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民族国家

晚清帝国接受了两个描述自己的词语China和empire。China这个外来名字相当于中国，而欧洲人的empire概念可译为帝国，即有皇帝的国家（emperor-state），如日本人所译的那样。反过来，“中国”按字面译成英文就是Middle Kingdom或Central State（中央之国）。由此，中国统治者脱离了传统儒家所强调的思想，即王朝统治者是上天的儿子——“天子”，是普天之下——“天下”——的主子。既然被称为大清帝国，清廷也逐渐承认清朝中国与欧洲帝国，如大英帝国是对等的，虽然不完全相同。由于后者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作为其对等者的中国的地位也是令人尊敬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名称的改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中国的历史叙述而言，作为几个帝王国家之一的“帝国”概念意味着可以把清朝与战国（前403—前221）群雄之一相提并论。〔1〕当时，开始研究欧洲诸国的学者们就用“战国”这个词汇来描述19世纪的欧洲。不论是否属实，按照这种分析，最终是否会导致某种伟大的统一并不清楚，但西方列强已经建立起交往规则，并作为国际法介绍给了中国。正是在这些新的规则之下，中国进入一个你争我夺的列强世界当中。〔2〕

与此同时，满族精英和他们的汉族官员仍然坚持中华文明过去是中心，现在仍然辉煌而独特。借由这种方式，一方面，他们头脑中仍然保留着含糊不清的“中华”“天下”的文化理想；另一方面，又公开把清朝视为中国或帝国。“中”这个字强调了文明和国家的核心地位，但当中国也是一个“帝国”的时候，China——一个帝国的名称——就变成了“中华帝国”。这个名称不一定是永久性的，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成为一个与欧洲帝国相对等的帝国以及世界霸主之一，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对此，清王朝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它从中看到的是一个扭曲的“天下”——一个没有“天子”作为中心的“天下”——而这会危及其生存。

把自己与那一历史阶段的西方帝国等同起来，也带来一些后果。像英法这样最强大的帝国不同于过去的封建帝国，它们已经从全球贸易帝国演进为民族帝国（national empires），即同时亦为民族国家的帝国。把清朝与这样的民族帝国相比较，不禁让每个人——不止是被满族统治着的汉人——想起清朝皇帝是汉人的明朝的征服者。

如果拿当时的满族人与在印度或其他地方的英国人、印度支那的法国人，以及东印度群岛的荷兰人相比较，清朝说到底也是一个民族帝国，它以汉人的大多数，成为蒸蒸日上的满族臣民。当然，到19世纪，大多数满族人的汉语和文化价值观已经与汉人难以区分；中国的大多数汉人也对满族人变得习以为常了，认为他们跟自己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对那些到西方帝国去工作和居住在那里的汉人臣民，以及那些去过海外的学生和商人来说，满汉之间的殖民关系显而易见。他们在海外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清晰地意识到那种由现代国家所培养的民族身份感。许多人开始认为这种民族身份是满族人统治的清朝所拒绝承认的。〔3〕

于是，民族和民族身份的问题凸显出来，并成为反抗——先推翻满族统治继而反对帝制国家本身——的合法性根据。正是由于这样的情境，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不管他们是汉族还是满族，从对中国的传统用法到作为一个民族的用法的转变，即便不是极端令人混乱，也是件麻烦事。如果按照西方民族帝国类推，满族的统治者和官僚在他们彻底失败之后就得回到满洲的地界去。我们知道，这并没有发生，因为大部分的满族人已经接受了汉人的文化价值观，并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更为广大的中国社会。另外，由于允许北方的汉族农民开垦满族人的土地并在那里居住，满族人已经无乡可回。20世纪早期，当汉族民族主义者认识到欧洲对民族的定义具有领土含义时，他们很快就转而谈论“五族共和”，即汉族和满族，以及蒙古族、回族（穆斯林）和藏族同在新的中华民国之内。

于是，1912年的革命领袖面对的是一种新的现实。人们一直拿清朝的疆域与那些民族帝国的疆域相比较，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都坚持他们不是中国人，这就使人很难忽略这样的比较。他们在文化上的区别是明显的。他们不愿将他们对清朝皇帝的封建关系，变成一种不同的对汉人国民党政府的效忠，这并不令人惊讶。变化的关系反映了在西方编制的清朝帝国版图上一直被强调的，将中国十八省（China Proper，主要是那些明朝统治的地区）与诸如东北、蒙古、新疆（在1882年成为中国的新疆省）及西藏区别开来。这些地区大部分被满族统治者在18世纪征服过，或被引导接受与后者的封建关系。

