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女性事件

信息和通信技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时间和空间被空前地压缩，创意、资金和服务已摆脱了国界线的束缚，全天24小时处于流动之中。新的情况与传统社会之间产生了张力，促发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比如，被海量信息淹没的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搜索引擎和智能手机工作，这种记忆外包的现象，正在改变人们的认知习惯，“谷歌导致了人类整体记忆的减退”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同时，科技还将在21世纪重新定义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大量的公民参与、挑战政府权威的微型造反会令政府猝不及防。而这些公民手中唯一的武器就是自己的手机。

还如，在联系和整合具有相同观念的人群方面，新媒体拥有巨大的力量。政治运动依靠新媒体的宣传和整合力量，足以使星星之火逐渐燎原。然而，也必须注意：庞大人群借助新媒体表现出的狂热和非理性，无力有效解读和理解复杂现实，从而只能快餐式消费简化的信息。

再如，术语问题在网络领域有特殊的难度。比如，在现实的美苏谈判中，对于巡航导弹的准确定义会有所分歧，但没人否认这是一种武器。而在网络领域，连“信息”是不是武器也没有定论。这种不同立场与具体情况导致的认知差异，只能导致“网络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的局面：南斯拉夫解体后巴尔干半岛上四分五裂的状况，被形象地用来比喻网络上志趣相投的人自成一个个小团体、小圈子，且相互排挤或敌对的分裂情形。^[6]的确，真实世界的互动通常迫使我们处理不同的东西，虚拟世界却偏向同质性，地缘的社群将被取代，转变成依利益或兴趣来结合的社群。

除了这些问题，在新媒体的作用下，印度还有自己的一些特殊情况。

一、催化色情业的壮大

2012年2月7日，印度卡纳塔克邦（Karnataka）三位部长被捕丢官，原因是他们在神圣的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大楼里观看色情视频。

“官员”、“色情”等关键词让这条新闻备受注目，然而，这不过是印度现实社会中的冰山一角：色情作品已通过互联网渗透到印度的每个角落，久经历练的政客、疲于应对生活重压的成年人和不谙世事懵懵懂懂的孩童，都能毫无技术与费用门槛地轻易获得色情视频或文字。

因此，对于卡纳塔克邦的丑闻，公众尽管反应不一——有人因不堪入目而感到愤怒，有人因隔岸观火而觉得有趣，但就是没人因其触动道德底线而感到震惊，有媒体专业人士用宝莱坞著名影片《三个傻瓜》来戏谑他们。

实际上，在互联网提供的平台和高速数据服务提供的便利刺激下，色情作品传播已经国际化。青少年很容易看到，并通过手机在朋友圈子里传播，受影响者呈指数级越滚越大。自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开始后，面对商业和外来文明的冲击，印度本土的传统道德观念已经陷入困境，色情的泛滥构成了新的威胁。电视、DVD和互联网推波助澜，伴随这些媒体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较父辈更早地暴露于色情之下。

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是关键词研究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过它，既可以查看关键词在谷歌的搜索次数及变化趋势，又可以查看网站流量。通过这个工具，可以分析谷歌全球数以十亿计的搜索结果，告诉用户某一搜索关键词在谷歌被搜索的频率和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到2012年间，“色情”一词在印度的搜索流量指数翻了一番。由于有便捷的网络连接和灵活的付费方式，在线色情的能支付度、可及性和可接受度越来越高。在2011年，印度有7个城市登上世界色情搜索排行榜前10位。根据德里麦克斯医院（Max Hospital）对一所公立学校进行的调查的结果，47%的学生每天讨论色情。根据全国犯罪记录管理局（National Crime Records Bureau）的数据，色情在网络犯罪中排名第一。那些本为公共生活所不齿的色情，在印度日常生活中有着越来越高的被接受度。2011年11月，拉贾斯坦邦一位政客与护士的性爱光碟流出后，居然一碟难求。^[7]

这增强了卧室内的张力，使孩子们受到的生理诱惑超越了他们对社会的理解和伦理的控制，从而在精神上进入一个他们不理解并应当远离的世界。长此下去，耳濡目染，必将使他们的行为方式脱离传统社会调整机制的控制，进而对熟知的家庭生活形成威胁。

而智能手机的出现进一步改变着全国的色情景观，造就了巨大的色情市场。年轻人因为在线色情作品而睡得很晚，以使即时通信工具和网络摄像头保持活跃状态，他们需要更多的私人时间，忽视了家庭、工作和正常的性活动，从而导致社会功能异常。

二、存在借助网络推进政治的趋势

印度政府也在借助网络推进政务。

在印度最穷的比哈尔邦——该邦生产的最高级的产品仍然只是水泥，为了改善社会治理，2012年，首席部长库马尔实行了“开放日”，规定每周一为开放日，市民可直接向他请愿。他把办公桌设在露天的院子里，市民一个个递上他们手写的投诉书。每一份投诉书会分配一个编号，并在网上公示办理进度。对此，英国《金融时报》调侃道：首席部长能解决此类争端，这有点像在封建时代——但这至少是有网络的封建时代。

迟至2013年年中，为备战2014年印度大选，很多政客和候选人自己开了推特，来表达、传播自己的政见，以此为自己支持的党派造势。不过，报纸等传统媒体仍是政治斗争的首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自由而活跃的言论与井喷的报业产生了共振效应。印度的报纸头条频频用国会或政党间争议的议题和各种腐败大案来吸引读者的眼球。特别是在大选期间，报社更是忙得不亦乐乎，而各政党也会利用报纸发动竞选，报纸成为一个异常重要的舞台。根据印度发展社会研究中心的调查，在政党竞选中，报纸依然是媒体平台里的中坚力量，有29%的选民使用报纸获取新闻。

