从帝国的前哨把东方的各种祭仪带到罗马:有伊西斯崇拜^[4]、密特拉神祭祀^[5]，美索不达米亚的祭仪诸如巴力崇拜^[6]，牧神潘、狄俄尼索斯和贝斯神的各种阴司地府的祭仪(Tiryakian，1996)。其中东方的一种崇拜——基督教——后来成了帝国的宗教和世界性宗教。形形色色的关系向多个方向延伸，就像卡尔·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轴心时代，从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间，拜火教、佛教、儒教和希腊哲学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段各种文明之间相互感染、渗透的时期很长，是早期全球化的基础之一，也宣告了早期的全球意识。

东西方文化交织的早期包括了很多重要技术的传播，比如说文字和计算。直到16世纪，仍然是东方压倒性地影响着西方，也间或有西方影响东方的例子。亚历山大远征到印度西北部，印度西北部的河流和恒河都是早期西方影响东方的实例(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从今天的阿富汗边境和巴基斯坦西北部撤军，他其实已经靠近了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和塔克西拉，这里曾经是犍陀罗文明^[7]的遗迹，其风格是混有希腊特征的佛教艺术，它是希腊、罗马、伊朗和中亚文化的大混融。希腊和罗马的影响是西方影响东方的例子。当然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影响之潮流和影响之方向表明，东方、西方的划分从一开始就已经被接纳了，但这还是脆弱的(如果说它很重要，那也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很重要)，而且也过时了(只有当它承载和过去不同的意义时，它才很重要)。

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区分以及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的区分，都深刻地改变了东—西方的差异性。十字军东征表面上是瞄准了穆斯林，最终却是成功地削弱了拜占庭。东—西方在帝国之内的对抗就是十字架东征背后的潜台词。

根据Hobson(2004)分析，可以算出早期全球化的年代，500年—1000年左右，以骆驼商队进行贸易的形式，中心地带是以麦加、巴格达和大马士革为轴、善做长途贸易的中东。穆斯林商人逐渐向东迁移，促进了远达中国的商业活动，为重置经济实力的中心作出了贡献。东方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始于大约1100年(Hobson)、或者1400年(根据Frank，1998;Pomeranz，2000)，在此期间，中国和印度在推动世界经济方面取得了核心地位，引领了生产力、创新和商贸。商品、技术和文化的影响沿着丝绸之路得以传播，贸易包括了丝绸、细棉布、棉织物、各种香料、纸张、火药和指南针，等等。

这一切对西方的冲击是非常大的。15世纪时，火药被运送到欧洲，从根本上结束了封建主义以及城堡的作用，权力逐渐转移到城镇，因此，自由的小镇开始发展，欧洲的中产阶级兴起了，这些都与来自东方的影响有关系。欧洲的第一批“自由小镇”出现在意大利的港口，利凡特(Levant)的贸易给这些港口带来了自由，也给里窝那、比萨、莱万托、威尼斯和其他港口城市带来了繁荣，还催生了内陆经济的兴旺，里窝那和比萨的港口是佛罗伦萨和梅蒂奇财富的最初基地。这也是将“东方文明”和“西方崛起”连接起来，把东方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联系起来的另外一个纽带。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和各式建筑都具有某些东方的风格，它们永久地见证了上述那些联系和交流。从14—15世纪开始，意大利商船将大量的奢侈品从伊斯兰和亚洲国家运送到欧洲，在纺织品、制陶术、玻璃、装订和金属制品等方面都给意大利的能工巧匠们带来了很多灵感，他们的工艺渐渐地开始能与进口产品相媲美。意大利的绘画作品反映了跨地中海的贸易情况，还有从东方而来的地毯和陶瓷精品，以及复制的纺织品及写有阿拉伯文字的纺织品，都在意大利绘画中有所反映，如此一来，伊斯兰和亚洲的艺术主题也就被西方的基督教环境所兼收并蓄了(Mack，2000)。

威尼斯作为“欧洲的百货市场”兴起了，其东方特征早就被记录在案。中世纪埃及、土耳其和波斯帝国的工艺技艺镶嵌在金属制品、陶瓷、漆器釉彩玻璃、纺织品和地毯当中，这些技艺在圣马力诺共和国^[8]那里找到了印证。伊斯兰艺术和波斯、奥斯曼的微型画也从威尼斯进入到了欧洲(参Carboni，2007; Gombrich，1984)。

东—西方的差异最终是由欧洲来界定的，再重申一遍，这个划界当然是非常肤浅的。因此，宙斯以公牛的外形诱拐了推罗国王阿格诺尔的女儿欧罗巴，推罗就在今天的黎巴嫩，宙斯却将她带到了欧洲^[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