1911年后，中华民国被分割开来，许多人把它视为军阀割据下的一些小半殖民地的拼图，这些军阀从各个列强那里寻求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不过，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领导者坚持其帝国从清朝承接而来，清朝的所有土地都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尽管日本和俄国对分裂东北和蒙古野心勃勃，但中国的外交官还是利用外来各民族帝国之间的利益制衡，保持了中国边疆或多或少的完整性。唯一的例外是，外蒙古最终在俄国人的支持下脱离了中国。这一损失对中国领导者是一个惨痛教训，之后他们更加致力于维护领土免受外来侵犯。年轻的中华民国不得不奋力救亡图存。从蒋介石到毛泽东，采用了不同的战略和意识形态，中国最后几乎实现了完全统一。1945年后，由于取得联合国成员资格——起先是中华民国，然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论怎样，中国被正式承认为一个民族国家，像其他所有民族国家一样。

从帝国变为共和国，或者说从帝王国家变成民族国家，开始只是一个名称的变换。但民族国家是一个新事物，在中国历史中没有根基。“民族”这个词——翻译为nation——的使用并没有使问题变得容易。在当时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境下，“民族”这个词太接近种族及其所有衍生概念的词。此后，不论是政客还是文人，都殚精竭虑想要厘清“民族”的含义。〔4〕民族主义者接受了20世纪国际法及其实践中所使用的命名法，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背离这一命名法并非国家利益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帝国走到终点，反帝国主义成为一个流行口号，民族主义者们期望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只有民族国家是合法的。日、英、法、荷之类的帝国被废除，各帝国的国民都回到了故国。只有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满族统治精英们没有自己可以返回的民族故乡。1912年之后的30年，至少在纸面上，分裂的共和国宣称绝大部分清帝国领土属于其现代疆界。

由于冷战，公众注意力转向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虽然这两大权力采用不同的意识形态假设，却都一致反对帝国的概念。在争霸竞赛中，这两个国家都使用诸如自由、解放和平等之类的词语，但是含义不同。就这样，在几个武装联盟的表象之下，他们掩盖了由冷战所催生的“冷战帝国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追随苏联的政策，将自己界定为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但是，就像苏联承继了沙皇俄国的疆域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可能摆脱其帝国的源头。用当今世界历史框架的术语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视自己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当其他国家为自身利益挑战中国疆界的完整性时，它们还是会指责它的帝国历史。那些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人发现，这是一件迫使中国人采取守势的有力工具。这个国家中人数较众的少数民族也诉诸文化差异，认为他们的文化受到了汉族的威胁。

在中国，时至今日，几代学者一直在讨论“民族”、种族和国家问题，各种各样的观点大多来自他们对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解读。然而，从国家（state）的观点来看，中华民国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选择了将问题简化的做法，将在他们各自认定的边界范围内的所有人都视为中华民族，一个由所有民族群体构成的中华民族。〔5〕

不过，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帝国国家的观点并未消失。尽管现代帝国在20世纪起起落落，但现在很清楚，帝国的观念仍然是一个现实。近年来，在西方一直存在着反对邪恶帝国的呼声，也存在着为某些所谓相对温和的帝国作辩护的声音。现在，帝国又被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人们可以说美帝国打败了苏联帝国，它现在还准备阻止对其构成挑战的其他帝国的崛起。如果看亚洲，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已经成为其关注的目标，尤其是在把它视为一个幸存的和复苏的帝国。在亚洲其他地方，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帝国传统，它们已经对建设新的民族国家的努力投下了阴影。它们的经历还近在眼前，未来的发展也并不清晰，但是关于帝国制度重新出现的观点，我们已经不能视而不见。

大部分的帝国研究描述和讨论的是过去5000年来帝国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但事情看上去有点虎头蛇尾：在冷战结束九年之后，亚洲人为欧洲最小、寿命最长的帝国的终结而欢呼雀跃——葡萄牙人在澳门待了442年之后，最终于1999年撤离。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数十年前就已经欢庆帝国时代的终结，所以1997年香港、1999年澳门的权力交接仪式比轻歌剧还要多一些娱乐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人们可以说，这是亚洲反帝心态的一个恰当的尾声。