另外，印度政府也注意解决城市与农村存在的“数码鸿沟”。在世界很多地方，这种鸿沟将有机会接触先进技术的人和没机会接触的人无情地分隔开来。印度的“数码鸿沟”也非常严重。在印度，72．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普及互联网服务成为印度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信息服务普及化原则，印度政府也致力于缩小因为贫富差距悬殊而带来的数字鸿沟。为了增加农村和边远地区的电信普及率，发展农村和边远地区的通信设施，缩小这一数字鸿沟，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为在印度农村公民中拥有个人电脑的家庭现在仍然是寥寥无几，互联网接入点的有效性是在印度农村提高互联网使用率的关键。同时，有针对性的服务和内容也同样需要供应。^[8]

三、“需防‘恶棍’操控新媒体”

印度是一个极具多元化的国家，以宗教与世俗社会之间的相互宽容而闻名于世。但是，各民族和宗教间的紧张关系仍在暗中酝酿着。这样的社会情境，使普通民众容易听信谣言。而利用短信和网络视频煽动民众恐慌情绪的做法已令印度当局深感担忧——社交媒体监管松懈一直是印度社会的一个软肋，滥用社交媒体散布虚假信息曾引发多起严重的公共暴力事件。

2012年8月，印度发生了来自东北部地区的居民，包括外来务工人员和学生，从南部和西部几个大城市大规模逃离返乡的风潮。从8月上旬到中旬十多天时间里，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海得拉巴、金奈等大城市和西部城市浦纳的火车站挤满了准备返乡的东北部人，许多人席地而睡，盼望着能登上拥挤不堪的列车，情形如同难民潮。长途跋涉中，不少人在事故中受伤，甚至有人死亡。

事后调查证实，印度这次大规模东北部人逃亡返乡的悲剧，与造谣者利用了社交媒体和手机的便利平台有关。谣言称：班加罗尔、海得拉巴等地的穆斯林居民打算在斋月结束后对东北部人进行袭击，以报复7月以来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发生的当地土著居民与来自孟加拉国的穆斯林移民之间的流血冲突——阿萨姆邦博多部落居民与穆斯林移民间爆发的冲突导致约90人丧命，约40万人无家可归。

对此次谣言造成的灾难，印度内政部及其下属情报部门官员称，印度经历了“第一次网络战”。至于始作俑者，印度的第一反应是认为巴基斯坦在背后操纵了这场“战争”。但这一指责很快遭到驳斥，印度官员随后偃旗息鼓，没有提出更多指责。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印度相关部门认为，谣言的传播源除了一些网络肇事者、煽动者外，也包括印度国内的印度教右翼势力，他们企图在东北部人和穆斯林之间制造冲突并从中渔利。

至于谣言的发酵过程，调查官员认为，手机短信和社交网站客观上方便了这一谣言的传播。许多人在收到有关谣言后，通过短信和网络一传十、十传百。谣言每经过一次传播都被添油加醋。许多谣言还配有被加工篡改的恐怖血腥照片，因此在短短几天内让数十万在异地打工的东北部人产生极大恐慌。他们丢下工作，拖家带口地争相前往火车站逃离。

2012年9月8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新德里召开的一次高级警官会议上警告，社交媒体的使用会恶化不同民族和宗教间的对立形势，不要利用社交媒体加剧各民族间的紧张关系。他说：“我们需要充分了解那些恶棍是如何操控相关新型媒体的，并制定策略用以反抗通过这些新手段制造的宣传攻势。”事实证明，这些警告没有发挥作用。2013年9月7日，北方邦穆扎法尔纳加尔地区发生导致超40人死亡、数千人逃离家园的骚乱。印度警方的证据显示，一部由人民党议员索姆上传至社交媒体的伪造视频，正是这场骚乱的催化剂。结果，9月23日，印度总理辛格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印度各级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措施管控社交媒体，想办法阻止社交媒体的滥用。

树必自腐而后虫生。西方殖民者在印度期间使用“分而治之”的手腕，导致印度独立后依然存在种族冲突的土壤，各种矛盾十分复杂，社会缺乏凝聚力，这是民众容易听信谣言的重要原因。同时，印度东北部居民本来在种族、文化和生活习惯上与印度其他地区居民有很大差别，他们中不少人对印度主流社会没有认同感，也是造成这次逃亡风潮的原因之一。

然而，无风不起浪，如果没有手机短信和社交网站的推波助澜，谣言不可能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在大范围内得到传播，也很难引发这样大规模的恐慌和逃亡。由于互联网普及程度还比较低，印度人最普遍的联络手段就是手机。近年来，手机已与互联网融为一体，这次发源于互联网的谣言被直接传到手机上，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煽动性。故而谣言一旦通过手机传播，很容易引发恐慌。

当时，为了遏制谣言通过手机短信和社交网站进行迅速传播，阻止其散播为紧张局势火上浇油的煽动性资料，印度政府曾关闭或屏蔽了250多个传播谣言的网站，这些网站有些设在印度境内，有些则远在中东和北美地区。同时，政府也曾强制执行为期两周、禁止群发短信的命令。

实际上，印度政府对手机短信和互联网在传播谣言、煽动恐慌方面的作用早有警惕，并在一些地区采取了防范措施。例如，在实施特别安全法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就经常屏蔽手机短信。但印度的手机和互联网运营商大多是私营公司，而且印度在制定有关手机和互联网安全管理的法规方面也进展迟缓，因此政府对不良和有害手机短信和互联网信息的管控权力受到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