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文化不是一个单纯的主题。与此最相关的一个变量就是现代性。三个向量——全球化、现代性和文化——与有着决定性作用的变量——现代性是连在一起的。让我们来看看伯纳德·刘易斯近作的副标题:《中东地区穆斯林和现代性之间的碰撞》(2002)。这是暗示文明的冲突的潜台词。“现代性”也是对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较为礼貌的、社会学角度的表述。社会学家阿克斯福德(Axford，1995)、汤姆林森(Tomlinson，1999)和其他社会学家一起，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争论，最终则小心翼翼地滑过现代性的边缘(研究西方现代化的逻辑)，承认现代性形成了文化动力。很难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联合起来的这股力量进行抗争，它们拥有技术和经济，因此，看起来，全球性(研究西方文化)战胜了地方文化。然而，人们可能会疑惑，这些因素是关于文化的还是关于权力的呢?
我对过去的趋势和目前走向的解读很不一样。首先，传统观念认为“西方的崛起”产生了世界经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整合体，这一点已经为完全不同的理由(accounts)所驳倒。一个整合的世界经济——可以表述为“非—欧经济”——比西方的崛起要早几个世纪(Abu-Lughod，1989;Frank，1998)。在这一世界经济的中心是中国和印度，而欧洲在外缘。在中心区域，这一趋势往外扩展至西亚，奥特曼帝国和波斯的人口增长率、城市化、工业和农业生产力、基础建设以及商业体系，都比当时的欧洲先进，并且继续发展直至19世纪早期。因此，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基础就在这些区域，而不是在欧洲。安东尼·金(Anthony King，1995)认为，非常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殖民城市，后现代认同却先于欧洲现代性的发展。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现代的条件在欧洲出现之前，就已经在印度和中国的城市中心随处可见了。这便使得普遍流传的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亚洲生产方式)、韦伯(新教伦理)和Wallerstein(现代的世界体系)变得毫无意义了。作为后起之秀，欧洲进口了文化和其他商品，这在早期欧洲文化具有混合性的特点中可以看得出来。
其次，“现代性”和“资本主义”这一合并起来的概念需要拆分开来。现代社会学逐渐让位于现代性社会学，并接近现代性人类学。在这一过程中，单一的现代性变成了多重的现代性(modernities)。由于同样的原因，人类学用解释现代化的视角，也能解读地方的变迁。“现代性通过当地的棱镜进行观察”(Miller，1995)产生了令人意料不到的后果。发展即现代化=西方化，这是途经的一站。如今，那些在十年及十多年时间中比西方增长更快的国家一直在引发新的现代性。这些新出现的融杂的现代性的特点为何?前景又会怎么样?全球化、飞速发展的通讯和移动技术为“传统”与“现代”实践之间的新组合创造了机会，例如地方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与传统的组织之间合作可以有全新的形式。同样，当我们通过种族主义的眼镜去观察资本主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面孔(Miller，1997)。资本主义不仅仅塑造了文化，资本主义也被植入文化之中:资本主义是一个文化的集结地。因此，由于各种原因，多种多样的“资本主义们”(Capitalisms)的视角比单一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视角更加丰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种杂糅性(hybridity)逐渐在解读地方变迁、过去和现在的时候，日益成为重要的、全新的叙述方式(正如Siebers，1996;Matsuda，2001; Silva，2002;Whatmore，2002)。
就如沃尔特·安德森(Walter Anderson)所说，“各种符号都将自己从源头拆开，如蒲公英的种子那样在全世界漂浮散播”(2001，p.89)。因此那份融杂的清单越来越长;犹太人演奏的“克莱兹梅尔[1]·弗拉曼柯舞曲(klezmer flamenco)，日本人跳的萨尔萨舞(Japanese salsa[2])，法国人演奏的蓝草音乐( French bluegrass[3])”，德国籍印度人(ibid．，p.90)。本书引申的含义是:这些语汇的修修补补不仅仅适用于符号，而且也适用于结构与体制。尽管互相融合的状况在近些年飞速发展，实际上这样的现象由来已久。词根本身都是混合而成的。因此，文化融杂和世界主义，不仅仅是罕见的精英人士的经验，也成了大众化的条件和经验。全球融合不仅仅只是跟随其后，而是在民族形成之前就有。我们早就在体验世界主义的日常生活了。拉美作家理查德·罗德里格斯(Richard Rodriguez)早就有过类似的表述:“我们看着来自拉美的福音书传到美国，而洛杉矶好莱坞的影星却接受了印度的泛神论。我们看着这样如此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把它叫作‘著名的多样性’都是笑柄。……多样性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现代性’。”(London，1997)
在苏丹喀土穆临时搭建的那些窝棚中，融杂意味着清除社会工程，例如不能强制接受伊斯兰教法(Simone，1994，p.224)。这并不是说，边界地带一定是混血的温床。这些地方也可能是保守主义的壁垒和防御场所——就因为它们是在边境上。在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这也是最后一块被夺回的土地，在严酷的弗朗哥统治期间重新得到确认的天主教已经站稳脚跟，成为占统治地位、具有强烈保守倾向认同的宗教(Dietz，2001;Gonzalez Alcantud，1993)。该地区更加欢迎那些前来瞻礼阿罕布拉宫辉煌的游客，而不是那些摩洛哥移民，尽管他们的先辈曾经建设了这个城市和科尔多瓦(Cordoba)的大清真寺——西班牙最有名的清真寺，以及科尔多瓦伍玛雅德王朝(Cordoba Umayyad)最完美的纪念碑。大清真寺一直被科尔多瓦的罗马天主教占领着，至今还没有获得重新以清真寺的名义开放的许可。
在两极化和冲突不断的背景下，融杂意味着什么?尼禄·拉特南(Niru Ratnam)问道:“融杂能应对像劳伦斯案[4](Lawrence murder)这样的事件吗?”他观察到，“融杂的绝不只是伦敦南部的Eltham口音那么简单”(1990，p.156，p.158)。另一方面，“英国人”这一概念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掩饰(Parekh，2002)，还是任由英国越来越多的混合婚姻发展，以及对随之产生的复杂的变迁史视而不见呢(Phillips，2001;Alibhai-Brown，2001)?