今天，大多数亚洲人已经受够了帝国，根本不想看到它们再回来。没人预料到，在2001年纽约世贸大厦遇袭的心灵创伤之后，美国会重新翻开帝国之书。更令人惊讶的是，现在的帝国研究包括了对美国作为一种可能的新型帝国的延伸研究，而后者给自己布置的一个任务就是预防其他帝国的重返。那个在18世纪末建立起第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老殖民地，已经因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多次的帝国企图而双手沾满血污，但在许多别的殖民帝国的臣民眼中，它却正当地代表了对旧帝国的肢解。那么，当美国与帝国概念发生关系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是否一直都弄错了帝国的历史呢？

历史上有不同的帝国版图和各种各样的帝国。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的帝国历史中的三个例子，表明了亚洲帝国权力不断变化的本质。第一个是本土原有的，很早以前就在中国和马来群岛建立起来。接着是16、17世纪的远程海上帝国（long-distance maritime empire），它们先是受君主制的政体的支持，继而由贸易公司来组织。后来，到18世纪末，贸易帝国演变成现代民族帝国。帝国的这三种传统相互交叠达数个世纪，而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三种传统是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在亚洲相互交错的。正是在这种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现在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主题。

在亚洲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想到1937—1945年间日本人试图建立的那种帝国再也不会卷土重来，这是令人欣慰的。然而，这更像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们现在看到的帝国虽然更加微妙，却依旧是可能的。当然，人们在很宽泛地使用“帝国”一词，不仅用于政治实体，也用于商业、金融、传媒和文化帝国。在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这样的词语中，也包含着含混不清却又相互关联的概念。这里不是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但这些就是事实上的帝国的实例，它们展现了人们熟悉的帝国的政治权力和影响。

从20世纪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纪始于中国的帝国模式劫后余生之时，之前中国在与列强的战争中惨败，最终以1900年8月联军攻占北京画上句号。至于马来群岛，当菲律宾群岛本地的反抗将西班牙人赶走，而葡萄牙人紧抓着两块小的飞地澳门和东帝汶不放的时候，早期的现代伊比利亚帝国已经度过了一个转折点。东印度群岛的荷兰挣扎于充当英帝国和法帝国的一个小型版本。与此同时，一个依照英国模式产生的新的帝国在这一地区获得了海军力量。作为一个前殖民地和一个新兴民族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犹豫不决地向太平洋地区挺进，声称要赶走西班牙殖民者从而进驻菲律宾群岛。

在亚洲，日本没用太长时间就开始学习西方，并对英国这个西方唯一的全球性帝国提出挑战。在充满变故的半个世纪中，各个帝国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转变。令人震惊的是，这一帝国黄金时代是多么的短暂。到1945年，人们已经很清楚，19世纪的各民族帝国已经难以为继。20世纪余下的后半世纪的去殖民化过程，要使这一地区迈向一个新兴独立国家的纪元，而其中许多这样的国家必须拼尽全力，以避免沦为失败的民族国家。

帝国的观念被转换成为一系列的国际实体。英国在以英联邦的名义界定其先前的殖民地和领地时，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灵活性。法国人则尝试采用与此类似的法兰西联邦，以及后来的法兰西共同体。这些衰落的帝国在卸下自身的帝国负担时，施展了聪明的政治手腕。但是在这些努力中，没有哪一个实现了英法本希望达到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在于，两个新的帝国——或类帝国的权力中心——在美国和苏联崛起。在差不多50年的时间里，它们之间的生死搏斗压倒了所有别的渴望。

虽然现代帝国的光环正在褪色，大多数亚洲人也乐意看到它们的终结，但历史书中仍然保留着另一些帝国观念。例如，中国的一些历史著作仍然在理想化中国的帝国文明，即便已经指出其制度的最终失败。同时，爪哇和马来的政治领导人也向人们谈起他们过去的帝国，特别是室利佛逝（Sri Vijaya）、满者伯夷（Majapahit）和马六甲（Malacca）帝国。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因为那些将自己从帝国主义怀抱中解放出来的人们不得不容忍帝国主义权力的某些因素，正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所展示的。另外，还有英联邦的伪善伎俩，以及英国人在香港的最后设防——处心积虑的帝国秩序在那里将去殖民化过程拖延了好几十年。

因此，20世纪的亚洲可以说一直生活在帝国的阴影之下，而这些阴影有不同的形式。其中最广泛存在的形式，就是取代了殖民国家的无所不在的民族国家。它们并非仅仅是帝国的最终产品，而是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潜在的竞争与紧张状况背后的新的推动力。也许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即因帝国的终结留给世界的这些大小各异、强弱有别的民族国家，在条件允许或需要的时候，如果不是建立起其自己的帝国的话，有可能成为未来帝国的组成部分。

