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遗产与印度改革

任何文明都难以在自给自足的土壤中结出果实。早在雅利安人带着吠陀来到印度之前，印度河下游的哈拉帕文明就同美索不达米亚有着密切交往。直到中世纪，贸易的商船一直在印度和欧洲之间穿梭往来，从荷马开始的众多希腊哲学家身上都能找到印度的蛛丝马迹。而当它们在18世纪像陌生人一样再度重逢时，欧洲像小学生一样发出惊呼，在对那些古老梵书表达赞叹的近代人中，有很多像康德、叔本华和歌德那样伟大的名字。

然而，惊呼之后的经历并不令人愉快：英国统治印度长达190年。期间，印度出现过令世界震惊的饥荒、瘟疫，传统工业遭毁灭性打击。而且，它抛出的按宗教而不按民族、文化、经济体系分治的“蒙巴顿方案”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在印度国内各教族之间埋下了遗患无穷的纷争和祸根。

基于这些辛酸与屈辱的被殖民经历，1948年印度独立以后，多届政府都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大力弘扬民族文化，试图消除殖民统治的影响——实际上，这种“去殖民化”进程一直都在进行，比如：印度孟买最大、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是王子博物馆，该馆是当年为了庆祝韦尔斯王子于1905年首度拜访印度而建的；1996年之后，在“去英国化”、“去殖民化”的改名声中，博物馆的官方名称已被印度马哈拉什特拉邦英雄贾特拉帕蒂·希瓦吉（Chhatrapati Shivaji）的名字所取代。

这是一种普遍而普通的做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大多数殖民地获得独立，旧的世界殖民系统不复存在。然而，宗主国的影响却渗透、融入到新独立国家的血脉和基因中，不管好坏，挥之不去。印度也是这样。

帝国主义带来了它的自我否定：基督福音与民主、知识分子的针砭时政与国家主义。因此可以说，英国殖民者的很多遗产也让印度获益匪浅，享用至今。英语、板球、铁路、邮局、文官制度等英国遗产为印度发展带来了长期正面影响。印度宪法和政治体制基本是英国模式的移植，具有鲜明的西方特色。恰如一学者所言：宪法中除了印度人自己起草这一事实外，没有多少新东西。^[2]印度的精英自19世纪初叶起，便已极具智慧性与原创性地吸纳了英国式的西方科学与文化，它孕育了无数一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像泰戈尔这样伟大的诗人。同时，印度的英语文学出类拔萃，不仅是因为才华横溢的作家创作出文学成就斐然的作品，也由于没有语言隔阂。

由表及里，究其根源，英国的两大文化遗产尤其值得大书特书：

一、英语

作为有五千年文明史、各个地区独立发展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种姓制度是其社会生活的中心，但它并不是唯一让外人难以理解的事——语言的繁杂也同样让人困惑，有些是印欧语系，还有些是德拉威语、西藏语及原住民语。依照《一九二七年印度语言调查》，当时使用的共有179种语言及544种方言。^[3]

至独立时，印度本土的语言仍有400多种，很多邦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印在钞票上的本国语言也有14种之多，“语言博物馆”的美誉，对印度来说实至名归。

然而，令人咋舌的数量不仅造成了沟通的障碍，而且语言和文化、宗教、民族特性等之间的关联也非常复杂，令人眼花缭乱。在这种情况下，语言问题在本质上就成了政治与文化问题，毕竟，从国家统一、政令畅通、文化发展等角度来说，定于一尊的“普通话”是必须，否则数亿人口说那么多种不同的语言，怎么能相互了解？英语发挥了这个作用，堂而皇之地成为印度的“国语”，使印度人能够自由交流。据统计，印度有20%的人粗通英语，精通英文的人则有5000万，是世界上掌握英语人数第二多的国家，仅次于美国。鉴于英语在世界交流中的特殊地位，这种语言优势，为印度向全世界开放提供了便利的沟通、学习方式。

