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新闻业的历史

从历史上看，印度新闻业本身就是西方理念、实践与本土风格、内容的混合体。

早在1811年时，社会改革家、“近代印度之父”罗姆莫罕·罗易（Rammohan Roy）就开始出版几份当地语言（主要是孟加拉国国语、印地语和普什图语）的周刊，集中报道英国和印度读者关心的话题。19世纪时，英语教育迅速扩展，在英国诗歌和哲学的滋润下，周刊着力于在社会上培育“公共精神、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等观念。^[1]在宗教激情、经济与政治不满、教育不断扩大、公共舆论持续增长、期盼国家统一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泛印度意识”的观念开始萌芽。一些早期的印度报纸，如《印度镜报》《印地爱国者报》等，开始有意识地在读者当中植入一种全印度及国际的观念对比。这种趋势至今不休：自印度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印地媒体（一个区域往往有四五份报纸或杂志）双管齐下，通过扩大新闻报道范围和赋予新的地方意识，重塑了个体公民的归属意识。

1947年独立后，印度传媒既是民主的，也是为促进发展的（developmental press）。在印度的语境下，“发展新闻学”是指一种专注于现代性事业与视野的新闻学。现代性包括工业化、大众福利、削除贫困与文盲等一系列社会文化转变。二战甫一结束，“发展”一词开始流行，而所谓发展时代也因各种联合国机构而得到提升，国际舞台上出现两种基本模式的构想：第一种是基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哲学与理念的现代化；第二种是国家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模式包含工业化、个人自由、市场经济及高消费。第二种社会主义模式强调全能政府，以及在国家体系控制的范围内进行物质与技术的增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宣传通过报纸、电影和广播的成功扩散表明：通过将信息传播给广大的受众，大众传媒可以动员民众和舆论，以鼓舞士气、争取与国，并孤立敌人。二战以后，大众传媒在传播发展与进步观念上的加速器功能被广泛认知。在社会发展中，社会动员是提高识字率和文化水平的关键。传媒在提供基本信息及证实政府的善心与诚意上，有一定的作用。当然，在承认大众传媒（电视、广播、报纸、电影）作用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当地传媒如民间演出、展览、集会、集市、社区会议等具有更强大的说服能力。

印度政府在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的领导下选择了社会主义模式，尽管总体而言，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并没有放弃民主或资本主义的理念。在政府这种半吊子社会主义模式的领导下，印度的发展新闻学^[2]致力于通过传统传播渠道推进大众传媒项目——广义言之，传媒在动员志愿者和公务员、鼓励有需要者参加培训计划上都有贡献：它让人们知道消除文盲的重要性；让学习者知道识字的重要性并决心学好。自此至90年代初，历届政府都青睐“传播促进发展”的路径，不允许广播电视这些新的大众传媒成为私有企业。否则，他们认为会鼓励广告和消费主义，从而激发民众对外国文化和物质产品的需求。这些领导人设想：在印度这样一个等级制及文盲众多的社会中，一些传统的信念与行为对于人们参与发展活动是个阻碍。而音频、视频媒介通过推动教育和态度转变，可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另外，自独立后，印度一直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在内部社会千姿百态、文化差异巨大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国家，而不是消灭差异。为此，1991年之前，作为唯一的电视台，DD被赋予“提升民族融合”的功能。然而，这一公共服务广播尽管一直苦苦挣扎避免被整齐划一，却并没有体现出印度多语种、多宗教的特点：电视上展现的基本是以德里为中心的印度的统一的形象，没有将诸多地区性文化在DD电视台上展现出来。对于全印电台和DD电视台，历届政府都采取了垄断式管理。尤其是电视，被当作国家建设与民族整合的强有力手段。

然而，在建国后的30多年里，印度并没有从早期传播发展项目的教训中汲取经验。实际上，使用电视作为教育和发展的工具过程中，印度出现了不少失误：（1）过于注重硬件扩张，忽视开发本土的软件；（2）仅存的两家公共服务电视台没有自主权，反而被党派政治用作斗争的工具；（3）面向全国的广播节目以印地语为中心，缺乏普遍接受性；4．在地方上，尤其是德里，节目多聚焦于政策和决策。

信息与广播部令人窒息的控制、官僚式的管理结构及缺乏竞争等因素，都使DD的节目无聊且令人厌烦。同时，一些难以避免的商业化倾向，在推动DD安排节目时，易把无趣、不受欢迎但十分重要的教育和发展节目放到乏人问津的时间段。

由于缺乏在教育、娱乐、信息节目等领域的竞争力，印度电视观众厌倦了DD的节目。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城市中产阶级都不满意：知识分子觉得，对全体印度人而言，信息和教育节目的数量与质量均不足；对城市中产阶级而言，信息与娱乐节目的数量与质量均不足。

就全球范围而言，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新闻学到达顶峰时，媒体主要报道“更大的草根参与、发展收益的更平均分配以及发展中国家生活质量的提升”等题材。但随着20世纪80至90年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全面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兴盛，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模式通过私有化和解除管制进程以及信息革命等合法化，发展新闻学模式随之逐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