帝国的阴影，一方面承载着早期传统的影响，一方面也弥漫于新的国家中。从大英帝国的这一地区，产生了马来西亚联邦。不过，马来西亚人最初的试验失败了，新加坡脱离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人们预期这些新国家都会向宗主国即大英帝国学习。而权力转移的不寻常特征在于，新国家应该是民主的，是有普选权的。这一点为大多数民族主义领导者所接受，只是在有的地方是很不情愿的。新加坡的主要种族是华人，但是其领导人致力于多文化民族的理想而采取了政治上的克制。马来西亚的主要群体是马来人，还有庞大的华人和印度人等少数族群，大家都满怀希望地要建立新的国家——成为鲁伯特·爱默生（Rupert Emerson）所谓“从帝国到民族”的转变过程的一个范例，然而这并没有妨碍马来亚民族主义领导者不仅乞灵于民族国家，还乞灵于马六甲帝国的遗产。〔6〕

至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的声音中提到了以爪哇为中心的满者伯夷王朝的复兴。虽然那一王朝历史现在已经隐匿无声，但是使构成新民族国家的群岛领土汇聚起来的深层传统仍然极富号召力。更近些时候，穆斯林社群的首要传统——以古老的哈里发国的复兴野心为代表——已经改头换面，它可能标志着对前伊斯兰王朝（pre-Islamic empires）——如室利佛逝或满者伯夷——遗产的一种挑战。〔7〕而在这背后，全都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版图的遗产，从苏门答腊北端一直延伸到新几内亚岛（伊里安查亚）的西半部。总之，调和帝国传统与新民族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一个艰巨任务。

至于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有机会统一中国，但是有什么东西是他们可以借以建设新国家的呢？他们只有旧帝国的残余，不管是清朝的，还是欧洲的或日本的。难题必须面对。对于中国人来说，民族国家是唯一可以采用的模式吗？还有另外的选择吗？四年之后，国民党在对共产党的内战中失败。从那以后，一个不同的帝国阴影——在东南亚的共产主义帝国的阴影——成为人们猜测的主题，而中国就是被恐惧的对象。人们要如何将苏联的这一踌躇满志的冷战伙伴与旧时的帝国相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政府反过来又受苏联帝国的阴影的控制，后者利用国际主义的修辞来为其对中国的干预进行辩护。

重要的是，像美国一样，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采取了强有力的反帝立场，始终支持世界各地反殖民和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和运动。冷战双方所制造的阴影是两种意识形态帝国的阴影，双方都力图赢得刚刚获得解放的人们的拥护，而这些人都以为他们将成为自己民族国家的主人。修辞既具误导性，也令人困惑。亚洲新成立的国家是否仅仅是从一种帝国换成另一种帝国呢？难道他们摆脱强硬的地域帝国仅是为了承受温和一些的帝国的阴影吗？最后，这些会以一种新的帝国的形式出现吗？它会跟以前的帝国一样强大，甚至更强大吗？

以上所述的亚洲帝国传统——本土帝国的传统、商业帝国的传统以及现代民族帝国的传统——有助于我们探究现在和将来的帝国阴影。这些传统对现代的发展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呢？

东亚和东南亚的本土政体包括了几个现在已经被确认为帝国的国家。中国的那些帝国是不会被弄错的，虽然中国的历史记载认为并没有什么帝国传统，但中国实际上经历了几种不同的帝国。第一种，据称持续到公元前3世纪，大体上是封建的，是中国北方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商朝和周朝只是在回顾中、在名义上算是帝国。但接下来的第二种，秦朝和汉朝就是中央集权的帝国了。它们统一了中国北方各政权并向南扩张到南海。这个帝国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末，是儒家帝国国家的原型。第三种帝国，受到来自北亚和中亚的部族联盟的强大影响，将权力结构与佛教的王权观念结合起来，统治中国北方不同地区长达200多年之久。与此同时，佛教理想也被引入已经迁都到南方的汉人王朝。他们丰富了在公元6世纪的精英中间重新复兴的儒学，并最终帮助新一代的儒家官员在北魏和北周重新取得政治权力。