英语流入印度是在17世纪初。在1757年，英国军队在普拉西战役中击败了葡萄牙人，东印度公司确立了在印度的统治地位，并开始殖民化进程。1835年，时任英国驻印总督本廷克勋爵宣布在印度推广英语，以培育一小批精通英语的印度精英，并优先录用他们到英国人管理的政府机构工作，协助英国殖民统治者管理不懂英语的普通百姓。由于学习和精通英语是提升社会地位的一条捷径，到20世纪初，英语已经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和学术语言。当印度国大党首度开会讨论应该选择哪种语言为国语时，甘地倾向于选择兴都斯坦语，尼赫鲁也附和这项决议。不过，他忠于印度现代化的理念，也一直坚持认为英语应该是行政部门的主要语言，并充当文化、科学、哲学的沟通工具。他认为持续使用英语，可以使门户向西方敞开。

尽管初衷不是为了印度民众间的沟通，但是，客观地说，英语的推广加强了印度各地的交流和往来，因为印度独立前有500多个各自为政的土邦王国。一些语言研究者甚至说：“正是因为英语的普及，才使得南方说泰米尔语的婆罗门和北方说印地语的婆罗门之间第一次有了交流沟通的可能。”实际上，在诸多维护英语特殊地位的势力中，就有一种主张是因为推崇英语具有非任何传统印度语言的独立性而坚持印度应该使用英语。

建国之初，为了废止英语，以消灭这一殖民统治者的“遗产”，1949年，印度议会在制定宪法时，规定印地语为印度唯一的官方语言，并规定了15年的过渡期。然而，印度千差万别的情况让这一决定在南方推行时遭到巨大阻力，因为，尽管北印度讲印地语的人口占96．7%之多，但在南方却不足0．1%。结果，15年过渡期满时，南方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抗议这种歧视非印地语族群的倾向。甚至，一些邦威胁说，如果中央政府强行规定印地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他们将脱离中央政府自治。最后，在这种压力下，加上首任总理尼赫鲁的力排众议^[4]，印度政府做出让步，允许每个邦有选择本邦语言的权利；邦与邦之间的交流可以用英语；中央政府机构继续使用英语；全国文官考试使用英语。不久，印地语和英语正式并列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语言风波也从此平息。之后，英语在法律法规、政府文件和军方的高层活动当中得到了广泛使用。虽然印度宪法规定要对英语在国家政府中官方语言的地位做出定期评价，但印度商人在商业和政府活动中始终倾向于把英语当作“国语”（National Language）使用。

由此可见，在印度，国语的制定染上了政治国家主义与宗教排除异己的色彩。施行于今日印度的这套印地语还有另一项缺失：这种语言排斥所有的外来语，无论是英语、波斯语或是阿拉伯语；它以梵文的新字来取代这些外来语。这就有如英语将源自法语的所有词汇剔除，因为那是诺曼底民族侵略的遗迹。事实上，很少人真正懂得官方的印地语，那已成为一种矫揉造作、官僚作风的专业用语。为了让“高级印地语（High Hindi）”成为活生生的语言，就必须融入日常用语，并接受外来语，无论这些外来语的语源为何。活生生的语言是混合语，不是纯粹的原始语言。^[5]

目前，在印度中央政府机构中，英语的使用率为70%，印地语仅为7%，高等学府几乎全部采用英语教学，英语实际上成了凌驾于其他印度语言之上的超级语言。在英国人离开印度近60年后的今天，英语在印度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巩固和加强：真正的官方语言及在所有民族间都说得通的语言是英语；这种英语经过自然演化，已经逐渐变成印英语（Anglo－Indian）。

这种宽容的政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善报。在全球化席卷世界之际，作为世界工作语言的英语，对印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起飞有最直接的助推作用。难怪一些印度上层人士满怀感激地说：“英语是英国人留给印度人的最伟大的礼物之一。”实际上，正如印度学者所说，在经济改革中获利最大的仍然是社会地位本来就很高的英语阶层，他们一部分人利用权力从各个环节上截取利益，一部分人利用资金在办企业中繁殖利润，一部分人则利用知识、技术在高科技等领域赢得利益。

当然，语言是思维和交流的工具，是思想传播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文化赖以传播和传承的载体。而文化又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根据。当印度的主要精英们都用英文来撰文写稿，著书立说，传播文化、观点和思想理念时，那些不懂英语的人首先就丧失了学习的机会，造成了知识界和教育界的“马太效应”。另外，精英们长期用英文写作，英文自然越来越熟练，而本民族的语言则慢慢失去了活力。