两极化意味着对中间地带的压制，但是压制是否也意味着并不存在中间地带呢?世界持续冲突时间最长的区域——巴以边界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融杂?这一持续不休的冲突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任何一方的多重身份?比如阿拉伯以色列人的复杂身份，以及边境两边黎凡特(Levant)的背景?(Alcalay，1993)
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超出了以往的经验，包括农业、城市化，以及作为国民经济重心的工业。国家继承了过去的领土秩序和规则，“国家利益”又将其转化成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商机(niche)及一个个项目，共同编织了一部扩大地产家业的历史。德鲁兹和瓜塔里(Deleuze＆Guattari，1984)把定居(sedentarism)和游牧(nomadism)区分开来，作为解读的范式。当我们把视线从定居模式转向游弋模式的时候，整个环境和地平线就改变了:打猎、游牧、畜牧业、渔业、贸易、跨国企业和超空间(hyperspace)这些全都造成了非领土化。如果游弋和定居可以一样作为类型界定的标准，为什么身份认同必须以定居这一类型为中心，而不是以游弋的这一类型作为其模式?为何只分析不动产而不是动产?随着时间推移，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从这一视角看，我们完全可以期待，游弋可以和定居同样重要，甚至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跨界活动越来越多;边境冲突还在继续，但是它们会成为整体上、决定性的动力吗?
未来也属于“长期”，这与对世界历史和政治持有变化的视角很有关系。(例如，Thompson，2001)。但是未来被抵押了。因此，墨西哥的哲学家乔斯·瓦斯肯瑟洛斯(Jose Vasconcelos)预计，未来这个星球将是人类混合居住。《一个宇宙种族》(1948)一书中又重新产生了过去的偏见，即“种族”。同样，理查德·罗德里格斯(Richard Rodriguez，2002)通过使用棕色打开当前的时代，同样把认识停留在了皮肤颜色的色调上。
在此，我试图避免或摈弃的另一个错误观念是“文化”，它是一个纯净、独立的领域，是相对于经济和政治这一硬现实的柔软一面。文化不只是在卢浮宫度过的一个下午，不是在米兰的斯卡拉(Scala)[5]或硬石餐厅消磨一个夜晚，也不是在以色列的希伯伦(Hebron)[6]旁漫游的一个下午。文化是人类通行的软件——世界上的实体企业没有软件都无法运行。诸多的愿望和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和预期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权力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梦想。“人类的无限的欲望”，哲学家伯特拉德·拉塞尔(Bertrand Russell)说，“主要是要获得权力和荣耀。”(1938，p.11)。
随着社会科学出现结构主义思想，人们意识到，社会现实和界限是社会建构的。话语分析理论也指出了这一点。这就把“文化”放置在了社会科学的中心。根据对民族(或种族、伦理、认同、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具体的文化理解来决定界限。在边界和界限中加入了大量的利益诉求，影响着阶级命运、种族群体、精英。由于边界和界限是权力差异的一种功能，因此边界和界限是嵌入和编码在文化诉求中的社会结构。因此，很难把冲突和文化区分开来，因为冲突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表现。国内的政治行动通过文化差异的政治形式表现出来(Leege et al．，2002)，国际政治这也是如此(Nederveen Pieterse，2004)。这是讨论文化的关键。由于文化是一个战场，融杂则会形成两军交战时都要争夺的地带。融杂并不能组织斗争，但是可以产生多焦点的视角去观察斗争，而且，通过展示双方的多种身份认同，可以跨越在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观。
【注释】
[1]Klezmer(克莱兹梅尔)由希伯来语中的“kley”(乐器)和“zemer”(歌)所组成，意思是“犹太音乐家”。Klezmer音乐最常出现在波兰、罗马尼亚、俄国和乌克兰等地的犹太人教堂或小区(非犹太人小区也有)，一般多在结婚生子的喜庆场合中演奏，且以各种形式的舞曲居多。http://baike．baidu．com/view/ 942621.htm。——译者注
[2]萨尔萨舞(salsa)是一种拉丁风格的舞蹈，其热情奔放的舞风不逊于伦巴、恰恰(http://baike．baidu．com/ view/783746．htm?from Id=55689)。——译者注
[3]蓝草音乐(Bluegrass)是美国民俗音乐的一种，同时也是乡村音乐的分支。它在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的传统音乐分别有不同的来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7%8D%E8%8D%89%E9%9F% B3%E6%A8%82)。——译者注
[4]英国著名的种族案件。
[5]斯卡拉(Scala)是意大利南部坎帕尼亚大区萨莱诺省的一个小镇，地处阿马尔菲海岸海拔400米的山岩上(http://baike．baidu．com/view/1588150．htm#2)。——译者注
[6]耶路撒冷西南偏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亚伯拉罕的故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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