公元7世纪，本土的统治观念与佛教的统治观念相融合带来了唐朝的繁盛。汉化的门阀世族及其精英支持者大部分是汉人与突厥人的混血儿，在公元581年隋朝奠基者重新统一中国之前的分裂时期，他们对一种新的中国文化身份的界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8〕即便当中央集权遭到始于公元8世纪中期的叛乱、入侵和内战破坏时，那一结构还是有弹性和复原力的。从那以后，大约400年的时间里，从唐朝的覆亡，到五代的分裂，再到南宋的衰微，没有一个独立的权力结构能够重拾唐朝所建立起来的基业。直到公元13世纪，蒙古人给中国带来了另一种大陆帝国，它不仅吞并了别的征服者王朝如西夏和金，还吞并了曾是新儒家国家的宋。虽然元朝这个庞大帝国对中国的统治只是从1279年到1368年，但是它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结构，使其后继者明朝在14世纪下半叶能够将它与新统治者力图复兴的汉唐制度结合起来。〔9〕1644年之后，这种混合结构得到了征服者的进一步加强，这些征服者来自长城外的森林、草原和沙漠，他们后来将帝国一直向西扩展到更远的中亚。这个清帝国结合了满人、蒙古人和汉人的世界观，在18世纪后半叶达到其权力的顶峰。不过，到19世纪，它遇上了来自海上的更强大的现代民族帝国。

中国内外的历史学家都经常强调中华帝国的一脉相承（oneness）。1911年后中华民国的大多数中国人也都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新国家符合一贯的连续性，特别是追根溯源到中国古代文明的时候。它为联合中国境内的各种各样的人提供了一幅鲜明的图景。但是，我们不能把与古代文明的联系混同于拥有一个单一的帝国传统。如上所列，在14世纪之前，中国有好几种传统。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明清两代对1911年之后中国与西方列强及现代进步观念的纠葛最具相关性。

最相关联的主要有四点。首先，明清两代重新确定了其大陆取向，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是内向的。这使它们与主流的话语不一致，后者强调的是过去五个世纪中海上的全球化过程。即使汉族人口的大部分居住在中部并向南和向东流动到沿海地带，帝国面临的威胁也始终在北方和西方，最近的对手是俄罗斯的哥萨克和穆斯林－突厥。19和20世纪，英、俄、日野心勃勃于前，苏联（在中亚）虎视眈眈于后，成为清王朝的心腹大患，也是国民党衰亡的罪魁祸首。1990年苏联的终结令人稍松一口气，但是由于印巴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以及美国试图在这一地区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今天的中国仍然对来自北方和西方的——靠近新疆和西藏——新的威胁保持警惕。简言之，这一关键特征提醒我们，历史上横贯大陆的阴影，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仍然存在。

第二，从15世纪开始，在大约400年时间里，大部分时候明清两代都正式禁止海外贸易关系，并不鼓励同海上政体建立国与国关系，这也与当前的历史叙事相对应。中国人的传统是将其他政体大致置于一个朝贡系统中，后者最初是为中国国内的用途而设计的。〔10〕它作为一种管理帝国安全与外交的手段，支撑着统治者之间的封建关系。当武装起来的欧洲商人于1500年之后到来时，事实证明这套系统对中国在东南亚港口和王国中的地位并没有什么帮助。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被海上贸易所吸引，但是明清的帝国政策阻碍着他们的活动。官僚们极力禁止任何一种商业阶级的出现，认为那会冲淡人们对以农为本的社会组织的信念以及对农耕产品的依赖。这样，对于东南亚而言，一个新的商业时代业已经来临，而中国却是对之冷眼旁观。这没有给满清官僚带来什么困扰，他们到18世纪末仍然表现得傲慢而自以为是。〔11〕但是这表明了古老的帝国是如何无视来自新型帝国的有力挑战的。

第三点也将中国历史边缘化了：一个在陆上所向披靡的帝国轻视了建立强大的海上防卫的必要性。清朝官员甚至都没办法计算别人的海军力量，更不用说调集资源建立一支中国海军了。〔12〕他们对海上强国是如此愚昧无知，以致无法预知在英法海军那里吃败仗，后果会有多严重。相反，他们耗巨资去维持在帝国范围内以及西部边境上极不稳定的陆上业绩。他们对陆上作战驾轻就熟，而当清朝官员认识到海上失利才是致命的弱点时，悔之晚矣。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了海上防卫的必要性，却发现他们所采取的任何补救其致命弱点和建立强大海军的行动，都会被人用来证明：一个新的中华帝国在崛起，并准备向海外扩展其力量。〔13〕