不过，在经济至上、发展第一的年代，对于享受英语红利的印度来说，这些忧虑都是次要的。未来，印度能否仍像之前那样，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经济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同时还能保存传统的文化与道德风貌，将成为疑问。

二、现代国家制度

从根本上而言，1947年的独立运动是英国的理念及制度的一大胜利——尽管它不是由英国推动的。“国家”是一种由英国引进来的现代观念，英国还使印度所有的王国服膺于单一政府及单一法律。

独立后，在一个宗教、种姓与语言林立，穷人与文盲充斥的国家，印度建立起了一个成熟稳定的民主政体。这样的政体，可以给大战略算小账，避免以国家的名义侵犯个人的权利，避免折腾、胡来和头脑发热的自乱其政。

正是得益于这种政体，自独立以来，不管宗教、族群与社会矛盾如何尖锐，印度从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或内战，政治权力通过多党竞选的方式和平、顺利地转移交替。这种政治上的稳定性降低了印度的“政治风险”，为经济长远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而这种现代国家制度的确立，也主要是拜英国所赐。

综观历史，印度的发展缺少主线，极少统一的局面，在社会治理上没有形成能够传承的制度。因此，英国殖民统治时留下的议会民主制、法律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都得以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这形成了印度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独立后的印度的立法和司法机构基本上继承了英国的法律体系。今天的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议会制民主国家。这种政治体制有利于在保证经济发展第一的情况下，避免多数改革导致的“改革使富有阶层联合起来对付普通民众”的恶果。目前，印度10亿多人口中大约有4亿左右生活于贫困线边缘，其中有约0．8亿人的年收入在8000卢比以下，3．2亿人的年收入在8000至12000卢比之间，他们基本上属于无知识、无技术阶层；6%的富人拥有全国60%的资产，而80%的人口仅仅占有20%的资产。

1857年，印度发生了持续两年的全国性反英起义。之后，英国完全取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政治权力，改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并实行了政治改革，引进了文官制度和法律体系。而且，政府低级公务员职位向本地人开放，但受聘者必须受过良好的西方式教育、英文娴熟。由此开始，印度的上层阶级开始将年轻人大批送到英国深造，其中学习法律的人最多，因为法律学位更加有利于竞争政府职务。结果，这批从穿着到社交、思想行为方式都非常西方化的当地人，把民主自由意识引入印度，希望学习英国议会政治的操作模式。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该党初期的宗旨是采用英国议会的辩论与方案模式，推动政府内部改革。

1892年，印度国大党的创始人之一达达拜依·那奥罗哲以印度祅教自由党人的身份，成为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来自亚洲裔的下院议员。此人政治立场温和，但绝非凡人。那奥罗哲的追随者中，一个是后来举世膜拜的圣雄甘地，另一个是巴基斯坦国父真纳。

一开始，国大党并没有明确的民族独立宗旨，仅仅是学习进行辩论并提出议案。甘地参加1901年的大会后写道：“每一个提案都有冗长的发言，都用英文，而且总有一些知名人士加以支持。”这些议案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但是，印度精英们由此开始了自己的议会制度，同时也建立了一个后来世界上最大的议会政党。^[6]

与长期实行军人寡头制的巴基斯坦相比，同为从英国统治下印度次大陆独立出来的国家，实行议会制民主的印度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这种制度也养育出了发展中国家最为发达的公民社会，有着大批受法律保护的非政府组织，在印度当今的教育、环保、公民权利等领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同时，议会制与多党制会导致政府按固定频率更替。为了从在野转为入朝，印度各反对党势必要求执政党加快国内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以获得更多在媒体面前发表政见的机会。正是迫于这种政治环境压力，政府在国家第十个五年计划（2002～2007）中，许诺把“充分利用传媒保障政务公开透明、保证人民获取信息渠道畅通”定义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无疑，历史上英国与印度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对印度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耻辱，但作为副产品，英国人的确帮助印度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奠定了相应的宪政制度及基础设施。

近些年来，印度在经济、军事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为尽早实现其世界大国的战略构想，印度正在全方位地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其中包括与前宗主国英国的关系。而从印度整体的民族心态来看，多数印度人已经平复了“悲情意识”^[7]，能够比较平和地看待英国留给他们的“遗产”。当然，也有一些民众，对于英国殖民主义的“精神负遗产”念兹在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