第四点则把中国从边缘拉了回来：承诺对快速全球化的世界给予一个强有力的文化的、最终是政治的回应。儒家士大夫统治的结束使中国打开大门，面向世界经济、现代科学、至高无上的法律系统以及其他的政治文化。凭着令人惊异的活力和决心，中国人已经走过了混乱而动荡的叛乱、革命和改革不断的时代。建立现代国家的需要在继续挑战着中国土生土长的和从苏联引进的管理传统的残余。前面还会遇到各种考验，但是借鉴别的制度的做法正在得到积极的探索。总而言之，各级政府大量的努力和试验可能会产生某些切实可行的结果，有望增强中国重建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的能力。

在这一地区的其他地方，东南亚早期的印度教—佛教国家被人拿来与帝国相比较，但实际上它们对别的政治结构非常开放。这种开放性使得它们易于接受现代帝国时代的民族国家观念。今天教科书中提到的帝国包括大陆上的吴哥王朝（或真腊高棉）和暹罗王朝，以及列岛上的室利佛逝、满者伯夷和马六甲王朝。越南的统治者是向清朝皇帝朝贡的，但他们使用自己的帝国修辞，虽然这是从中国人那里改头换面而来的。这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术语意义上的帝国是多么有弹性。虽然这些王国和君主国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叫帝国，但他们都是接受别人朝贡的国家，有一些又反过来向中国朝贡。

葡萄牙人在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并串连起一个贸易帝国，蔓延至广阔的海域，与其本土帝国相并存。接下来一个世纪，荷兰人在马来群岛创造出类似的东西，也以损害当地的帝国为代价。既然马来王朝和爪哇王朝在葡萄牙和荷兰统治时期并没有消失，那么，说马六甲是葡萄牙殖民地和巴达维亚（Batavia）是荷兰殖民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帝国的名称改变了，他们的中心也搬离了，但是他们的传统、主张和期望，乃至他们的核心精英，都可以追溯至相同的源头。在强调中心可变动的传统中，一个王朝的中心可以变成另一个王朝的边缘而仍被视为后者的领土；在受到威胁或被打败的时候，旧帝国也可以找到新的中心来重建和保卫自己。

因此，列岛上的王朝都有它们自己的特点，它们的关键特征在于流动性和包容性。奥利弗·沃特斯（Oliver Wolters）专门给它们起了个名字。关于室利佛逝的几个首都——它们是后来马来亚的几个首都的前身，既有半岛上的，也有遍布爪哇海的——有一些故事，受这些故事的启发，沃特斯避开了习惯上对附属国和卫星政体的关注，而对南亚的曼陀罗政体（mandala polities）的概念进行了类比。他的分析富于启发，但无损于这一事实，即其基本的框架是独一无二的帝国的框架。〔14〕简言之，东南亚的诸帝国互不相同，并且也不同于中国和欧洲的帝国。他们当中有一些消失了或者采取了别的形式，另一些则设计出它们自己的生存策略，要么成为欧洲的殖民地，要么成为半君主的被保护国。

在这里并不适宜讨论“帝国”的语义学。这个词包容性很强，对它的使用也可延伸。对于海上的东南亚来说，核心在于流动性。扩散的国家结构使得这种流动性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必需；这种便携式制度体系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它们建立在海上贸易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制度看上去温和而可塑，但是它们依附于轻易搭建的、灵活的框架，因而人口、系谱和经济表现就比其位置和寿命更重要。一个港口城市的丢失是可以替换的，圣地也可以在别的地方重新找到。显然，相较于其他地方更稳定的帝国，这是不规范的，但是这种策略贯穿于欧洲扩张的头几个世纪。

大陆上建立的以陆地为基础的帝国就没有这样的灵活性。印度教—佛教的高棉（Hindu-Buddhist Khmer）和印度化的占族（Hinduized Cham）确实不时地更换它们的中心，它们的纪念碑更加宏伟和永恒，受到人们狂热的护卫。与此类似，越南人来到南方，拿下占城，采用了中国人高度结构化的王朝国家模式。他们也为帝国的庄严伟大而定居下来。至于湄南河和伊洛瓦底河谷中继高棉和孟王朝出现的暹罗人和后来的缅甸人，在扩张各自的领土时，他们所做的还是加固每一个新城。〔15〕这样，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海上势力，他们不会那么脆弱。

无论如何，西方势力从马来群岛获得了它们想要的东西，并且在200多年时间里没有去挑战大陆上的帝国。只有一种全新的帝国才能攻破后者的城墙，这种新型的帝国最终在19世纪欧洲的英法两国发展起来，它们是高度工业化资本主义的产物，同时资本主义也需要它们以势不可挡的强力，将这些本土帝国变成新的民族帝国的被征服国。暹罗是例外，那只是因为它能利用英法之间的利益矛盾。事实仍然是，那些不时改变形式与体制的帝国平庸无奇并执着于它们的领地。对今天来说新鲜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而亚洲领导者们已经用它取代了早先的帝国。关于民族国家可与任何大国平起平坐的观点新鲜而富有吸引力。只是，是否每一个新国家从此就会身处一个没有帝国的世界呢？这还不确定。

作为现代帝国主义源头的远程商贸帝国的故事，是同现代西方的兴起一同发生的，而且已经被翻来覆去讲过很多次。〔16〕这些帝国最初是通过贸易公司和王室资助建立起来的，到18世纪末为西欧强大的民族国家所取代。一种独特的变革，最终创造出了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对这些海上帝国来说，最关键的过程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新兴帝国最让人震惊的是，它们终结之后重返家乡，又重新变成了民族国家。这种撤退返乡不是亚洲本土的帝国所能体验到的。它们的精英统治者在成为殖民国家的臣民之后，留待他们的是不得不在此疆界内重建民族国家。于是，在后帝国主义结构中，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为必须赢得他们的少数民族——无论是当地的还是外来的——的任务而焦头烂额。

在中国，汉人面对的是不同的过程。孙中山及其国民党在1912年还不能只是举起共和旗帜就把中国变成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他们面对的是西方列强，这些列强将中国视为一个垂死帝国，可以被分割为好几个民族国家。对这些列强而言，清帝国包括中原地区，也包括其他部分，可以因它们的支持而变成好几个民族国家。当然，与海上帝国不同的是，绵延相连的领土更难以分割。英国从印度往北窥伺，俄国从西伯利亚往南觊觎，它们相互挑战以求从中国争夺领土，两者之间的僵持挽救了西藏和新疆，使其免于被分割出中国。与此类似，英法之间的利益敌对也使得云南省能保留在中国境内。俄国人最终帮助建立起了蒙古共和国，而日本人对台湾岛的殖民导致了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分裂，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幸运的是，俄日之间的对抗最终使得东北幸免于被永远割离。

中国确实允许与东南亚港口和王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但这种关系是通过朝贡系统起作用的，即费正清（John K.Fairbank）所谓“中国的世界秩序”，这意味着它不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帝国类型，而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帝国类型。当然，大多数人都视清朝的中国为另外一个帝国。有趣的是，即便在民国之后，这一帝国历史看上去依然还活着。尽管中国已被正式承认为一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还是有很多人因这一历史想说明未来的中国威胁。

最近，人们因郑和远航至印度洋和东非海岸的600周年纪念又想起了这件事。这一航行不仅扩展了朝贡系统，而且代表着历史上航程最远的海军力量的展示。我们看到，30年之后，到1435年，中国就再也没有表示出对海上事务或远洋关系的任何兴趣了。从那以后，中国剩下的只是一支打击海盗的海军力量。中国沿海确实发展起了与日本商人的贸易合作。探险者及创业者们，如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成功，其所拥有的私人海军力量，使得台湾能够从荷兰人手里收回，后来也是同样的力量帮助清王朝攻克了这个岛屿。但是，接下来再没有什么后话。〔17〕当欧洲军队占领了一系列东南亚港口时，清王朝满足于拒绝给他们在中国沿海的贸易权，只对他们开放澳门和广州这样的港口。〔18〕

中国绝不是一个能变为民族帝国的商业国家。演化为新型帝国的是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它们野心勃勃地与寻求“基督徒和黄金”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相对抗。贸易和灵魂的双重使命是从圣战精神中获得启发的，而那一承诺所保留的意识形态亚文本也支配着在美洲的欧洲殖民者。这正是一个帝国的主题，它希望成为普遍而持久的。要将真理带给那些不幸的当地人的使命，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众所周知，对荷兰和英国而言，特别是对于那些绕过东印度公司的个体商人来说，黄金可比基督徒重要得多。我们可以说，紧随英国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帝国寻找的是市场、原材料以及最终对领土的控制。为了满足其工厂不断增加的需求，英国比历史上任何其他商业帝国都走得更远。很明显，新的帝国主题改变了帝国的本质。于是英国在印度承担起更大的陆上责任，而为了东亚的海上控制权，它们在中国的茶叶和鸦片生意最终制造了开战的借口。

不管是在市场、矿场还是种植场，从商业冒险到工业需求的转变，并不像英国和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这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国家对抗那样富有戏剧性。当英国人在海上战胜法国人之后，两个民族帝国在全球范围内将它们的领土连接了起来，成为一个世纪后冷战中的超级大国形态的先驱。借民族骄傲和荣耀的包装，英法两大帝国成为欧洲大陆兴起的其他民族国家的典范，并且最终也成为美国、沙皇俄国和日本的典范。

什么是民族帝国？显然，在有民族国家之前是不会有这样的帝国的。这种新的帝国主义，如霍布森和列宁所论，是在工业帝国主义基础上强大起来的，但是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民族扩张的强烈要求和政治、科技乃至文化和种族优势的诉求。关于民族国家的革命性的观念，为其公民们提供了一个超越商业竞争的更高的目的。民族骄傲和荣耀越来越成为影响帝国建设的要素。到19世纪，英国的民族热情击败了法国人，然后是德国人、俄国人和其他对手。英国人的印度帝国是对其他野心勃勃的强国的挑战，如果不是典范的话。这发展成一场由英国人领导的争夺中国市场最大份额的战争。很快，每一个欧洲民族国家都加入了竞赛，力图抢在别人之前攫取尽可能多的东西。

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些情节。大英帝国在其巅峰时期表明，亚洲是现代帝国的全球链条——横跨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三个大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对于正在变成帝国的民族，有两个主题值得关注。一个海上贸易帝国不但造就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而且也塑造了大英帝国民族。这个四海一统的、雄心勃勃的民族在至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持续发展壮大到了无人能敌的地步。他为民族优越性确立了高标准，亦即如下观念：民族国家是建立帝国力量最有效的工具。然后，挑战者来了，因为他们都看到了英国民族国家模式的成功。其中有几个挑战者很快也成为民族帝国，特别是工业化后的德国、美国和日本。连庞大而笨重的俄国也将领土扩张到了英国控制范围的边界，只能被一个更具威胁性的苏联所取代，而苏联不可避免地与俄国的民族野心捆绑在一起。简言之，民族帝国鼓舞了它们的对手把自己的民族国家建设得更强更大。

第二个主题可以表述成如下问题：新的有抱负的民族国家是否拥有在后冷战时代成为民族帝国的能力？自从半个世纪前欧洲列强从东南亚撤退以来，人们就在追问这个问题。先是重新焕发活力的国民党中国，接着是救世主式的共产党中国。在东南亚范围内，受苏联或中国的影响，产生了国际性的革命运动。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反对帝国的观念，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某种帝国形式不会卷土重来，或者新的帝国主题不会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强大的民族国家是美国和苏联（以俄罗斯为核心）。虽然在一些人眼中，一个是仁慈的，一个是邪恶的，但是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在像民族帝国一样行事这方面，两者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它们都使用了温和的修辞，而其可靠与否往往只有旁观者知道。

成问题的是这一种国际体系的性质，它被断言为普遍接受民族国家作为首要政治单位，那么其本质如何？各个国家在面积和力量上相差悬殊，很难相信这一体系能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平等。疲于应对战争与帝国的西欧的例子提醒我们，要避免将来对旧民族国家价值的赞美。影响更大的是由美国提供的增长动力引擎，它已经改变了东亚和东南亚，现在又致力于在别的地方同样行事。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将来会有更多的经济增长。这将挑战英美帝国模式，正如这一模式早先超越了寻求“基督徒和黄金”的初衷，开拓了美洲大陆，并横扫亚洲沿岸一样。还有中国的旧帝国例子，虽然它期望成为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但是还不确定世界将如何接受这个形象。人们可以说英美模式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黄金，因此它会将注意力转向某些价值追求。一个强大的中国仍然是一种新的现象。它得注意不要重蹈覆辙，犯新兴民族不久前犯过的错误。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说明，人们已经吸取了教训。现在中国对国际规范的接受，牢牢地立足于对国家长远的民族利益的考虑之上。

亚洲的新信心有多少，取决于它能从帝国经验中学到多少。亚洲的民族国家仍然努力活跃于世界市场，而民族的力量仍然拥有帝国的潜力。19世纪的欧洲靠的是民族野心，20世纪靠革命冲动来决定其他民族的政权变化，现在亚洲的新兴国家已经不太可能照搬这些范例了。历史已经充分书写了这两个世纪中发生的可怕灾难，警示着这一地区的领导人必须相互合作。